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的“性博士”[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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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的“性博士”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指斥为“三大文妖”。卫道士们躲在黑屋子中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他们灰度极深的青光眼看来,“三大文妖”及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等人无疑是开启潘多拉匣子的罪魁祸首,要对世道人心的日益败坏负主要责任。所幸时间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它使喧嚣归于寂静,使重出炼炉的黄金展露灿烂的笑容。

在“三大文妖”中,张竞生遭到最深的误解、最多的诟骂、最狠的攻讦,不仅旧派人物看他不顺眼,连一些新派人物也站在他的对立面,决计不肯给他好果子吃。大儒梁漱溟 “谅解其人与下流胡闹者有别”,这样的高姿态已属难能可贵。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还得了个“大淫虫”的恶号,被人斥为“下流坯”,可谓谤满全国,蚁满全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正是这份可疑的“道义感”使许多庸人摇身变为勇士,在他们眼中,张竞生即是那只大白天跑出来找打的该死的耗子。其直接后果可想而知,张竞生早早地就被撵出了学术领地,被剥夺了话语权,惟有独守一隅,默默而终。历史会将他彻底遗忘吗?我想是不大可能的,他毕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有胆,最有识,最有趣的人,像他这种五星级的“怪物”,放眼现代中国,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三十个。

张竞生(1888—1970),出生于广东饶平县,他幼名江流,学名公室,1912年底赴法留学后,才改名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当时,围绕着这八字经,新派青年取名取号为“竞存”、“天择”、“竞生”的颇多。孙中山的爱将和叛将陈炯明即自号竞存,胡适有两位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胡适的学名是洪骍,表字为适,也是他二哥从八字经中捞出一个字。张竞生的父亲壮年时曾到新加坡淘金,颇有些积蓄,回饶平后,买田造屋,还娶了一房姨太太。张竞生小时候多次看到本村张姓与邻村杨姓的血腥械斗,日后回想,仍然心惊胆战。他童年不快乐不幸福的最大根源是他父亲所娶的小老婆太阴险太狠毒,逼得他两位哥哥去南洋做工,还逼得他两位嫂嫂相继服毒自杀,由此他对旧式家庭的冷酷无情和惨无人道体验良深。

好在还可以求学念书,张竞生读完汕头的同文学校后,即入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这所学校由两广总督兼任总办,规格不低,派头不小。他若好生捱到毕业,将来当军官,混出点名堂并不难。可是他天生就不安分,暗中偷看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还是小错,他居然与姓韦的监督对着干,带头剪辫子,闹食堂,这就是大逆不道。张竞生被黄埔陆军小学开除后,他认为革命要冒险,也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毕竟清王朝太腐败太无能了,它不灭亡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与另一位同学结伴前往新加坡,投奔孙中山。孙中山并没有接纳这两位懵懂青年,此前他得到消息,清廷已派枪手到新加坡暗杀他,出于防范,他以养病为由,对来历不明的客人一律避而不见。张竞生在新加坡捱了一个多月,最终耗尽盘缠,一无所获,惟有怅然而返。他回到饶平,服从父亲的命令,娶了一位十五岁的女子为妻。在回忆录《浮生漫谈》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新娘:“我娶她那一日,她的容貌,虽未像某先生所说的那位她,如猴子一样的尊容。但我的这一位矮盾身材,表情有恶狠狠的状态,说话以及一切都是俗不可耐。我前世不知什么罪过,今生竟得到这样的伴侣。”这种盲婚,毫无爱情基础,很难让他留恋。他决定逃避家庭,去上海求学,入法国教会所办的震旦学校。一学期后,他不安分,跑到北京,考入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法文系,谋求更进一步的深造。当时的京师大学,就像是一所官办的大私塾,从教制、师资到课目的安排都乏善可陈。学生得闲,不是逛八大胡同,就是请吃请喝,忙于交际应酬,为将来做官预先垫步。张竞生烦闷得要死,便去藏书楼把尘封的佛经大阅特阅,直读得满头雾水,如堕五里云中。他居然在那所禁锢甚严的藏书楼中发现一本德文奇书,此书将世界各民族的女子阴户影印为图像,赘以说明,多方比较研究,这本书让张竞生大感好奇,也大开眼界,他日后从事性学研究,这可能是最初的起因。除了此番刺激,还有一个刺激也找上门来。有一天,革命党人张俞人找到张竞生,告诉他,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被囚禁在刑部大狱里,极有可能被杀头,同盟会拟设计营救,请他从中出力。张竞生闻言,又惊又喜,惊的是此事万分机密,他竟能参与,喜的是他所救助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党人。当时,陈璧君(汪精卫的妻子)和方君瑛已潜入北京,具体计划是:陈璧君出巨资(大约一、二万元)给一位可靠的党人捐取主事一职,然后为他谋求刑部监狱官的实缺。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接近汪精卫,寻隙将他放走。这个迂缓的计划好像是出自于笨蛋的头脑,虽有一点想象力,却毫无可行性,终于作罢。1911年10月,武昌新军发难,汪精卫获释,张竞生加入汪氏组织的京津保同盟会,得到汪的赏识。待南北议和,汪精卫推荐张竞生充任南方议和代表团秘书,事成后,即鸿运降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遴选合格的革命青年以官费生资格赴东西洋各国留学,公布的头批二十五人名单中为首五人是:张公室、谭熙鸿、杨杏佛、任鸿隽、宋子文。张公室即张竞生,他名列榜首,可见当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他是何等器重。

刚到法国时,张竞生想学外交,有位好友劝他学习社会哲学,这一选择也合乎他的心愿。巴黎大学的哲学系太自由了,他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闲暇,完全可以心猿意马。他起初想到邻国比利时去学园艺,又想兼修与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医学,将来好寻求一个切实的职业。他修完医学院的预科,只能算是过屠门而大嚼,然后就打消了做医生的想法,这一放弃令他终生引以为遗憾。学医期间,有件事令他记忆深刻,仿佛一道阴影久久挥之不散。某一回,他参观解剖室,好戏谑的友人手执利刃对那些尸体横切竖割,他看在眼里,顿时感到反胃,更过分的是,那位友人用刀尖指着一具女尸的阴部说:“不知你生前用这玩艺害了多少人,到今天竟沦落到如此下场,任人宰割如砧上肉!”张竞生闻言,悲愁和痛惜之情齐集三寸灵台。

虽生长于乡间,张竞生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求学,也算是有点见识的,再加上他本性浪漫,是个多情种子,到了花都巴黎——全世界猎艳者的第一天堂,他肯定有所斩获。他的回忆录《十年情场》对于自己在花都“打过一些性欲的擂台”津津乐道,描写极其大胆,儿童不宜的地方非常之多。张竞生好与女人玩精神恋爱的游戏,他初到巴黎时,住在“人家客店”,对一位学图案的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缺乏手段,便只好偃旗息鼓。其后不久,他在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巧玲珑(他最欣赏这种身形)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竞争者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他居然能够漂亮地胜出。“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简直就是为中华民国挣了脸,应授勋章一枚。他们常常在海边野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有一次酣睡在海边,差一点被潮水卷走。张竞生显然对这位情人的性具和性趣十分满意,“她的表情与性趣,完全与西班牙人一样的天真热烈。她的性具,有如我国人所传说的大同女子一样,似有三重门户,回旋弯曲,使人触到也即神魂颠倒”。他们相爱了两年有余,其间,这位情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婴,不幸夭折。世事总有不如人意处,这位法国情人性格温柔,礼貌周全,却患有精神疾患(歇斯底里症),遇到刺激,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张竞生好几次被惊吓得魂飞魄散。此外,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连法文字母也写不清楚,久而久之,张竞生便对她的病况和智力水准产生顾虑,再加上家中还有黄脸婆,他对于重婚怀有恐惧,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风花雪月事就打上了休止符。

巴黎岌岌可危,张竞生跑到英国伦敦,与房东的女儿在白天上演对手戏,只是那女子性情不够热烈,所以这份感情终归是形而下的,无法升华。其后,在法国里昂,张竞生与一位瑞士少女相恋,却因为老板娘监视极严,始终无从下手。所幸他与一位女教师搭上了线,在圣诞前夕进入实证阶段,有趣的是,那位女教师看见床头耶稣受难像,如遭电击,立刻起身穿上内衣,表情严肃、悲哀地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怎能谋求肉体的快乐呢?”于是,两人的欲念云收雨霁,相拥而眠而不及于乱,他们之间亘隔着一位耶稣,以后也一直是精神恋爱。

张竞生崇尚卢梭热爱自然的浪漫主义,散步于野外是他的一大爱好。他在巴黎近郊的圣格鲁林区遇到一位避难的女诗人,二十余岁年纪,生得娇小玲珑,从外形、气质到谈吐,都是张竞生喜欢的类型。这女子的品德也是上佳,张竞生问她:“你是为钱财而爱我吧?”她简直如同受了侮辱,面露鄙夷之色,连一杯定情的咖啡也不肯喝。他们在林区中享受到人生无上的快乐,这位金发女子所写的定情诗才思斐然,通过张竞生的翻译,诗味犹醇:

“云霞头上飞,思归不必悲。偶逢有情郎,我心极欢慰!东方游子不忍归,西方娇女正追随。你痴情,我意软,稚草同野卉!洞房花烛日,骄阳放出万丈光辉。紧紧相拥抱,好把心灵与肉体共完美!好好记起我洁白清净的身份,任君上下左右周身一口吞!”

末一句真是惊人,非发乎至情写不出。这位女子有一宗好处,是张竞生从别的女子那儿不曾得着的,那就是她不仅吐气如兰,浑身也是香馥馥的,这位法国的“香妃”使他的欲念异常高涨,甚至疑心山间的花蕊都散发出精液的味道。他们效仿猿猴在树上寻欢,效仿比目鱼在海中做爱,“在这样香甜的性交中,我与她已到尽力去驰骋;她也如受电击一样的颤动”,至此,张竞生已是“愿作鸳鸯不羡仙”。战争期间,总之是好景不常,胜会难再,这位法国“香妃”接到未婚夫的来信,他在战场上受伤,将去南方疗养,她与母亲要前往陪伴。两人执手泪眼相看,张竞生译出苏曼殊的四句诗给她听:“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情到深处人孤独,总归是这样的收场,“终久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最深挚的一段爱情如风筝断了线,张竞生好一阵消沉与落寞。所幸他总不会缺乏新的艳遇,去填补内心的空虚。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因此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此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戆直爽快,缺乏工巧的心计,待人以诚而近于傻。“西方的史湘云”除了具备这些优点和缺点,还有一门独家绝活,她懂得极精湛的房中术,做爱时喜欢立于主动的地位,作为最大也是惟一的受益者,张竞生饱享人间极乐。她讲述自己的性爱经历,十六岁时曾遭到一位军官的摧残,那以后她向一位老妇学习房中术,便是要找回女性的尊严和快乐,而只有像女教官一样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她才能达此目的。他们去法国瑞士交界处的古堡旅行,在悲情中做爱,张竞生因此领略到浪漫派的真谛,那就是:“悲哀的情感比较欢乐的(情感)更为高尚,纯洁,诚实,真挚与饱满。”在山峰上,在丛林中,在湖畔,在月下,“西方的史湘云”扮演数个角色,使张竞生爱恋一人,恍如爱恋多人,他写道:“故在俗眼看来,一切性交都是猥亵的,但由她艺术家安排起来,反觉得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好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西方的史湘云”只留下一本小说《三个月的情侣》,让他仔细琢磨情爱的变幻无常。

1920年,张竞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即收到潮州金山中学校长的聘书。船到香港,按例他要去广州领取校长的任命书,也就是说他有机会见到广东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当面向他递交条陈,做些建议。有趣的是,张竞生别的不关心,只关心限制人口,提倡避孕,这似乎是在讽刺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也有点嘲弄陈炯明本人的意味,陈炯明妻妾成群,子女扎堆。陈炯明读了这篇字迹潦草的条陈后,对潮属议员兼财政厅长邹鲁说:“这是一位神经病!”言下之意是,让这家伙当校长岂不是误人子弟?张竞生到底还是当了几个月的金山学校校长,他大刀阔斧,辞退了一些名声不好、水平不够的教师,因此惹发风潮,有人在校内对他动武,有人打电报,发传单,散布谣言,诬蔑张竞生有神经病,是“卖春博士”(指他在《汕头报》提倡避孕节育),闹得满城风雨,一塌糊涂。张竞生悲愤填膺,灰心到了极点,险些跳海自杀。所幸不久后,云开雾散,蔡元培聘请张竞生去北大哲学系当教授。

在北大哲学系,张竞生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相继出版,在学界为他赢得了崇隆的声誉。周作人对《美的人生观》评价相当高:“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总之,张先生这部书很值得一读,里边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时时看出著者诗人的天分……”当年,蔡元培倡议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质,张竞生的思想与此暗合,理论与此呼应,甚得青年学子的欢心。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中,他主张建设一个情爱与美趣的社会,其极端处,便是竭力提倡“情人制”、“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在封闭、愚昧和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张竞生的浪漫派理论无疑是一根专捅马蜂窝的竹杆,招来无数身著长袍马褂的论敌。其“情人制”的理论大体如下:

……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随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

顾名思义,情人制当然以情爱为男女结合的根本条件。它或许男女日日得到一个伴侣而终身不能得到一个固定的爱人。它或许男女终身不曾得到一个伴侣,但时时反能领略真正的情爱。它或许男女从头至尾仅仅有一个情人,对于他人不过为朋友的结合。它也准有些花虱木蠹从中取利以欺骗情爱为能事。但我们所应赞美者,在情人制之下,必能养成一班如毕达哥拉斯所说的哲人一样,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来奥林比亚仅为欣赏;也必有些人如袁枚所说的园丁,日常与花玩腻了,反与花两相忘。实则在情人制的社会,女子占有大势力,伊们自待如花不敢妄自菲薄。男子势必自待如护花使者的爱惜花卉,然后始能得到女子的爱情。爱的真义不是占有,也不是给予,乃是欣赏的。

……在情人制的社会,男女社交极其普遍与自由,一个男人见一切女子皆可以成为伴侣,而一个女子见一切男人皆可以为伊情人的可能性。总之,社会的人相对待,有如亲戚一样:笑脸相迎,娇眼互照,无处不可以创造情爱,无人不可以成为朋友。门户之见既除,羞怯之念已灭,男女结合,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恃他创造情爱的才能,创造力大的则为情之王情之后,其小的则为情的走卒和情的小鬼。

……在情人制之下,社会如蝶一般狂,蜂一般咕啜有趣,蚊群一样冲动,蚁国一般钻研,人尽夫也,而实无夫之名;人尽妻也,但又无妻之实。名义上一切皆是朋友;事实上,彼此准是情人。

张竞生在法国生活八年,多次猎艳寻情,拈花惹草,深得其中乐趣。再加上他读过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他主张“情人制”,乃是顺理成章。可是国内那些观念保守的人、头脑僵化的人、性格沉闷的人、感情板滞的人,更别说以捍卫世道人心为己任的卫道士们,实在不能接受这套“歪理邪说”,他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痛加攻讦和诋毁。有人认为,张竞生以蜂、蝶、蚊、蚁四物为喻,等于自己抽自己的耳光,已足证“情人制”是下三滥的货色。他们全都是情绪化的,不讲道理的,轻则恼怒,重则忿恨,张竞生还哪有辩解的地方?至于他所提倡的“外婚制”,从优生强种的立场出发,建议中国人多与俄国人、欧美人、日本人通婚,汉人多与满、蒙、回、藏人通婚,南方人多与北方人通婚,也被人嘲笑为瞎扯蛋,当时表兄妹开婚尚被赞为亲上加亲,是人间美事,张竞生的优生强种说就显得过于超前了,非一般智力者所能接受和赞成。像德龄女士(近代华裔旅美作家)那样见过世面的女子,不愿由慈禧太后作伐嫁给王孙公子,而愿嫁给美国人,实在是不可多见的范例,由她来支持张竞生的理论当然不错,可是显得太势单力薄了。一向主张“肥水不落外人田”的中国人,对“外婚制”的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922年4月19日,美国生育节制专家山格夫人访华,由胡适担任翻译,张竞生陪同,在北京大学讲演其理论。张竞生一向主张节育,乘此机会,极力介绍山格夫人的主张,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效甚微。乱世中保种不易,再加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旧思想作祟,正确的节育主张无疑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一个错误的地点,难怪在知识分子密集的北京也很少有人喝彩。

有一次,张竞生经过上海,汪精卫请他吃饭,汪氏子女满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赞成节育的,但结果竟是这样呵!”这说明赞成节育的人尚且不能少生,更何况那些反对节育的人。张竞生认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生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他还改动古诗句“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为“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儿孩”,劝女人不要轻易怀孕。若要小孩,则须出于优生的考虑,选择惠风和畅的日子,以大自然为洞房,以树影为花烛,享受和谐的性爱,由此而孕的胎儿,将来不是英雄,便为豪杰,其次也会是才子佳人。张竞生的节育理论大受社会的咒骂,招致许多侮辱之词,他反正久已习惯了,即使大粪浇头,他也不再抱怨什么。

1923年4月29日,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事由是:1922年3月,张竞生南北议和时的同志、留法时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谭鸿熙丧妻后不久,即与妻妹陈淑君同居,而陈淑君在广东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脱离关系,结果沈氏感觉受骗受害,赶到北京,大办交涉,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斥责谭熙鸿败德,陈淑君负义,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张竞生发表此文,显然是支持和声援谭熙鸿的,他指出爱情的定则有以下四项:

(一)是有条件的;

(二)是可比较的;

(三)是可变迁的;

(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从1923年4月到6月,《晨报副刊》共发表讨论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启超、鲁迅、许广平、孙伏园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全盘反对的人不多,完全支持的人更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关于“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一项争议最大,张竞生列举的条件有六项内容: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地位”包含在“名誉”中。条件愈完全,爱情愈浓厚。极端的人认为爱情是神秘的,是无条件的,次者认为爱情只以感情、人格、状貌为条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若以财产为前提,爱情就未免庸俗和势利,沾染上了铜臭味。殊不知空着肚皮是无法恋爱的,鲁迅在小说《伤逝》中已痛切地总结出,“爱情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首先必须保证温饱,保证衣食无忧,否则爱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无从谈起。

反对缠脚,提倡天足;反对束胸,提倡大奶;反对偷生,提倡殉情;包括制定爱情的游戏规则,张竞生觉得这些还远远不算过瘾,他真心想研究想讨论的是进乎其上的男女性爱,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座荒芜的园地,或谓之禁区也不为过。1923年5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竞生出任主席,他拟定风俗调查表,列出三十多项,其中有“性史”一项,教授们讨论选题时,觉得性史的调查和征集应另立专项。1925年深秋,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发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征稿启事,正式向社会征集性史。来稿出乎意料地踊跃,他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七篇,加上序言和批语,编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几乎是立竿见影,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此书的公告,它们反而起到了促销的作用,《性史》不胫而走。卫道士们犹如祖坟被挖,无不暴跳如雷,遂引发轩然大波。这七篇讲述性经历的文章涉及到女性被欺凌、性冲动、性觉醒、性游戏、性饥饿、性冷淡、手淫、偷情、性和谐、性高潮等多个方面,张竞生在批语中一一给予针对性的评论。尤其出格的是,张竞生提出“新淫义”:“我们所谓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间有情与无情。若有情的,不管谁对谁皆不是淫;若无情的,虽属夫妇,也谓之淫。”有情为不淫,无情方为淫,《红楼梦》中,宝玉被称为“天下第一淫人”,即是“天下第一有情人”的意思,与张竞生的“新淫义”并不吻合。

《性史》第一集摆事实,讲学理,对症下药,对国人的性蒙昧有拨云见日之效,却不为保守派所容,在他们的青光眼看来,《性史》乃是淫书,张竞生的所作所为全是诲淫,不仅误导青少年,而且败坏了世道人心。百口莫辩,千夫所指,到了这个地步,当然没有了学术领域正常讨论的余地。

后来,张竞生在《两度旅欧回想录》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话算是自我辩白,值得一读:

有人要这样问:“既是学者,又有钱游历全世界,别项学问又那样多,偏去考究那个秽亵的阴户问题,实在太无谓吧!”现先当知的是对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常人与学问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说,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学问家则一视同仁:他们之考究阴户与别项性问题,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运行,日月出没一样。这个并无所谓秽亵,与别种学问并无所谓高尚,同是一种智识,便具了同样的价值。且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与性学有关。学问家,一面要有一学的精深特长;一面,对于各种学问,又要广博通晓。无论哪种学问,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问题。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礼教依旧森严,《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是中国人的行为规则。张竞生冲决网罗,破坏陈规,纠正陋俗,惹发众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学要战胜蒙昧,需要胆识,也需要时间。张竞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误解和打击,自然无法避免。生物学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观念并不保守,他对《性史》也感到不满足,认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论料得来的结论,而不是论料本身。”殊不知英国性学研究大家蔼理士的煌煌巨著《性心理研究录》中也附有数十条性史以为佐证。光有论证而无论据,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在《性史》第一集的序言中,张竞生用金圣叹批《西厢》的口气预作恐吓之词:“这部《性史》不是淫书,若有人说它是淫书,此人后世定堕拔舌地狱。”说话吓人并不管用,这本书照样还是给张竞生惹来一身蚁一身膻,第二集便被扼杀于印刷厂中,然而坊间立刻有多种伪本流行,还有一本跟风之作《性艺》,是旧派小说家徐卓呆和平襟亚合著,盗用张竞生之名出版,赚得瓢盈钵溢。《性艺》的内容是:张博士登报征求性友,每日都有一个女子叩门应征,实验性生活,其中有姨太太、寡妇、优伶、舞女等诸色人等,各有一套性技艺,其中尤以刀马旦在博士身上劈叉最为绝妙……张博士虽然大言不惭,提倡性学,实际上缺乏见识,每日被这些女人狎玩,等于是一名男妓。结局是,有个女人节外生枝,带来爱犬,不慎咬到张博士的“小博士”,一代奇人就此一命呜呼。总之,这类书赚钱自有其人,骂名则由张竞生悉数背负。正是在此期间,张竞生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和“大淫虫”的恶号。

1926年夏,张竞生依照蔡元培校长所定的成例——北大教员授满五年课程后,即可带薪去国外游学一、二年——前往上海,打算买舟泛洋。不巧的是,这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攻入北京,赶走了冯玉祥,免去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任命刘哲为北大新校长。奉军入京后,疯狂屠戮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北大政治系教授李大钊先后遇害。在这样白色恐怖的局面下,蔡元培所定的规则自然被推翻,张竞生出洋游历的资格和资金已没了戏,北大教职也泡了汤。他滞留在上海,为生存考虑,便与友人谢蕴如合股贰仟元,谢任总经理,张任总编辑,在书局林立的四马路开办美的书店,专门发行张竞生编译的“性育丛书”,还出版一本《新文化》月刊。张竞生在《性育丛谈》中大谈“第三种水”(即女性在性高潮时所出的巴多林液,世俗称之为“淫水”)和性部呼吸,比《性史》第一集走得更远。由于张竞生的知名度和感召力,再加上美的书店所招收的漂亮女店员的吸引力(此前,书店普遍只用男店员),开张之后,门庭若市,张竞生在附近的饭店辟有专桌专座,每天开流水席,朋友来了随时管个酒足饭饱。有的买书人进书店时故意用戏谑的口气询问女店员:“第三种水出了没有?”一语双关,女店员起先会红着脸作答,久而久之也就不害羞了。生意太好,遭人嫉妒,当年,上海的书店业由江苏人把持,张竞生是广东人,谢蕴如是福建人,都不在这个体系中,两个书呆子又不肯去拜码头和多方打点,江苏帮便串通警局,专找美的书店的晦气,每过一段时间,张竞生即遭法院传讯,警察即来罚款数百元,并且搬空店中书籍,这样频频捣乱,红红火火好端端的美的书店即被摧残得生气全无,惟有关门大吉,宣告倒闭。

张竞生真是一个极度恪守个人信念的人。像他这样臭名昭著的“性博士”,居然有人请他证婚,已属一奇;他证婚时大谈特谈夫妻性生活,大谈特谈“第三种水”喷出的快感,则更属奇中之奇,堪称惊世骇俗。这次证婚大约在1926年冬天,地点是上海东亚旅馆内,一次集体的文明婚礼,证婚词刊登在1927年1月《新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题目是《如何得到新娘美妙的鉴赏与其欢心》。张竞生劝导新郎要有耐心,要知体贴,以三日为期,尽得新娘的欢心,然后收获圆满的性快乐。有一段说给新娘的话是这样的:“在此,我又常告诉新娘们,当性交时,你们应大胆地处于主动地位,虽第一次也不可太过谦让,谦让就要自己食亏。你们新娘如能主动,则虽第一次不觉得苦而觉得乐,因为第一次也可达到‘第三种水’喷出的快感。你们女子们每次必要交媾主动而以出‘第三种水’为限,则不但你自己快乐,将来由此生子女时也聪明强壮。交媾本是男女二人共同之事,理当由男女分工合作。如有一方不尽力,则失了交媾的真正意义。”他对新郎说的话更属离谱,他谈到处女膜无足轻重,男人不要对此小题大做,纠缠不清:“若知新娘确与人有染,你们于肉体上应当庆幸有人为你们打破难关,使你们坐享便宜。因为处女膜的存在,正为使得第一个男子种种不便宜与使女子种种的留难。至于交媾的快乐,不在处女而在女子的‘老练’也。于心灵上,你们新郎应知前此之事于你何与,但求今后伊能真爱你就好了。伊能爱你与否不在处女膜有无,而在彼此的情感,而遇这些与人曾经偷情的女子,你们更尽心恢复情感,这是一件情感竞争上更有趣味的事情。若你们新郎有这样态度,包管新娘感激流涕,懊悔前时无主宰,再安排新生命为新郎享用!”天下证婚人形形色色,没有谁像张竞生这样当众娓娓而谈性事的;天下证婚词万万千千,也没这一篇如此殷切关怀生命的。张竞生比那班伪君子和真小人要光明磊落得多,他的功德完全被人故意遮蔽,有意低估了。但他这番话真没几人能听得进耳,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极重,这个死结又岂是他三言两语就能打开的?

张竞生的理论和他推广这些理论的行为确实太过超前了,别说一般智识的人难以理解,就连担任过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的蒋梦麟(他的心胸雅量比蔡元培差得远),也认为张竞生是北大教授中的害群之马。1927年,张竞生携同家人到杭州游玩,适值蒋梦麟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正是他向省府提议,拘捕张竞生,罪名是“宣传性学,毒害青年”。所幸张竞生得到老朋友、民国元勋张继的关照,才被从轻发落为“驱逐出境,三年不许踏入浙江半步”。

军阀当道,民不聊生,教育凋残,文化衰敝,国内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蔡元培旅居欧洲去了,张竞生亦步其后尘,第二次赴法游学。他得到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的私人资助,遂以翻译外国名著为职志,他原想集合同道翻译二、三百种,但由于大笔经费无法筹措,终于只译出卢梭《忏悔录》、《歌德自传》等数种,凑成一辑“浪漫派丛书”。张竞生第二度旅法,亦有多次艳遇,他去日出岛参加天体运动(与情人整日裸体相处)最有特色,但他对此涉笔不多,显然是意兴阑珊了。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张竞生已经六十多岁,枯木逢春,老树开花,经人介绍,与南京的一位资深美女(37岁)建立恋爱关系,在张竞生的提议下,两人在石头城与五羊城之间频频鸿雁往返,张竞生美其名为“通信试婚制”,结果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算是彻底勾消了张竞生长期得不到一位知心伴侣的恨憾。张竞生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即不再研究性学,又由于“名声不好”,得罪的学界权威太多,各大学皆不肯聘他为教授。1953年,广东省成立文史研究馆,他被定为首批馆员,写了几篇回忆录,较有价值的有1959年4月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更重要的是他的三部自传:《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出版。他的晚景终归于恬淡,“文革”对他的冲击似乎并不大,这位发誓要活到一百岁的老人,八十二岁时因脑溢血猝死于故乡的茅屋中,而不是批斗场。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有娶欧妇,二是没有办成现代化的潮州大学,三是没有完成翻译二、三百种世界名著的宏愿。至此,他只有饮恨九泉了。

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人口学和性学领域的拓荒者,这大致是不错的,他倡导节制生育比马寅初要早出许多年,而高揭性解放性自由的大旗,更是先驱中的先驱。还有人称张竞生是中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是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失踪者,他失踪了半个多世纪,在国内图书馆中很难再找寻得到他的著作。

鲁迅曾在杂感中写道:“至于张竞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鲁迅的调子太悲观了一些,他的预言完全失准。张竞生的许多主张(节制生育、性解放等),如今都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原意。

显而易见,张竞生身上也有凡人难以克服的弱点,以至于实践与理论常常无法同步合拍:他极力标榜“新女性中心论”,赞成情人各得自由,互不干涉,可是他对自家那位动不动就玩出走游戏的情人褚问鹃女士(“中国的娜拉”)不够厚道,不够宽容,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恨》一文,自曝家丑,极尽谴责之能事,不仅吐了恶言,还动了拳脚,被人捅到报纸上,好不难堪;他主张节制生育,自己却有五个孩子。凡此种种,大醇之中确有小疵。但他整体上还是有趣的,可爱的,甚至是了不起的,国人能忘记他半个世纪,甚至一百年,但绝对不可能将他从集体记忆中永久删除,他激活人性的壮举终将为中国有识之士所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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