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主体民族发展研究管窥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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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综合分析此段大混乱时代,值得分析的一些情况如下。 1、郡县制逐渐废除,州区划登上行政历史舞台。 在北方,各国先后崛起起,彼此攻杀不休,国家占地不算广大,但往往分置许多州,以致州境缩小。由于一些国家采胡汉分治的制度,所以设置各种族专属的行政区。例如前赵刘聪置左、右司隶及内史,用来统治汉人。单于左、右辅及都尉,则用来统治胡人。此外,为求虚名,以表示境域广大,常将境外邻境的州增设于本国内。例如后燕设置雍州于长子(原属并州),成汉设置荆州于巴郡(原属梁州),南燕置并州于阴平(今江苏沭阳北)。所以往往多个国家同时

综合分析此段大混乱时代,值得分析的一些情况如下。

1、郡县制逐渐废除,州区划登上行政历史舞台。

在北方,各国先后崛起起,彼此攻杀不休,国家占地不算广大,但往往分置许多州,以致州境缩小。由于一些国家采胡汉分治的制度,所以设置各种族专属的行政区。例如前赵刘聪置左、右司隶及内史,用来统治汉人。单于左、右辅及都尉,则用来统治胡人。此外,为求虚名,以表示境域广大,常将境外邻境的州增设于本国内。例如后燕设置雍州于长子(原属并州),成汉设置荆州于巴郡(原属梁州),南燕置并州于阴平(今江苏沭阳北)。所以往往多个国家同时拥有同名异地的州。北魏统一华北后即整合政区。由于州境缩小,郡失去意义而逐渐废除。此外,北方诸国会成立侨州郡县以安置流民,通常会依据流民原籍来定新州郡名。如前燕慕容廆立国于辽东时,他将投奔来的冀州人设冀阳郡、豫州人设成周郡、青州人设营丘郡、并州人设唐国郡。河西在西晋末已有为流民设置的郡县,在张轨为凉州刺史时,就为秦、雍流民设置武兴郡。405年,西凉李皓即为南人置会稽郡、中州人置广夏郡。这些郡县略同于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只是使用大略的地名而非流民原籍。由此,州区划逐渐替代了郡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地区人口的增加,为后来的行政三级管理制度奠定了根基。

2、从胡汉分治到混同管理的政治体制。

十六国时代的统治的一个特色是胡汉分治,将汉人与胡人以不同的制度作统治。以汉赵(即前赵)为例,刘聪同时居皇帝(汉人的君主)和单于(胡人的首领),汉人以户为单位设官统治,而胡人以落(指以帐篷营生的单位)为单位,设不同系统的官员来统治。另一个统治特色是,以种族、部族为中心的政军结构。许多国家延续原本游牧社会中,以部族和血缘为中心的体制,国家仅是各部族之间的联盟,因此各部族领袖在军政上有较高的权力,皇帝的君权较不能如其他朝代那样直接透过官僚机构达成,也容易造成因宗室、部族领袖之间发生内讧而造成内战。前秦的苻坚和王猛即希望针对加以改革但因淝水之败未竟全功,直到后来北魏的拓跋圭将部落解散,设立新的统治机构,才逐渐减弱这种统治特色。

许多五胡的君主如刘渊、苻坚等等皆深谙中国文化,所以普遍采用其文化如提倡儒术、禁止烝妻报嫂等等。九品中正制也继续使用,用来拔选世族(亦作士族)人才,使为己用。石勒曾典定士族九法、慕容宝定士族旧籍、苻坚复魏晋士籍,皆用来承认世族权利。石勒每破一州,必集中世族于“君子城”或“君子营”,下令不可欺辱之。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并辨别世族清浊,后来这些世族成为前燕的基石。直到后燕、西燕及南燕仍然继续执行。前秦苻坚受谋士王猛影响,十分热爱汉文化。他在攻灭前燕后,即听王猛建议,重用关东世族。后来在王猛与众士大夫经营之下,前秦国力提升。苻坚也接受“大一统”的思想,发兵南征,但大败。北魏拓跋鲜卑自开国之初即重用清河崔氏,大约亦采用九品中正制,至拓跋焘时期已出现了“中正官”的记载。这些都助长北方世族的发展。

北方留居世族和胡族君主合作,一开始是为了苟全性命,许多世族轻视胡族君主文化低落。甚至有些世族告诫子孙不可将出仕胡族的经过写在墓碑上。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士族本身就和胡族有所勾连,甚至部分士族把持了相当的国家政权。五胡君主几乎都已经高度汉化,为此,极需要熟悉典章制度的士大夫(世族)的协助。由于士族本身具备强烈的宗法色彩和家族性质,其向心力极强,不仅保持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原质性,更由于通婚、吸纳等导致胡人汉化进一步加深。相当数量的胡人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融入了主体民族。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士族实力的加强,因而,士族凭借其在北方原有的庞大影响力和对文化的良好保存很快就从打工者变成了合作对象,甚至一度曾成为部分国家的幕后操控者.且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士族都凭借其占据的广大土地、深厚的社会影响力招揽了大批流亡者,建立了自己的部曲。坞堡作为当时最典型的建筑群落和社会组织形态普遍出现。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投奔的流民可以受坞堡保护。部曲必须服从坞主命令,平时接受军事训练及农业生产,战时成为保卫坞堡的战士,而平时生产所得也须课税给坞主。坞主除负责生产与作战外,也要提倡教育及制定法律。实际上每一个坞堡就是一个小独立王国。各大士族都建筑了数量不等的坞堡以自守,由于坞堡数量众多,难以攻破,往往会左右战局,使北方各国君主十分忌讳。如祖逖北伐胜利就和成功争取了大量当地坞堡合作有直接关系。五胡君主为了解决坞堡问题,往往会与其妥协以笼络之。直到北魏宗主督护出现,坞堡的时代才渐渐过去。然此事,原有的胡汉分管制度实质上已经湮灭,仅留形式了。

3、南北分治,南方华夏族越化,北方华夏族胡化的趋势明显加强。

而当北方被北魏最终统一后,其他诸胡民族不仅汉化已深,而且出身的草原也已经为柔然等新兴部落占据,进则无路,退亦无处安存,因而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有返回。如匈奴部族彻底混同为后来汉族的一个部分,与华夏族群相貌迥异的羯族也同化无踪,留在中原的羌人与留在西疆边陲的羌人裂解,与氐人全族大部分融于中原(或言氐人仍有部分留存,但数量颇少),少量在发源地留居者则为吐蕃所吸收。这一同化过程延续时间约略要到北周、隋唐才彻底完成,但显然没有任何大的变动。因此,整体而言,北方中国的华夏人群明显胡化了。

江南之地原本是中原文明的禁区,也是中原文化的边界,甚至两汉的长期统治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方古越族的生活习俗。直到黄巾起义迫使相当数量的中原人口南逃江左的第一次大迁移,才造成了江左地区华夏族群的数量优势,但这一优势也仅仅限于局部。南方主要居住的依然是百越部族。而百越部族显然与华夏族群差异很大。三国时期的孙吴曾经为平定百越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和资源,仍然未能真正平定百越。五胡乱华后,大批中原华夏人群“衣冠南渡”,尤其是许多士族率领大批族人、部曲南下,占据了许多未开发土地,因此与当地原住的山越等百越诸部发生了大量的冲突、融合。与北方士族所类似的,南方的同化过程中同样受到了严重的越化影响。自此,中原华夏族群自诸夏部落东侵以来首次出现文化裂解,并造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但是,尽管南北方华夏族群出现了文化裂解,却不能说双方存在文明裂解。其仍然是处于一个文明体系下,以北方来说,前秦(氐族)和后秦(羌族)的文化最为兴盛,其次则应属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及后燕。此外,汉族张轨、李皓所建立的前凉和西凉,更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史称“河西文化”。各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也发展教育。前赵刘曜设置太学、小学,选拔人才。前燕慕容皝设置官学,并著教材《太上章》和《典诫》。后秦、南凉设置律学,召集地方散吏入学。这促使北方各族接受汉文化,对于民族融合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虽然整体而言,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并不绝对。例如后赵石勒在崛起过程中,大厮杀掠。但在立国后开始发展经济,劝课农桑,颁布的税收却比西晋还轻,经济逐渐复苏。而如成汉,建国伊始就以内政为核心,统治之下“事少役稀﹐百姓富实”,成为当时最安定的地区。前燕慕容皝在统治辽东时即仿照曹魏,开放荒地让流民种植。前凉统治的河西地区,由于相对中原较少战乱,大量流民投奔。农业、畜牧业都有所发展。丝路也能保持畅通,使得首都姑臧成为商旅往来的枢纽,因此称为“河西文化”的摇篮。当时流传下来的前凉的《李柏文书》、前秦的《譬喻经》、西凉的《十诵比丘戒本经》和《妙法莲华经》等,以及前秦的《广武将军碑》及《郑太尉祠碑》、北凉的《沮渠安周造像碑》等都是北方文学艺术的精品。尤其是《李柏文书》与东晋王羲之的《姨母帖》皆保存行、楷书变迁过程,对汉字书写考究与风格变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以南方来说,由于东晋在法理上和血缘上都是继承西晋而来,因此拥有大义的名分,更因此获得了华夏族群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当地士族未经大的动荡,而南渡的大量士族也同样保存了大量的文章典籍。应该说,在乱世之中,相对而言,东晋保存下了大量的先代史料,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整体看来,华夏族群文化的裂解,其本质是融合方向的双向性造成的,由于华夏文明的强势,尽管存在胡化和越化的区别,但文明核心仍然是华夏原质,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裂解仍然将会弥合。

4、宗教发展对于民族同化的作用。

此时开始兴盛的宗教主要是外来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大概是在东汉时期,但整个两汉和三国期间,本土儒教兴盛,佛教、道教不昌。但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动荡不安,人们对前途毫无信念,深感人生无常,精神缺乏寄托。而佛教恰恰宣传戒恶修善、六道轮回、期待来生转世,因而深受北方各国君主的支持。因此佛教在北方广泛流行,并与南方佛教互相交流。在佛教兴盛的情形下,当时从西域进入中土的僧侣也为数众多,或译经论,或弘教理。在佛图澄、道安及鸠摩罗什的推广下,为佛教奠定发扬的基石。五胡君主中,石勒、石虎、苻坚与姚兴等极力支持佛教发展。苻坚的从兄之子苻朗著有佛学论书《苻子》。佛图澄为西域僧人,他精通经文并擅长幻术。后赵的石勒、石虎奉他为“大和尚”,让他参与军政机要。并支持佛教发展,甚至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出家,开启汉人出家之端。道安为佛图澄的弟子,在晚年备受前秦苻坚的崇敬。他致力整理和翻译佛经,将长安经营成北方佛教的译经中心。他于襄阳编定《综理众经目录》,还为僧团制定法规,为寺院制度奠定基础。中国出家僧人改姓“释”,即是从道安开始。道安的弟子后来分布各地,成为传教的主要力量。鸠摩罗什为西域龟兹人。382年,前秦苻坚听从道安之建议,命大将吕光西征龟兹、迎接鸠摩罗什到长安。但后来前秦大乱,吕光随即割据凉州,鸠摩罗什留居凉州共十七年。直到401年,后秦姚兴得以迎至长安。鸠摩罗什备受姚兴尊敬,待以国师之礼。当时僧人群聚长安,在鸠摩罗什主持下共译出《般若经》和大乘中观学派的论书《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及《大智度论》、《法华经》等三十五部两百多卷经典。这些皆成为后来佛学教派和宗派所依据的主要法典。

佛教在民族同化上的作用不可低估,由于佛教宣称众生平等,其择徒收众“有教无类”,在其信徒中相当程度上就逐渐削除了民族间的隔阂。而民族融合本身又带来信仰、观念、艺术、文化的交流与整合,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富含勃勃生机,直接体现于佛教的兴盛上,高层佛塔的建筑以及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绘画艺术。使当时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文化艺术有了巨大发展,将汉代比较朴直的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位居中国四大石窟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是在十六国时期建造。此后佛教在中国得到大发展,甚至可与儒教一争短长,不能不说是此时的奠基。

5、士族形成带来的副作用,士族宗法制度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冲突——忠于家族还是忠于国家?

这个问题后来一直困扰中国人无数世代。到底应该是忠诚于谁呢?古代的“国家”实际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国”,一个是“家”。前面已经叙述过,宗法观念来源于周公,是周公制订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侯有国,诸侯下的士大夫有家。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人,到底应该是忠诚于国,还是忠诚于家呢?这个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不算大问题,因为当时的国家概念和后来有所区别,诸侯也并未严格受周天子控制,无论出现国反天下(楚),还是家反国(三家分晋)都不奇怪,而当时的社会状态也对此并无指责——整个华夏文明都在裂解中,指责个体毫无意义。至秦汉则国家一体,这一概念基本不受大的影响,虽然也有李陵之类的例外,但整体而言,并无太多困扰。真正出现困扰,令中国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阶层深刻反思的忠诚对象究竟为谁的时代是在三国时代,蜂起的诸侯争霸天下,令中国的精英阶层普遍面临一个最严峻的选择——是忠诚于国家,那个已经彻底腐朽的东汉王朝,还是忠诚于家族的选择诸侯?甚至大部分诸侯本身就是家族势力。如袁绍的四世三公,曹操也是世家。可以说,当时所以的诸侯都在依赖着世家的支持,并以权力、财富回报取得其忠诚。但即便如此,许多大家族也都是分散投资。如著名的诸葛家族,同时在三国出任高官显职。我们谈起诸葛亮,常为其“鞠躬尽瘁”而感动,然而,其作为究竟是忠诚于蜀汉国家还是忠诚于诸葛家族,其内在动机确实值得深思的。以诸葛亮的方式来说,其作为显然是通过忠诚所在国家的方式来达到其维系家族长盛不衰的目的,这种方式恰恰是许多士人在矛盾的忠诚对象中作出的特定选择。

然而,这种选择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调和忠诚对象的矛盾,但根本上仍然是对忠诚对象的裂解。尤其是当中央政权已经统一的时候,在国家和家族利益冲突时,忠诚于谁就成了最严重的挑战。前面已经说过,士族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成为了维系华夏族裔文化、文明的重要传承和纽带,但是其采用的方式确是对家族的忠诚,而这无疑与对国家的忠诚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多个家族之间的争衡又在另一种程度上加速了族群的裂解和政权的分裂。从五胡乱华一直到南北朝期间,各个国家之内由于士族争夺权力而导致国家政局动荡甚至倾覆的事例比比皆是。国家政局的不稳定和地方经济的分裂显然对于民族的融合有重大的阻碍作用。这一矛盾可以说一直贯穿了整个南北朝,直到唐代才基本得到遏制,而其对于民族发展的影响,恐怕也确实是一言难尽的。

6、异族统治会灭亡华夏文明么?例如淝水之战的结果如果改写,中国历史将向何处去?

相比较来说,“五胡”建立的诸多国家中,最可能灭亡东晋、统一中华版图的,大概就是苻坚的前秦了。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淝水之战的胜利者是前秦,中国历史将如何变迁?

前秦是氐族建立的政权,历代氐族政权汉化很深﹐故记载其本身经济﹑文化的资料不多。最早而详的当推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此文记载当时氐族情况为﹕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能种田﹑织布﹐同时兼事畜牧业。畜养有猪﹑牛﹑马﹑驴﹑骡等。有众多支系﹐各有称号。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王”、“侯”已经形成﹐并多受中央王朝的封拜。语言与羌﹑杂胡的语言相同﹐而同时又多知汉语。有姓﹐皆采用汉族的姓氏。婚姻家庭与羌族相同。衣服崇尚青﹑绛色。服饰方面﹐缘饰似羌族﹐而衽露又似汉族袍服。可见﹐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既与羌族极相近﹐同时又受着汉族的强烈影响。但到五胡乱华时期,则基本可以肯定氐族已经主要使用汉语,甚至有《织锦回文诗》这样充分体现汉语言功力的作品。其习俗也与一般汉人无异。可以说,当时的氐人颇为类似今天的满族,同主体民族间的差别已经近乎消融。不仅是氐人,其他诸胡也已经严重汉化,其民族习俗基本已经改变,如匈奴的结发、乌桓的剃发、鲜卑的索发、羌人披发及服饰的左衽等大部消失,其进入中原的各部族通用汉语,本民族语言文字虽仍然存在,但根据已经出土的史料来看,已经不再具备普遍性,其使用范围当与清代满语的使用范围类似,不属于普遍流通文字。

由是观之,此时的“诸胡”应当已经是处在融合入主体民族的前夜了,所欠缺的仅仅是时间和一个合宜的制度、一个统一的政权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流通。而反观前秦所执行的政策,显然,其虽为“异族”,但其治政思想显然与中原民族无异,颇类似汉代观念,并有所继承和发展。且前秦在民族问题上处理同样采用了杂居方式,各胡族首领及部曲被统一集中到京城附近,以利监控,而部民则相对仍散居原地。氐秦自己则分驻诸处要冲,实际上将氐人自己也分解开来,这样的民族构成实际上很有一些大杂居、小聚居的意思了。中原汉族群在构成成分上仍然居主要成分。而氐秦的民族平等政策及民族包容政策显然有后来的唐朝有极大的类似。苻坚一代雄主,其个人能力、魅力和心胸也绝非当时其他人所能比拟,其用人纳谏,堪与李世民相比较。可以认为,淝水之战的结果,实际上让如唐朝一般的统一盛世推迟了数百年。而对于主体民族的融合来说,在维系国祚的表面下,可能如赤壁之战一般,实际上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不仅推迟了中华统一的时间,更使得南北方出现了民族的内部裂解,而这一裂解延续了相当长期的时间,直至第三帝国后期才得以初步弥合,至今仍有遗存。

7、西晋“民族政策”带来的反思。

这里又要回到郭钦上疏和江统的《徙戎论》了。实际上,从两人的奏疏中本身就已经可以略观出当时胡汉关系的紧张。更有代表性的是晋大司马陈骞对在秃发树机叛乱中于泰始六年六月(公元270年)在万斛堆之战中败死的晋秦州刺史胡烈,七年四月败死的晋凉州刺史牵弘的评价,说两人“勇而无谋,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二人果失羌、戎之和“(见《晋书•陈骞传》与《通鉴》卷七九)。而根源当然不是因为任用的一两个官员的问题,根本症结在于整体的“民族政策”上。

在晋人的观念中,素来充斥着对胡人的轻视与偏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晋人自然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而胡人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被冠以“蛮夷,腥虏”之类的恶名,就连胡人平时说的话,也是“胡说”,可谓轻贱之极。“世庶顽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这种社会环境、社会氛围下,不可能认为民族关系会融洽。

当时的西晋王朝以及前代,其主要民族政策大概如下:一是军事镇压。其主要是针对以武力反抗西晋及前代的边塞胡族,凭借当时先进的装备和军事组织,当时的魏晋中央政权对于敢于反抗其统治的胡族毫不留情的屠杀,甚至对其部落族灭。北方乌桓、鲜卑等地区均存在这种情况。其军队所过之处,居民被屠杀,村庄被劫掠,田地和牧场被摧毁。而胡族的礼节和习俗并不被当权者所尊重,屡有因此而反抗者。因此,北方边患虽不激烈,却长期存在。二是政治控制。南匈奴及汉化鲜卑、氐、羌等都存在这种情况。利用当地部族传统的管理体制,派遣文武官员控制当地军政大权,进行半直接管理。三是汉化。主要方式是逐渐摧毁各胡族原有制度和文化,以中原制度和文化逐渐取代之。尤其是经常将胡人迁离其原驻地,而迁徙后的地区土地大多掌握在王公贵族和大地主手中,使胡人成为其廉价劳动力。这些措施并非有意为之,但却实际存在,其一方面有成功之处,确实极大的加强了胡汉联系,却也引发了胡汉间的矛盾,而且短期行为也不可能完全同化掉胡族。更由于缺乏自觉性,晋王朝并不将胡族,甚至是内迁已久,基本已经汉化的胡族视为同族,对之极为轻视,任意将胡族呼来喝去,随意迁徙、任意征收赋税,胡人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兵役、徭役,赋税,而且由于土地大多被汉人地主占据,胡人牧场、土地一再被任意剥夺,导致胡人部族日益贫困,甚至许多豪族小帅也要卖儿鬻女,成为汉族地主的佃户。经济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双重压力,导致大批胡人破产,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局。加之天灾,更迫使大批当地人民为就食成为流民,而西晋政府不仅不予赈济,更迫令流民返乡,使之陷入要么暴动、要么饿死的危局。之所以出现“五胡乱华”的根源,正在于这种民族歧视的社会氛围和经济破产的社会现实。事实上,当时的流民起义中并非没有汉人,只不过由于灾荒地区主要是在胡族聚居区,且胡族有部落组织,便于管理和发动罢了。“五胡乱华”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本质却是社会问题,而西晋政府民族政策上的错误更加重了社会问题的程度。

后人论及此段历史时,颇有人认为如果采纳郭钦与江统的主张,必定能防止“永嘉之祸”得上演,但从社会经济方面推演,这种事后诸葛亮的推测同样是没有可行性。须知一旦采用了此二人的观点,迫令整个胡族举族再次迁徙的话,以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保证几百万人的迁徙行动?试想今天一个三峡迁徙都要半个中国作出巨大努力,何况当时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组织能力呢!毫无疑问,这样的举措势必造成颠沛流离,老弱倒毙的情况,其结果也必然是激化矛盾,引起反抗!其与流民起义的效果不会有两样,但区别则由原来的“天灾人祸”转变为纯粹的“人祸”,则中原战祸不免,而却更容易产生种族屠杀的诱因。

当然,西晋初年的武力,在中央政权没有因“八王之乱”大规模瘫痪时,还是有实力剿平中原地区的叛乱的,但边塞以外呢?剿平叛乱,就能保证不会有叛乱的根源了?!人口流动本来就是遵循着经济规律运行,岂能是人力阻挡?除非把“胡族”杀光屠尽,但这样做的成本如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更重要的是,能否做到?即便能够做到了,中原完全是汉族,在西晋政府这样的倒行逆施下,汉族人就能够不起义、听凭西晋政府将其饿死?所以说,社会问题固然可以通过民族问题来表现,但想治本,还必须从社会问题本身来解决。民族政策是对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解决策略,但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措施。不过所有人都不能否认的是,错误的民族政策无疑将严重激化民族矛盾,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而西晋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

8、五胡散居余部的最终去向

匈奴:自“汉——前赵”、“北凉”、“大夏”灭亡以后,“匈奴”这一民族共同体从此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别有“北周”字文氏,“北魏”中的独孤氏,来源也是匈奴。但因与鲜卑关系较密切,将在鲜卑部分叙述),余众有的继续沦为汉族官僚、地主的田客,有的依附于各地的割据政权,有的则流徙于边国,与汉、鲜卑、氏、羌、高车等各民族共同生活,并逐步融合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个别上层人物,则直至隋、唐时期,仍继续活跃于中华民族政治舞台上。

氐人:当吐蕃势力在唐代从西藏高原兴起之后﹐其逐步进据氐族原住地区。今四川松潘﹑文县﹑武都一带氐族地区长期为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逐步被吐蕃人同化,成为今天青海一带少数民族的前身。今四川平武﹑略阳一带未被吐蕃据有﹐该地的氐族则继续与汉族融合。然有学者考证氐族的一部分后裔在川甘交界处一直延续至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羌人:惠帝元康六年(296),冯翊、北地两郡之马兰羌与匈奴人一起造反;不久,秦、雍羌人与氐人俱反,推氐帅齐万年为帝,有众七万,大败晋军于六陌(今陕西乾县东北),至元康九年才被平定。怀帝永嘉中(307~313),南安郡烧当羌人姚弋仲东迁扶风境,从者数万。后其子姚苌叛前秦自立,建后秦国(384年)。后入居内地的羌人与汉族杂居,经营农业,逐渐融合于汉族。唐代党项羌从青海迁夏州等地,至宋代建立了西夏,后亡于蒙古——此部分在后另论。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部落(汉时称冉、駹),自汉以来多归属中原王朝管辖,其中大部分渐同化于汉族和藏族,一部分得以保存下来,形成今天的羌族。

羯:冉魏时期因遭受种族屠杀,内迁部分已经基本灭绝,余部或融于其他民族,或可能回归西域、中亚,与今天中国新疆地区不少少数民族或许有一定承接关系,然需进一步的考古证据确证。

鲜卑:西晋初年时已经分为三部,其中东部有段部、慕容部、宇文部等。

段部被后赵击溃,融入中原。有人认为该部与后来占据云南的大理段氏有关。存疑。

慕容部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等,先后灭于北魏拓跋氏。

宇文部与高句丽通好,但败给了慕容皝的前燕。之后南北朝时期宇文氏篡西魏成立北周。北周后为外戚杨坚所篡,成立隋朝。宇文部落中的迭刺部后来是契丹创始时期的“契丹八部”之一。

北部有拓跋部及与其多次交战的柔然。其中拓跋部因建立北魏,统一北方,单独论述。

柔然部曾与拓拔氏多次交战。后被突厥击败,分为南北两支。南支逃到辽河上游,成为契丹人的祖先之一。北支逃到雅布洛诺夫山脉以东、外兴安岭以南,是室韦的祖先,后来于其他游牧民族融和,逐渐发展为蒙古族

西部鲜卑主要仍是慕容氏,其在青海东部建立了吐谷浑。其将在唐代介绍。

此外,西部还有鲜卑与匈奴混血的后代铁弗人。其首领赫连勃勃曾建立夏国。

另外,在阴山以北,鲜卑与敕勒融合形成乞伏部。曾建立了西秦,旋为后秦击败,曾试图利用后秦灭亡机会重建,但431年被夏灭。

秃发鲜卑与拓跋同源。397年建立南凉。414年灭于乞伏西秦,余部投奔北魏,被赐姓“源”。

本文内容于 2008-2-26 15:27:22 被诗思飘花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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