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978年之中国社会


随着国民党退却台湾,中GONG在大陆的政治地位宣告确立。


1949年,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分水岭。我们都知道,1949年前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局面?1949年前的中国是一个政治分崩离析,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甚重,经济几乎全部瘫痪的半殖民地社会。而1949年后,一个高度整合的新中国的出现,阶级在中国的消亡,政治的民族的大团结带来了经济的复苏。这就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出现,这个新的政治制度虽然是从西方的马主义和苏共中分娩而出,但是却与马以及苏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它对马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灵活运用,也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套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如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所言,“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之中……。”


这种新秩序既与旧中国迥然不同,又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质的区别,还与它的母体马和苏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可以说虽然还是借用了马的主义,但已经完全中国化了。这可能与中国的文化有关,从中国文化在人类史上独一无二地没有过的断裂,就可以看出持有这个文化的民族的坚韧性,以及这个文化的包容和感化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马主义被中国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这种新秩序为什么能够团结人类最广大的一群人的重要因素,一种很显著的特征就是马主义被儒学结合。这种新秩序在中国社会建设发展初期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它的平民化政治所发出的磁场效应,并由之带来的吸引力把1949年前的四分五裂的中国社会整合成了一个空前团结的整体,这是任何西方国家和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所不能及的。


当然,这种秩序与人类所有事物一样都会带有一定的时效性,服务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社会建设初期,面对国内才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还不牢固,民族矛盾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瘫痪的经济还有待恢复,加上国外势力依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而对中国进行的封锁,这种秩序所带来的凝聚力就显得异常重要。正如人类社会所有事物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一样,当这种秩序随着民族矛盾的解决,经济的逐步恢复,也就显出了它的不合时宜的一面。如同创造了这个秩序的毛在他的《矛盾论》里面所言,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会出现。政权的稳固民族矛盾的解决,使为稳固政权团结民族恢复经济而设计的这种秩序突然之间就失去了方向,这就导致了后来的一些问题的出现。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如何看待1978年前的问题很重要,评介任何历史问题,都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客观地去分析,而不是用今天的眼光去否定昨日的成绩。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应该说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的分水岭。


1978年后,特别是20年过后的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效所引发的政治秩序重建,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力的空前提升,无疑不在表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迅猛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发生在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它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必然是深远的。从曾经在建国初期发挥过作用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在经济的结构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而随着人民在物质上的丰富后,政治权力也移向了地方化和社区化,村民自治和居民社区民主化的引进,正是对1978年前的政治秩序的修正。这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也是一定的政治制度或者意识形态作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结果。


政治的村民自治和社区民主使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得到弱化,固定的生活区域、职业被打破,流动代替了固定,社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些多元化也使中国更具活力。村民自治及社区民主表明了中国已经开始了迈向民主化的道路,这又是继毛时代创造的中国秩序后,又一个有别于其他民主国家的新民主秩序,中国特色民主。(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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