悲剧英雄---崇祯皇帝(关于所谓横征暴敛问题)

对崇祯第四个指责是所谓的横征暴敛,有些人甚至把这个当成了明亡的根本原因。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1、以吴思为代表的传统观点


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税收似乎真的很重。

《明史》中说万历时期就已经因为辽东问题额外增加了赋税

“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83]


而崇祯时则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具体情况如下“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

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83]


有一个叫做吴思的人,更是对崇祯征税的后果,描述的绘声绘色,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他先是把当时主张加征赋税的官员以及崇祯自以为得意的嘲笑了一通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100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皇上还听过另外一种支持加税的分析。崇祯十一年考试选拔御史,一位来自基层的名叫曾就义的知县也说可以加税。他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官不廉洁,如果他们都廉洁了,再加派一些也未尝不可。皇上觉得这种观点很对心思,便将他的考试名次定为第一,又升了他的官。据说曾知县为政廉洁,他的见解想必是有感而发,在逻辑上也绝对正确。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腐败等于一笔额外的重税。假设真能减去这笔“腐败税”,多派一些军饷当然无妨。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2)假如是现在,决策者大概需要追问一些数字,譬如腐败造成的额外负担究竟有多重,有把握消除多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豪强手里,又有百分之几的土地在自耕农手里?豪强们的佃户负担如何?等等。奈何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和他的顾问都不擅长定量分析。

”[84]

只可惜,他这个现代人,大概除了比古人多知道几个名词,来给自己增添一些精神胜利的快感之外,并不比古人高明出多少。当然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严格的说来,他的智力水平可能比起崇祯和那些大臣来还低上几个档次。或许崇祯和他的顾问不擅长定量分析,而他这个现代人却连基本的定性分析都不会做,如几百年前的崇祯嘲笑的那些庸腐大臣一样,只会拾些唾余,而且还是几百年前腐尸的唾余(当然免不了要包装上几个漂亮的新名词,算是创见),还在那里自鸣得意,实堪一笑!至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不妨放一下,后面自然会给予透彻的分析。


他拾的既然是腐尸的唾余,自然少不得拉几个古人做注脚。幸好和他一样聪明的古人真是一抓就一大把。被他拉出来的就有两人,一个是光时亨,一个是蒋德璟。这个两个人的大抵还是那些陈腔滥调,我们也不必去查引原话,就按照吴思所转述的吧,一个说“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另一个则大骂“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只可惜,就这两个他拉来当注脚的货色,都有些拿不太出手。蒋德璟就不必去说他了,至于这个光时亨也可算得上颇有名气。当情势危险,崇祯皇帝和李明睿、李邦华等官员议论南迁的时候,是此人跳出来大骂南迁是邪说,效仿当年于谦怒斥徐有贞的模样大叫“不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85];而当一些大臣商量把太子护送到江南的时候,又是这个光时亨第一个跳出来声色俱历的威胁道“幸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2]p1116就是这个似乎正气冲天、大义凛然、道貌岸然的光时亨,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他第一个跑过去投降,而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却毅然自杀殉国。两下对照自然能说明问题。把光时亨这种满嘴说漂亮话、实则内心卑污不堪的奸劣小人的话拿来当注脚,充门面,这个吴思似乎有些失算,有点自打耳光的嫌疑。


其实我倒是可以帮他多搜罗一些当时人对增收赋税的咒骂攻击,比如后来壮烈殉国的傅宗龙,“初入见,即言民穷财尽,……豤言不已”[71]。刘宗周、黄道周之类名声卓著以气节学问闻名天下的直臣更是成天在说这套东西。


比如刘宗周说

“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上官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节节追呼,闾阎困敝,……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饷,并严饬官方,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86]


黄道周则干脆把杨嗣昌骂成豭狗人枭“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86]

明朝遗民中如彭孙贻的说法也有代表性“兵兴以来,辽饷、练饷计亩日增,民蹙蹙靡所驰骋,嗣昌复进均输之说,以重困吾民。是以胥天下而驱为盗也。”“杨嗣昌险夫哉,一言而亡国”[87]



怎么来看待这些言论,如果说这些古人身在局中,受到各自厉害关系的牵扯,认识局限的束缚,所以思虑混乱,头脑昏聩,议论谬妄。那么后来之人,再审看当时情势,理应能够做个更加清醒理智的判断。明亡后不多久就已经有人能以更理智的态度对待崇祯时期增收赋税的政策了,邹漪说“至以加饷殃民为武陵(杨嗣昌)罪,……后之君子未尝设身处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为定论”[88]。


然而吴思似乎连邹漪都不如,他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却把一些昏聩到极点的明人言论看成至宝,激赏不已,再贴上他自己胡诌的标签,就飘飘然以为有所创见,解决了明亡原因的问题,真是可笑之极!


我们还是来具体看看他究竟是怎么议论的。

“蒋德璟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贼反而欢迎,甚至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请注意这几句话。蒋德璟向皇帝描绘了一种反向的关系:你不是想加饷平贼么?偏偏你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百姓投了贼,饷更没处征了。这意味着一个空头政策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为了表达这个意思,内阁最博学的蒋阁老惹怒了皇上,并且引罪辞职。 ”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与这种矛盾的心理一致,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但不久也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用现代汉语更简明地表达,就是:皇帝也知道征税越多盗贼越多。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100万的时候,这种思维似乎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100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军费,新增加的兵力,还不足以镇压新制造的叛乱。如此描述这个转弯,带了点现代边际分析的味道,明朝人确实没有如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他们显然意识到面前存在一个致命的拐弯。这个死弯在我们2000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命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敌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在我看来,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

”[84]


就这样,他给一种三四百年的腐尸议论,贴上一个“崇祯死弯”的标签,在附会上几个时髦的如边际分析之类的名词,就算完成了他自己的创见,还美其名曰“明朝人确实没有如此清晰地讲出来”,不过以我的所见是,从崇祯开始增加赋税,这种滥调就不知道别几个明人清晰又清晰的重复过。


那么这种分析究竟有没有道理呢?真如这个吴某人所说,崇祯时期增收的赋税已经超过了某个限度,以至于赋税征收的越多,叛乱的就越多,造反的就越多,迎贼的就越多么?


本文内容于 2008-2-28 23:27:54 被大明中兴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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