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法制社会举步维艰的历史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考古成果显示,在一百多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生息繁衍在这片东濒太平洋西岸、西跨世界屋脊的广袤大地上。在黄河、长江各流域的各个著名原始文化,内蒙古,新疆各地的细石器文化,以及遍布华中、华南各地的其他早期文化,或先后继起,或同时共存,显示了中国文明早期所达到的高度成就。但由于历史材料的局限,现在所知道的有较多文字遗存的先进部落,主要生活在黄河流域;由西向东,分别是周和夏以及商部落的先民。他们的文化有相互的影响、继承关系,所以有“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说法。



约公元前21世纪,传说夏禹改变禅让制的传统,将首领的地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启,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诞生。家族世袭的继承制度确立,较完备的国家机构的出现,因此,到了晚一点的时期,稳定的国家政权开始形成。夏朝统治的地域相当有限,主要集中在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中部。



继夏而起统治中原地区的是商朝。在夏统治时期,商部落已经活跃于黄河中下游。约公元前16世纪,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下,推翻了夏朝的末代君主桀的残暴统治。商先民曾经辗转迁徙,直至公元前13世纪商王盘庚时才最终定居于殷(今天的河南安阳),因而商朝又得名殷商、殷朝。当时社会各生产部门都已经成熟,农业发达,手工业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出现了早期的商业活动。货币使用已经有了萌芽。贝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同时,政治也日臻成熟。商朝中后期王权已经极为显赫。以商王为核心,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备的官制。除了商王室直接统治的区域外,由于王室强大,四方“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各地向商王朝上供的邦族达到了两百个以上,并且对王室负有种种义务,称为西周分封制之滥觞。



早在四千多年前,在现今中国境内就已经形成了早期的国家,也出现了法律的雏形。经过商周两个朝代的发展,中国的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了特有的体系和原则。以周部落习惯法“礼”为总主体的法律制度,以后经过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家们的总结发挥,作为“礼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也在这一时期迅速走向了以皇朝制定法为主体的成文法系。自春秋时期的郑国“作刑书”公布法律以后,仅仅过了一个多世纪,各诸侯国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成文法典。从上而下的“变法”已经被认为是“富国强兵”的灵丹妙药了。




秦国开创了全国的高度统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以后所各朝代继承。维护和巩固这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成为以后两千年传统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两汉时期,经过改造的儒家礼教逐渐成为倡导立法和司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因素。三国两金南北朝立法频繁,礼教被确认为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这一过程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是为中国法律制度传统的确立。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法律制度在总体上不再有重大的发展,反映在唐律先是被宋朝沿用,时隔七百多年后又被明朝当作立法的蓝本。而明律本身也清律所沿用。但是在一些局部的领域,比如在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上,这一时期有较大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再一次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动。而法律的变化却相当地滞后,知道20世纪初期,才开始了根本改革法律制度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与空前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交织在一起,实际上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中华民国时期迅速制定并颁布了一批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法典,可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实际施行的情况却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只是“书面法”而已。



中国的法律制度发展历史渊源流长,自成体系,很少受到外来影响,并且长期对于东亚地区有着很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法史上独树一帜,是世界上影响地域最广,发展时间最长的。



主要特征有四个:



一是:法律以君主的意志为转移。



自古以来“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着国家的最高立法权。而他本身也不受法律的约束,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义务。同时,君主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要案件都由皇帝裁决批准。君主本身既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法外施恩。



二是:法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的法律形成以来基本不受宗教的影响。对于法律起到指导作用的,在汉代以后一直是“礼教”。另外,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或者法律的规定被认为是不合乎礼教原则的情况下,礼教还往往能够以“经义决狱”的形式直接成为裁判的依据。




三是:以刑法为主。



君主交替使用或者并用礼教驯化,法律规范这两大手段统治臣民。即“外儒内法”。




四是:司法从属于行政。



法律既然是君主施行统治的工具,就不许服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各级司法机关自然也就服从或者混同于各级行政机关。地方基层各级政府都是行政司法职能合一的机构,而只有当地的最高官员,才有权作出判决。宋代以后,才开始在大的行政区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其审判权限也十分有限,并置于总督、巡抚等地方最高级官员的控制之下。



长期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造成了法律部门和立法机构发展的滞后,自然就会有很多不公正的判决。而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法治社会建设的前行道路上步履维艰的历史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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