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负增长


最近,全球的眼睛都在关注着“衰退”这个词语,然而,世界的东方却沉陷在一片对“疯狂增长”的无限期待之中。


2008年1月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和詹姆斯.莫里斯在北京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看法。此二位大师参与“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与国内经济界人士共同体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产生的震憾。我想,任何人,面对如此活跃的数字,大都是会被弄得眩晕的。


200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其中,第一产业产值24700亿元,增长5.0%;第二产业产值102004亿元,增长12.5%;第三产业增加值82703亿元,增长10.3%。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1.8%、48.7%和39.5%;


2008年1月25日,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当天宣布,据初步核算,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加快0.7个百分点,连续5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运行态势。


以上这样的数据,加上举办奥运会的预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不愿怀疑2008年中国经济的衰退,哪怕对中国经济结构和产值来源都未尽明了,哪怕对传统的发达国家连年增长的需求将随衰退的信号而产生投资和消费的收缩的担忧。


收集了近十年的国家年度统计报表,尽管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并未能形成依据,但是,年报数据之间的矛盾却是最能发现漏洞的,所以暂且运用一次。


华中某县级市矿藏资源丰富,2002年末,该市主要矿产中铁的现有储量探明为27287.2万吨,规模以上工企业年产矿石450万吨;岩金及伴生金矿石13484万吨,年矿石产量190万吨;煤4203.1万吨,年原煤产量48万吨。2006年该市国民生产总值113亿元。在矿藏主要分布区域,私人采矿已延续了近二十年,带动周边乡村经济的同时也给更多家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的损害。例如某镇辖区内中小规模采矿与选矿“企业”多达30余家,这些“企业”都是私人占用农用地进行开采活动,通过圈购耕地,与基层政府及部门和村委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有效规避私人非法采矿的追究。私人采矿、洗矿和炼铁形成产业链,小的“企业”年产值可达到数百万元,大的“企业”年产值则多达数亿元。


另外,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大中型城市都存在这样普遍的问题:无证照非法经营活动、制假贩假活动、商品过度包装、侵害消费者权益、不正当竞争、偷漏税等现象,毫无怀疑,这些活动必定也是产值的来源。象深圳华强北电子产品假货充斥市场,北京秀水街仿冒服装生意,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和健康的市场竞争,些区域的经济产值却不容小觑。


由以上私人非法开采或是不法经营等“经营活动”所形成的产值,无论是地方特有的还是全国普遍性的,如果纳入了国民生产总值,那么其合法性和效益性都是一个具有思考意义的严重问题;如果没有纳入国民生产总值,那么我们的社会治理和经济管理机构设置甚至包括政治体制都将面临全体公民性的质疑。


所以,我想表达的一种观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来源和成份都应该是一个并有一个细化的理性身份。如果我们过于沉醉于表面的现有的产值,而忽视产值的本身导致未来生产活动和经济结构的损害以及社会补救成本的失控,更有理由让我们现在和未来几年或十几年的产值增长进入负增长阶段。


我们延续了三十多年的产值快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存在增长的允许空间,即因为过于束缚的社会资源得以解放的一种本能发挥。


然而,正是这种经济的过分本能作用,使得增长畸形并对广泛的公民生活产生危害。资源陷入背离公正的配置形态,不是人类进化所需要的,纵使其产生无穷大的产值亦最终是不利于人类社会的。


在未来的两年左右时间里,对外贸易、社会投资、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并明显减弱,如果我们持续扩大产值增长,势必引发经济活动的崩溃。


可庆幸的是,当局已对产值的增长趋势进行了微弱调低的处理。


然而,这样的处理是不够的,更应配合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即对竞争秩序、质量和能耗等方面进行监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绝不能由政府当局干涉,但可以通过比如,限制商品的过度包装,所有进入市场销售的商品,控制其包装层次(实质产品全部的外部包装严格限制在3层),由此可以降低能源损耗和资源浪费,从而建立务实的市场供给;在保护合法经营的同时打击不法经营,让非法的利润方式不能存活,可以通过鼓励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方式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参与其中;偷漏税现象可以尝试更有效的奖励与变革措施展开防预与治理,对于购销的商品或服务,在购销双向性上进行奖惩。


所有一切有益于改善社会经济运动的措施,只有在一个全民性的对政治与经济觉悟或说是素养的具备的时代才可能真正产生实效。所以,这些举措难免有“理想主义”之嫌。


在面对欧、美、日需求缩减(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失业率上升等)和国内过度投机所产生结构性过剩的双重危机渐显的特别时期,正是我们进行负增长观念变革和管理的时机。


我们在面临可能出现负增长的过程中,需要有效打击不法经营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更应该鼓励与引导合法的经营活动,鼓励与引导理性投资、理性消费。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句口号,被广泛的掌控着社会资源配置意志的阶层误解了。这句话里,需要重点分析的是“部分”和“富”。前者即鼓励哪部分人的问题,哪部分该鼓励?哪部分该打压?不以阶级出身和资本背景来区分,而应以其经营活动对社会经济具有良性促进作用的可执行的规范来划定;后者即创造财富行为过程的合法性问题,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现有法律、危害生态环境、侵犯公民权益的资本积累行为,不论其活动主体的身份如何,都必须是划入打击范畴的;先进的生产力运作行为,比如使用清洁能源、推行节能降耗、有益自主研发、维护顾客权益等经营行为的创富活动,则应给予其公正和公平的发展空间。


现实当中,产值来源于良性的不在多数。对不良(法制落后于现实需要)和不法经营需要进行控制或打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负增长其实就演变成必然。然而,人们习惯于在发展或增长中解决困难的思维定式在日积月累早已固化成形,力图通过投资来避免负增长,其结果必定是陷入更大幅度和更加长远的负增长。


负增长会带来诸如广泛的产能过剩和社会性失业等影响局势稳定的重大问题,破产、仇恨和恐慌同时也会对社会治理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如果人们无以适应负增长的规律,还是坚持避免或推迟负增长出现,那便等于选择饮鸩止渴。


我们需要理性的负增长,不仅是社会阶段客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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