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革手抄本:集体越轨地下传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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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龙飞三下江南》,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再次引发一股手抄本热潮。 近几年来,内地图书业频频把目光瞄向“文革”时期的地下手抄本。此前,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以及《一只绣花鞋(续集)》、《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等作品也都相继出版,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革” 手抄本文存——暗流》一书,更是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汇集成册出版,使这些当时的“暗流”重见天日。 “文革”手抄本以装帧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形式再度出现,唤起

“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作家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龙飞三下江南》,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再次引发一股手抄本热潮。


近几年来,内地图书业频频把目光瞄向“文革”时期的地下手抄本。此前,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以及《一只绣花鞋(续集)》、《阴阳铜尺》、《阁楼的秘密》、《十三号凶宅》等作品也都相继出版,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革” 手抄本文存——暗流》一书,更是把“文革”时期流传很广的手抄本汇集成册出版,使这些当时的“暗流”重见天日。



“文革”手抄本以装帧精美的正式出版物形式再度出现,唤起许多人对那个灰色年代的难忘回忆,它们曾伴随我们走过文化饥荒……



“梅花党”是这样出炉的



1971年夏,北京最东南的铁合金厂。



正值中午,此时的太阳能把一切融化,被暴晒的厂房成了“火山”,大高炉内,铁水沸腾,火星四溅。



厂房一角,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巨型电扇正发出巨大轰鸣,卷起阵阵炉灰,挟着热浪,向人们笼罩过来。十几个工人,把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的张宝瑞围在了场地中央,他们正在听这位年轻的生产班长讲述“梅花党”的故事。工人们听得入神,好像忘记了酷热,脸上,大滴大滴的汗正“前赴后继”——被热风刚刚烘干又转眼冒出……



30多年过去了,现在已过天命之年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说起这个场景还是止不住的自豪,这位“文革”手抄本文学的代表作家,至今已创作发表《一只绣花鞋》、《落花梦》、《绿色尸体》等5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



张宝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据统计,‘文革’手抄本有300多种,其中我一个人就占了20多本,要把我在工厂说的那些故事算上,还可以出50多本。”



“神秘”的十号大院



北京东城区喜鹊胡同十号大院,一个很普通的北京四合院,在人们的传说中却是一个“神秘的大院”。张宝瑞回忆,这是个三进院落,住着十余户人家。据说,抗战期间这里居住着一对年轻的日本夫妇,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们被人杀死在浴盆里,院子就一直无人再敢入住。直到抗战胜利后,这所“凶宅”才成了普通百姓的住房。



特殊的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张宝瑞说:“我1953年出生在这个大院里,后来的《一只绣花鞋》、《龙飞三下江南》、《绿色尸体》等一系列小说中,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建筑原型就是十号大院。”



张宝瑞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13岁时遇到的一件事。



有天晚上,张宝瑞急着要上厕所,厕所在后院,但隔壁住着位女精神病人,“她原是工厂的女工,因为有人诬告她偷东西,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她梳着短发,脸上长满了粉刺,两眼发直,好像冒着绿色的凶光,动辄要操刀砍人。”



张宝瑞有些害怕,但又实在憋得难受,无奈之下,他拿起手电壮着胆朝厕所跑去。



“正值冬天,西北风刮得很紧。我穿过后院时,正见女疯子的房间亮着微弱的光,里面传出‘嚓嚓’的声音。我一阵阵头皮发紧,赶紧冲进男厕所,可是门扣不上,里面漆黑一团。我扭开手电筒,不亮,原来忘记放电池了。”张宝瑞绘声绘色地说,“这时,身边有墙皮脱落砸地,院子里枣树枯枝呼呼地响,忽然,我听到隔壁女厕所传来呼呼的喘气声,我的心都快跳了出来,眼前出现幻觉:墙上的一块砖打开,里面伸出一只黑手,黑手紧紧攥着一只镶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



这个恐怖场景,后来成为了在“文革”期间流传很广的《一只绣花鞋》里的情节。



不仅如此,在张宝瑞的手抄本小说中,有着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英勇睿智的龙飞、美丽多变的白家姐妹……这些也都可以在十号大院找到原型。



“左邻唐家,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冷。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文雅恬静,三女儿比较摩登。她们后来就成为我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



张宝瑞还透露说,实际上,“龙飞”写的就是他自己,当时的他和“龙飞”一样,憧憬美好人生和真挚爱情,唐家二女儿,是他当时的“梦中情人”,对爱情的向往,处处投射在他的笔下。



年轻的“故事大王”



1969年,只有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此时的张宝瑞,“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对这个天赋,张宝瑞有些得意,“记得有一次吃饭,正好遇见评书大师单田芳,我走上前和他侃了三个多小时,旁边的人都听傻了。”



1970年,张宝瑞在厂里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



“厂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别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为班长,为了要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就给他们编故事,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听。”



休息结束,张宝瑞就赶紧结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了!”



于是,精神抖擞的工友们吆喝一声,在期盼中,等着下一次休息赶快来临。



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听。听完结束后,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手抄本就这样流传



从1971年开始,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每当夜幕降临,张宝瑞就会坐在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奋笔疾书。



“在离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刺激我能想象出很多的故事,一天能写出几千字。”



这一年,张宝瑞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张宝瑞记得一年冬天,他的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仔细翻看他写的《一只绣花鞋》,大风卷起炉灰,在他衣服上铺了厚厚一层,他竟全然不顾,成为了一个“土人”。



这一幕,张宝瑞说会“铭记一生”,它成了张宝瑞继续创作的动力。



1974年夏,张宝瑞把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把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 万5千字的小说,用圆珠笔工工整整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



后来,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就这样,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张宝瑞说:“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梅花鞋主:手抄本是一种群体劳动



由于近几年手抄本小说的畅销,张宝瑞得了个“梅花鞋主”的称呼。在他的家里,处处也暗示了这个“鞋主”的身份,房里两种装饰最多:绣花鞋和钟馗——正对门厅的“墙”上嵌着三株梅花,中间一株隐藏着一只绣花鞋,其实是个暗门。推开门,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房出现在眼前:书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整个房间,几只红色绣花鞋散落在书堆上。



《周末》:您认为“文革”手抄本为什么会流行?



张宝瑞:手抄本流行时间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据统计当时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在“文革”初期,大家都忙着串联武斗,别的事情完全考虑不到。进入上世纪70年代,群众的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就需要一定的精神生活,开始表现出对文化的渴求,但是当时文坛是百花衰败,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它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



《周末》:您觉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何在?



张宝瑞:“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它赋予了受难而顽强的那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



《周末》:在那个年代,像您这样写手抄本小说的作家们要冒多大的风险?



张宝瑞:危险很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常常说这些手抄本作家很可爱。首先你得冒政治风险,不能与上面路线冲突,张扬就因为《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狱。还有的手抄本小说被扣上宣传“爱情至上”“人性论”的帽子,数次遭到大面积大规模的查抄,无论是写作还是传抄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常常开玩笑说那时的手抄本是抄写“自由主义”,发行“地下活动”,现在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阅读,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文革”期间,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从城市到乡村,很快便占领了地下文化的阵地。



据统计,“文革”时期林林总总的手抄本尽管数量众多,但基本无外乎两方面的内容: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



反特手抄本:幻想另一半的“世界”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



《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主流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面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的。



《林强海峡》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虚拟出一个广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科技发明和新奇的先进武器。林强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民间英雄。故事结尾以林强来命名台湾海峡,可谓点睛之笔。海峡是大陆和台湾共享的空间,是一种政治、文化空间的隐喻,以林强来命名这个重要的空间,是将政治冲突的空间,变成一种个人的空间,使其脱离僵化的模式,富于创造,驰骋个性。那样的年代,这种思维所展现的魅力,是令人无法抵挡的。



情爱手抄本:集体禁欲背后的爆发



而反映爱情与性的手抄本则呈现出完全对立的两类,一类描写爱情生活,试图戴着革命道德的镣铐舞蹈;另一类则为赤裸裸的性描写,抛弃了一切文化禁忌。



前者如表现纯美爱情的《第二次握手》,后者则以著名的《少女之心》为代表。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少女之心》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手抄本之一。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这本小册子。有关部门一直都把它当成“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黄色毒品进行清除。



从客观上来说,“文革”是一个漠视和抹煞性差别的时代,一些男性从事的高危行业,如深山伐木、开采石油和高空带电作业,都出现了“铁姑娘”们的身影。“文革”也是一个高度禁欲的时代,在一些“文革”特色的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都是没有爱情的,何论性生活。因此,在集体禁欲的社会环境下出现“黄色小说”手抄本的流传,绝不是毫无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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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传抄:一种集体的越轨行为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手抄本不光要“手写”,还要接力“传抄”,并且正是在“传抄”的过程中,完成其必要的复制、流动和再创造。也只有这样,这种“手抄”行为才不单表现为大胆的个人行为,还更表现为集体的越轨行为。一位抄写活动的当事人,活灵活现地回忆了当时的典型场景:



“抄是非常隐蔽的,老师肯定不让抄这些东西,所以上课时,让学习好、写字快的同学抄笔记,放学后大家再互相抄了第二天交给老师完事。那会儿都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反正也没人认真。剩下的这些人干什么呢?就一块儿偷偷地抄手抄本。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一订,这就成了。上课抄是一种,还有一种是逃课躲在防空洞里抄。四川当时挖了很多防空洞,落实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可这些东西挖好了却没什么用处,我们正好‘进驻’。防空洞里黑呀,我们就用放酵母片的大瓶子做一个煤油灯点上抄,有时抄上一两个小时出来,两个鼻孔里都是黑的。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小坟包,我们就到那里去抄,那里人去得少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抄的时候逞能——我胆大,不怕死人,特别是抄那些恐怖故事的时候。记得有个手抄本叫《神秘的教堂》,中间有两个人物张大胆与张心慌,是反特内容的,这两个人物是不是他们抄时自己加进去的还很难说。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呀,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什么的。”



知名度最高的“手抄本”之一、在人们心中被定性为“黄书”的《少女之心》,即将堂而皇之地出版。



据该书出版人、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经理白士弘称,《少女之心》出版手续均已经办妥,并在春节前拿到文化部开具准印批文,现正在筹办印刷等事宜,新书打算在元宵节之后推出。



据悉,白士弘已在1月初举办的北京图书订货会展示过《少女之心》的样书,反响良好,有不少书商下了订单。很多四十多岁的人一看封面便痛快地承认“这书当年我抄过”。



《少女之心》原是认罪书



那么,《少女之心》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白士弘透露了其中的部分情节。



在那个大家整天忙于“革命”与“斗争”的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少女黄永红(不知道是否真名)在被下放的父亲的指派下,发现了母亲与何叔叔“通奸”的秘密。



单纯幼稚的她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感到憎恨,在学校如火如荼的“学黄帅”运动的感召下,为了摆脱母亲“通奸”带给自己的罪恶感,争做“黄帅”式的好少年,黄永红不顾母亲多次恳求,将所看到的一切写成大字报贴到了学校门口。



但这次英勇伟大的“革命行为”,并没有给她带来预想的荣誉和解脱。妈妈被民兵带走了,爸爸和弟弟对她就像仇人,同学们冷眼相看,不时把“破鞋”二字挂在嘴边,连老师的赞扬也言不由衷,充满讽刺。



之后,母亲被下放到农村,父亲回到城里,却与她形同陌路。她该怎么办?黄永红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之中。这时,与她同学多年的男生李国华出现在她的身边。李国华不但给她以安慰,还告诉她一个天大的秘密——“何叔叔”才是黄永红的亲生父亲。但何叔叔始终不肯承认。



在一次次交往中,黄永红与李国华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他们被老师抓了个正着。在全班为此召开的批判会上,承受不住压力的黄永红晕了过去。



一场大病后,黄永红被何叔叔送到她母亲那里。在农村,她欣喜地发现了同样被学校开除来到农村的李国华和他的家人。农村相对宽松、单纯的环境,使黄永红和李国华有机会深入交往,两人感情越来越深。直到有一天,他们怀着青春期的好奇与冲动,开始了彼此身体间的接触,但这方面知识全是空白的两个人,数次探索均以不得要领而告终。



一天天的晚归引起了双方父母的注意,家长们轻而易举地揭破了他们的秘密,两人的交往被严格禁止。



当他们为“改正错误”而保持距离的时候,另一个从城里发配到农村的男生姚大明闯进了黄永红的生活。为表示离开李国华的决心,黄永红主动接近姚大明。姚大明是个情场老手,知道如何直截了当地示爱,处在青春躁动期的黄永红最终没能把握住自己,迷失在爱欲之中。



但一次与李国华的偶然邂逅,使两人旧情复发,两人不可遏制地走向越轨。黄永红痛苦地发现,自己对两个男生都存有好感,谁也割舍不下。



混乱的青春、混乱的感情只会导致更加混乱的结果。终于,黄永红和李国华的事被姚大明发现。为了自己的尊严,两个男人相约以决斗的方式解决问题。决斗中,李国华失手杀死了姚大明,随后,他也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惊惶失措的黄永红被关进监狱,在严厉审讯之下,她写下一摞厚厚的认罪书。



而这份认罪书,便是后来的《少女之心》。



似《水浒传》变出《金瓶梅》



后来《少女之心》为何变成令老师和家长闻之色变的“黄书”?那段广为传抄的、两三万字的“黄色”内容又从何而来?



“此《少女》非彼《少女》,”白士弘解释道,“《少女之心》是讲文革时期人的命运,而抄得很凶的那段‘黄书’ ,其实是从原故事情节中演绎出来的,类似于利用《水浒传》的背景和几个人物,另写出一部《金瓶梅》。”



白士弘透露了一些细节,解释《少女之心》变“黄”的过程:



女主人公入狱之后,审讯人员迫使她详细地写出恋爱经过及床上细节,事后,又把这个“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了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此对她垂涎三尺,因为无法达到目的而企图罗织罪名,以便再次把她送进监狱……



而那本广为传抄的“黄书”,白士弘可以肯定,是从这段审讯记录中演绎出来的。



白士弘说,文革时期,手抄本是成本最低、人们最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当然,抄书肯定先拣‘最感兴趣’的部分抄,而且难免按自己的想象添油加醋,就这样越抄越玄,导致后来‘黄书’广为流传,而原故事却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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