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邑兵败谋划举兵



说起来还是很蹊跷的,李渊正式决定起兵反隋,是因为一个偶发事件。以前,天下乱象纷纭,大家彼此说说悄悄话,但是并不等于真的要起兵反隋。发兵反隋是件大事,稍有不慎,就是株连九族。这样的事,不到迫不得已,是不敢贸然动手的。隋朝灭亡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李渊家族继承皇位,在当时是没有任何迹象的。

李渊是在大业十二年(616)的年底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就职以后,他干了一件很漂亮的事情,镇压了一个外号叫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当时有几万人,已经占领了西河郡,西河郡处于太原和长安的必经之路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李渊没费多少力气就打败了历山飞,打通了太原与长安的联系。但是,没有想到,接下来却是一次失败的战斗。大约在大业十三年(617)的正月,北方突厥来犯,在太原以北的马邑郡(今山西朔县),唐军与突厥展开战斗。当时李渊派副手高君雅统兵,与马邑郡守王仁恭联合,结果被突厥打败。按照隋朝的法律,战败是要受到惩罚的,江都(扬州)隋炀帝派人前来,要处决王仁恭,同时也囚禁了李渊。所谓囚禁,其实是就地免职,等候进一步处分。


李渊受到羁押,下一步朝廷会如何处置,李渊心中没有把握。推测起来,大约有三种可能:第一,平安无事,虚惊一场,一切恢复原状;第二,严肃处理,要么降级处分,要么免职;第三,李渊更担心的是,皇上会不会借机杀掉自己。在这几种可能性中,李渊总往坏的地方想,他担心皇帝六亲不认,因为先前皇帝对自己就起过疑心。李渊对李世民说,他担心“家破人亡,为英雄笑”,李世民感同身受。他们对于皇帝没有把握,对于未来更没有把握。他们又联想起一个人,叫李金才。他是隋炀帝的故旧,当时“李氏将兴”的传说广为流传,隋炀帝怀疑李金才可能会是这个“李氏”,因此李金才惨遭灭族之灾。


隋炀帝杀人是不讲理由的,李渊向来不认为自己与皇帝关系密切。没有缘由时,隋炀帝还找过李渊的麻烦,现在李渊作战失利,是送给皇帝一个处罚自己的机会。李渊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他的恐慌引发了大家的恐慌。与其被皇帝白白地杀了,不如干脆起兵反隋。这就叫转祸为福。即使不被杀掉,免职或者降级使用,对于李渊而言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合法拥有军队的权力可能永远丧失。当初李渊去山西任职,格外兴奋,因为这里是陶唐故国的发祥地,李渊认为这冥冥之中是有暗示的。


马邑兵败是一个突发事件。当时全国各地烽烟四起,胜败是家常便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遥远的山西北部的一次战斗,会掀起如此波澜,会对隋朝的命运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李渊等人开始暗中着手准备,寻找时机,众人分头安排。李渊赶紧通知远在河东郡的李建成秘密联络民间豪杰,准备起义。但是,李渊没有想到,他估计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隋炀帝没有继续追究,而是派使者来,让李渊官复原职,继续统帅太原兵马,王仁恭也到马邑复职。但是,李渊准备起兵,核心成员都已经知道,并且定下了起兵的日期,已经联络了天下豪杰。这么重大的事情,哪能说停就停呢?万一这个计划被泄露出去,照样是死路一条。既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干脆就横下一条心,一不做二不休。于是李渊开始部署起兵的时间,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知道确切的日期了。推算起来,大约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二月王仁恭被刘武周杀死之前。


李渊是行事谨慎之人,让他干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巨大的压力是很难的。如今,周围的人都很积极,他也不能后退。反隋这件事,只好将错就错了。


这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之处。本来一个很平常的战败处分,却引发了背叛朝廷的巨大阴谋,历史因此而改变。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会把它吹翻。




二、矫诏征兵巧妙布局




虽然李渊平时礼贤下士,给人的印象不错,但是反叛朝廷,问题实在太严重,所以方方面面必须考虑周全。除了身边的支持者以外,老百姓怎么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若要起兵,百姓不支持,连召集兵马都会很困难的。所以李渊非常重视顺应民心。太原起兵计划正在推进中,忽然从江都传来了皇帝的最新命令。传达命令的士兵昼夜兼程,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皇上的新命令让太原立刻陷入惶恐之中。


皇上的诏书,实际上是一纸战争动员令,宣布:在太原、河西、雁门、马邑四郡的百姓,年龄在20—5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准备参军,在当年年底,也就是617年的年底集合完毕;队伍要到涿州,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去集合,然后去攻打高丽。打高丽是典型的穷兵黩武行为,从一开始就遭到民众的抵制,大业九年杨玄感反叛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大业十一年,隋炀帝雁门关被围,为了赢得百姓支持,隋炀帝宣布取消征讨高丽计划。结果事后,隋炀帝出尔反尔,又要继续征讨高丽。隋朝攻打高丽,没有一次取得胜利,原因很复杂。但是民众不支持,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隋炀帝再次发出战争动员令,根本不考虑百姓的死活,百姓对于朝廷的反感可想而知。百姓反感朝廷的社会气氛,对于李渊产生两个好处:首先,李渊的反隋因此获得群众基础;其次,李渊如果合法招募军队,百姓一定会踊跃参加。为什么?参加了李渊的军队,就不用年底当兵到高丽前线了。


隋炀帝确实没有放弃征讨高丽的计划,但是,这个时候到太原来宣布年底征兵,未免太巧合了。实际上,一点都不巧合。诏书是在李渊的授意下由手下刘文静撰写的,因为伪造巧妙,没有人发觉。目的呢?就是为李渊反隋制造社会气氛,为李渊募兵夯实基础。


李渊起兵,皇上在三千里外的江都,不能构成有力的威胁。但是,李渊身边并不都是刘文静、裴寂这些支持者。后来李渊胜利了,这些反对李渊起兵的人大都消失在历史的记载中。但是,仔细寻找,还是会发现几个反对的人。比如,太原副长官王威、高君雅。这两个人是朝廷的虎牙将军,特别是高君雅跟隋炀帝的关系密切,在隋炀帝还是晋王的时候,已经伺候在左右了。李渊当然心知肚明,王威和高君雅被安置在他的身边,本来就有监视的作用,是朝廷对李渊不放心的具体表现。


所以李渊起兵,必须防范这两个人了解实情。起兵准备过早暴露就等同于失败,这是很明白的道理。隋唐时代,即使地方大吏,手里日常能够动用的兵力也是有限的,只有发生战争,才可以根据朝廷的指示招募军队。隋唐的制度一脉相承,我们通过唐朝的情况可以了解隋朝的制度。比如,宣布招募军队的人必须是皇帝,包括规定招募军队的数量、目的和统兵将军。法律上有“擅兴律”,严惩擅自发兵。如果擅自发兵千人,就处以绞刑。擅自发兵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上报朝廷而发兵,二是没有得到批准而发兵。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敌人兵马来进攻,或者附近发生反叛,可以招募军队,“得便调发”,但同时必须立刻上报朝廷。


现在,李渊急需的就是集合兵马的理由。这是一个乱世,理由很快就出现了。大业十三年二月,王仁恭被部下刘武周杀掉,刘武周占据马邑郡,投靠突厥。三月,刘武周攻破楼烦郡,进入汾阳宫,把给皇帝准备的女人掠走,献给突厥始毕可汗。同月,刘武周攻下雁门郡,始毕可汗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雁门郡和楼烦郡就在太原的北面,李渊再不准备,刘武周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太原。另一方面,作为隋朝的地方长官,临近发生如此严重的叛乱,如果不采取一定对策,朝廷也会追究责任的。


李渊看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召开会议,装作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说:形势很严峻,刘武周叛乱投靠突厥,已经占领雁门关,距离我们太原只有三百里。皇帝远在江都,距离我们三千里。我们当然应该立刻向皇帝汇报,但是恐怕等皇帝知道再发兵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刘武周和突厥来进攻,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只能束手就擒。就算刘武周不来,面对汾阳宫事件,朝廷追查下来,也不得了。可是,我们现在如何准备呢?等朝廷同意一切都晚了,可是不等朝廷的命令,我们也不能擅自招募军队啊。唉,真是让人犯难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共同想个办法吧。


李渊一席话,大家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王威、高君雅首先表态,积极主张集合军队,说您是太原的留守,一方的最高领导人,不能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啊。您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力挽狂澜,不能放任不管啊。他们的态度比李渊都积极。李渊故作无可奈何之状,顺从了他们两个人的要求。有了皇帝的亲信支持,李渊便正式发出动员令,要求成年男子都尽快来报名参军。结果呢?不出所料,人们非常踊跃。前面提到的那个伪诏书起了作用。李渊充分利用了隋朝的法律,很好地钻了法律的空子,也很好地调动了身边的隋炀帝亲信。很快,各路人马纷纷集合到太原。


这简直就是一出戏。王威他们私下里一定得意:你李渊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态度暧昧,不能积极发兵杀敌;要不是我们积极促进,太原说不定也陷入刘武周的魔爪了。或许,王威和高君雅都准备好了如何打李渊的小报告呢。




三、炀帝亲信刀下冤魂(1)




王威等人的笑容大概没有保持几天,就发现情况有些反常。李渊主持集合兵马,太原周边百姓投军踊跃,队伍一天天迅速壮大起来。李渊这次招募军队大概是三万名,这应该就是李渊拥有的合法军额。可是,王威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招募来的军队都交给了李世民、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那也就罢了,那个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什么人啊?那是朝廷的罪犯啊。


长孙顺德是李世民夫人的叔叔,他不想到高丽去打仗,就跑到太原找李渊请求庇护。刘弘基也是这么一个人,本来他的任务去前线打高丽,他不想去打。他就故意犯了一个罪,在行军过程中把老百姓的牛给杀了。对方没有发现,他就主动找地方官,说老百姓的牛被他杀了,结果他被关到地方监狱里。他虽然坐了监狱,但心里高兴,因为这样就不用到前线去了。后来家里人把他给赎出来。他出狱后不敢去别的地方,也跑到了太原,让李渊来庇护他。


王威、高君雅怀疑李渊有问题,焦点集中在具体的领兵人长孙顺德、刘弘基两个人身上。李渊为什么要让这些朝廷的罪犯领兵呢?这是不是表明李渊的动机有问题呢?他们是知道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的身份的,所以想逮捕这两个人,顺藤摸瓜。这个主意被武士彟的说法打消了。武士彟不如女儿名气大,他女儿就是后来的女皇武则天。武士彟当时是李渊的手下,管军事装备的。他显然跟王威、高君雅关系不错,但是他反对他们的做法。他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客人,你要逮捕这两人,一定会大起纷扰。王威、高君雅并没有真正的把柄,他们更没有决心跟李渊摊牌。若真是引起很大纠纷,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只好放弃。


到了五月,兵马大集。此时,王威、高君雅终于明白了李渊的动机,他们没有办法,想先发制人,刺杀李渊,消灭这次叛乱。但是,他们的企图再次暴露,一个叫做刘世龙的乡长向李渊告了密:王威他们要乘李渊到晋祠祈雨的时候动手。一个微不足道的乡长跟留守李渊的距离,差不多也是天壤之间。他为什么会替李渊着想,向他报告呢?李渊的一贯行事作风在此时发挥了作用。李渊平时,“贵贱俱得其欢心”,什么人都能很好地与他交往。老朋友裴寂领刘世龙来见李渊,李渊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小小的乡长而冷淡他,而是像朋友一样热情款待。乡长刘世龙见李渊这么高的地位,对自己这么好,十分感激,只担心没有机会报答,没有想到高君雅他们送上了门。小人物有大作用,这可不是孤证。


李渊决定先下手。他先让李世民领兵埋伏在城外,早上召集王威、高君雅开会。会上,一个基层军官刘政会告密,李渊故作不知,让王威看,刘政会说只能给唐公看。李渊接过状子看了看,还故弄玄虚,说:王威、高君雅勾引突厥入侵,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高君雅一听就知道完了,大声叫道:叛乱者要杀我啊!两人立即被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抓起来扔进监狱。


李渊忽然把两名副留守抓了起来,在小小的太原,当然成了大事。一时间,肯定是满城风雨。王威真的犯了大错吗?高君雅呢?听说,他可是皇上的亲信啊。敢抓皇帝的人,真不知李渊在想什么。


李渊必须回答这些提问,或者用语言,或者用行动。他不能永远保持沉默。可是,李渊如何回答呢?皇上的亲信勾引突厥,这是有人告发的,但是,任何告发都是可以怀疑的啊。李渊总不能说,我要反隋起兵,王威他们不同意,所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这当然不行。可是,夜长梦多,总是不回答,会不会生发出其他事端来呢?比如有人告发李渊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李渊还不希望反隋起兵暴露,他的为难可想而知。谁知道,天意如风,说来就来。如同计划好的一样,又有人前来配合。两天以后,突厥人几万人真的来进攻太原。所有的太原人都相信,这些突厥人肯定是王威、高君雅招来的。借突厥这把刀,李渊顺利杀掉王威、高君雅。


可惜王威、高君雅这两位隋朝的忠臣,或许他们也知道大厦将倾,或许他们也知道独木难支。但是,他们还在用最后的一点气力抵抗汹涌而来的造反浪潮。即使他们能够解决李渊,他们也逆转不了隋朝的灭亡。忠诚,这个所有朝廷都拼命鼓吹的道德,如今竟然变得如此弱智可笑,这些禀持忠诚的人竟然成为历史的可怜虫。


历史的逻辑和力量,让人变得渺小。


那些缺乏忠诚的人们,反而成了历史上的英雄。一个更有诱惑力的概念吸引了更高尚的道德情操,救民于水火比拯救一个坍塌的朝廷意义更重大。所有的历史聚光灯都打在李渊脸上,没有人希望李渊失败,李渊的每一次阴谋得逞都会换来一阵赞叹。为什么?因为李渊被选中成为历史的主人公。


李渊借刀杀人,解决了王威、高君雅,再使用疑兵计,突厥撤退。李渊连续渡过难关。处处险象环生,却能峰回路转,连一千多年后的我们也为他捏着一把汗。




四、联合突厥忍辱称臣




李渊担心他的计划过早暴露。为什么?原来,李渊已经派人去通知家人,河东郡的李建成、李元吉,还有长安的女婿柴绍等都还没有赶到太原。这个时刻,李渊还不敢轻举妄动。李渊借刀杀人成功,正暗自庆幸。突厥确实是一把刀啊,李渊忽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危机。在此之前,他怎么一点都没有想到呢。


什么问题?就是突厥。


突厥支持的刘武周已经占据了太原以北地区,不管是突厥还是刘武周,他们要进攻太原如同到邻家散步,实在太容易。这就是说,如果李渊进攻长安,他的太原后院根本不安全。行军打仗,谁都没有绝对把握,李渊一生谨慎,思考周密,他可不希望后院失火。


五月底,李渊长子李建成率领全家终于从河东赶来。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来自长安的柴绍,于是一同到达太原。他们从河东出来,也不是一帆风顺,大概当地政府闻到了什么味道,李建成的弟弟李智云没有赶来,后来被当地政府解送长安杀死。


李渊放心了,现在可以放手大干了。但是,现在他被突厥问题搅得寝食难安。李渊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刘文静向李渊提出建议,联合突厥以增强兵威。李渊当然同意联合突厥,因为利害得失太清楚了。


突厥对于李渊,不外是支持还是反对两个方面。如果突厥支持,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最小的好处是突厥可以提供军马;其次,突厥可以保障太原的后方安全;最后,突厥军队加入,可以增加李渊军队的威力。如果突厥反对,后果只有一个:李渊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与突厥联合,不仅有利,而且有历史依据。从北朝后期以来,北周、北齐都与突厥和亲,隋文帝时候和亲效果也很不错。后来,隋朝采取强硬手段,分化了突厥。隋末北方的各种势力,也都是积极争取突厥支持的。


要获得突厥的支持,必须付出什么代价呢?李渊能够想到的有:第一,是物资方面,一定要满足突厥的愿望;第二,要在精神上给足突厥面子。政治家必须精通利害计算。李渊现在要做的是大事,必须当机立断。通过史籍,我们现在知道联合突厥的计划是刘文静提出来的,最后由李渊拍板。


李渊给突厥可汗写了一封信,向可汗说明自己要拯救中国,出兵到江都把皇上迎接回来,继续恢复隋文帝时候的和亲政策,希望得到可汗的支持。最后用“李渊启”这个字样。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表达方式,《资治通鉴》称之为“卑辞厚礼”,随信可能还附有贵重礼物。有的人建议,反正突厥不懂汉文,为什么要用“启”字啊,至少用“书”也可以表达平等啊。李渊说: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这个启字值多少钱?甭说不值千金,就是突厥想要千金,我们也得给啊。


对于李渊而言,联众突厥是一个战略问题。李渊站得高看得远。但是,突厥需要的仅仅如此吗?始毕可汗收到李渊的低姿态来信,自然很高兴。可是他表示不能同意李渊的建议。他说,隋炀帝这个人他是了解的,如果真的迎接他回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唐公。干脆,唐公你就当天子算了,我全力支持,需要什么比如兵马,你只要开口就是了。始毕可汗就这样回了信,还要李渊尽快答复。


李渊获得这样一个回信,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反正周围的人都很高兴,大家巴不得李渊当天子呢。李渊犹豫不决,不肯表态,说:这样怎么可以呢?我是隋朝的臣子,我要谨守臣节啊。大家就跟着着急。裴寂、刘文静都出来说:现在突厥如此支持,多不容易啊。万一我们不同意,他们再反悔,麻烦不就太大了吗?李建成也来劝说。


知道李渊为什么犹豫不决吗?他真的是对当天子没有兴趣吗?或者他是认为现在当天子为时尚早?全不对。李渊犹豫的是突厥让他当天子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向突厥称臣。起兵反隋,大旗还没有树立起来,先向突厥称臣,这多不甘心哪。李渊前思后想,左右为难。


后来,集合起来的军队派人表态:如果唐公不做天子,我们也不干了。李渊看看这个阵势,害怕了。内部要是出事,那可比称臣麻烦多了。军队的后面是谁呢?据考证就是李世民。李渊只好表示同意。李渊当时说了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么做犹如掩耳盗铃,但是逼于时事,不得不如此啊。


李渊不接受突厥的条件,联合就不能达成。当时情况下,李渊只能接受突厥的称臣要求,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接受了突厥的条件,等于稳定了后方,然后才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行动。后来的李唐历史记载,很少透露高祖称臣的史实,内心还是把称臣于人当作见不得人的丑事。其实,历史向来如此,时代的主持者必须以大局为重,适当的妥协是必须的,一味蛮干肯定不会成功,与国与民都没有好处。


与突厥的联盟建立起来了,李渊制定了基本策略。第一,宣布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第二,用红白两色旗帜。开始,刘文静建议用白旗,因为是突厥的旗帜颜色,让突厥看了高兴。李渊不同意,认为那样太突厥化,不利于中原行军,主张白旗之上加大红色,于是成为双色旗。红旗,是隋朝的旗帜,白旗是突厥的旗帜。现在的李渊,既是隋朝又是突厥,既不是隋朝又不是突厥。花色的旗织,为后来的再变化提供了便利。


大业十三年六月,一切准备就绪,李渊正式召开誓师大会,宣布隋炀帝的多项罪状,表示自己要拯救隋朝,救民于水火。以人民的名义,李渊开始了自己煌煌帝业的伟大征程。


李渊宣布成立大将军府,自己任大将军,裴寂任长史,刘文静任司马。成立三军,中军自己统领;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属;李世民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属。晋阳起兵宣告完成,今后的岁月就是李家父子如何征服天下,建立李唐政权了。


不管李渊高喊什么口号,高举什么旗帜,谁都知道他这是叛隋。很多人拥护李渊的做法,成为李渊的追随者。但是,就在山西境内,也有人反对。西河郡是太原通往长安的必经之地,现在的平遥、介休都在当时的西河郡境内。西河郡不听李渊号令,李渊必须将它拿下,为下一步进军长安扫清道路。山西是李渊的根据地,李渊必须采取手段巩固根据地。


六月五日,李渊派遣李建成、李世民统兵进攻西河郡。这次战役很顺利,李建成和李世民也很争气,与战士同甘共苦,对于百姓秋毫无犯,来回九天,顺利拿下西河郡。




五、晋阳起兵谁是首谋






晋阳起兵,是李渊集团开始脱离隋朝夺取最高权力的历史亮相。从此以后,李渊集团开始了平定天下、建立李唐政权的过程。晋阳起兵,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漂亮而成功的阴谋,从时机的选择,到起兵方式,到旗帜口号,到内外联系,凡是重大问题都没有任何漏洞。


唐朝建立第一件事就是晋阳起兵。晋阳起兵谁是首功,历史上有两个答案,或者是李世民,或者是李渊。在建立唐朝这个问题上李渊和李世民谁的功劳大?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对于唐人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李世民首谋论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


《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这些对于中国人历史观有着重大影响的史书,既然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绕过,更不能一言否定。让我们先看看在晋阳起兵的问题上,当时的李世民都做了什么事情。综合起来,李世民做的准备有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狱中密谋。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确,大约在年初的某一天深夜。李世民悄悄地来到太原监狱,打发走狱卒,与一个坐牢的人秘密商谈。这个人就是晋阳令刘文静。刘文静坐牢是因为与李密是亲戚,而李密开始随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潜逃,最终上了瓦岗寨跟翟让合伙,成了隋末一大军事势力。


隋朝天下大势已去,天下大乱需要拯救。刘文静说需要汉高祖、汉光武这样的英主。李世民说当然有了,就是人们还不认识而已。言下之意,这样的人近在眼前。于是刘文静为他分析:天下如何,皇帝如何,太原如何,强调太原可征集十万兵,而尊公有兵数万。李世民一句“君言正合我意”,表明他已经有刘文静一样的考虑。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特别注意:这段文字强调高祖李渊不仅不知道,李世民还担心李渊反对。所以,他暗地里部署宾客,都是在李渊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的。这样,李世民“首谋”概念就成立了。这就是狱中密谋,然后开始部署。晋阳起兵的进程从这个监狱密谋开始。


第二,暗中准备。“阴结豪杰,招纳亡命”,这是暗中储蓄力量,准备造反。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


《资治通鉴》记载:“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炽之孙也,亦亡命在太原,素与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


请注意,这些行动,仍然是李世民暗中进行的,李渊根本不知情,更无从支持了。但是,这个行动很重要,这是在组建造反的基本班底,建立骨干队伍。以上所列举的三人,后来确实发挥了骨干作用。


第三,劝说李渊。为了说服李渊起兵,李世民绞尽脑汁,想了种种办法。他发现裴寂和李渊关系密切,于是想办法与裴寂接近。《资治通鉴》如此记载:


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这段记录是刘文静从中联络,才使得李世民与裴寂结交成功。《旧唐书·裴寂传》是另外的一种记载:


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世民拉拢裴寂有两个说法,一个通过刘文静,一是自己亲自指挥高斌廉。


《资治通鉴》又记载道: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这些记载有一个问题是矛盾的,到底是谁第一个跟李渊说起的呢?


一个“先是”,我们知道是裴寂先跟李渊说了李世民的计划。那么李渊为什么会回答“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说明李渊在听裴寂谈起之前已经了解李世民有起义计划。既然已经知道了李世民的计划,为什么在李世民再说出来的时候,李渊还要“大惊”,还要告官呢?


如果是李世民自己说的,那么他对裴寂的公关意义顿时降低,不就是因为看中了裴寂与李渊的良好关系才拉拢裴寂的吗?同时,“先是”这个时间标志词还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同一部书,《资治通鉴》本身就有这些矛盾呢?


这些记载中,李世民和李渊成为两种人。李世民处心积虑,多方谋划,准备起兵,而李渊夜以继日与裴寂等吃喝赌博。为了完成起义,李渊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障碍,李世民必须想办法先说服李渊。父子二人对待起兵问题上,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一个多方准备,一个糊里糊涂,李渊甚至差一点要把李世民送押官府。李渊最后同意了,但是很勉强,说什么“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在事情开始以前,都把责任推给李世民了。


如此说来,完全可以说晋阳起兵是李世民一手策划的,而李渊不过是在李世民多方作用下,勉强同意并参加而已。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说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当然是不错的。首谋,就是首先谋略策划。晋阳起兵的首谋者,当然获得了建立唐朝的首功,没有这个谋划,唐朝自然不会产生。


李渊主谋论


我们暂时承认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首谋,那么我们看看,在李世民的发动起兵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渊充当了什么角色?


第一,在刘文静的第一份计划书中,李渊是什么地位?刘文静分析国内局势,皇帝居于江都不归,天下豪杰并起。只要有汉高祖、汉光武这样的人物出现,不过半年,帝业可成。“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刘文静的总体战略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化,是谁来领导这次行动呢?是李世民吗?不是,还是李渊。是谁有“一言出口,谁敢不从”的威信呢?当然不是李世民,还是李渊。所以,虽然刘文静与李世民谋划,但是他们预设武装起义的领袖不是李世民而是李渊。


第二,李世民开始暗中布置宾客,准备起义的干部队伍。应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也是这个重大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没有名字的人物我们无从了解,从现在已知的人物中,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的背景。有三个人物是被提出来的。他们是长孙顺德、刘弘基和窦琮。这三个人后来成为基本的军事统帅,在李建成和李世民手下担任统军或者副统军。他们是什么来历呢?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来晋阳与刘弘基一样,“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窦琮,也是亡命晋阳的。他们三人,都是投奔李渊的,不是投奔李世民的。平心而论,这样的逃避兵役的人,按照隋朝的法律是要杀头的,能够保护他们的是李渊还是李世民呢?对于这三人而言,在造反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是听从李世民的,还是更听从李渊的呢?


第三,李世民积极活动,联络豪杰大侠,拉拢裴寂这样的官员,许多地方都需要花钱。别的方面不知道,仅仅为了拉拢裴寂,就花费了很多钱。《旧唐书·裴寂传》和《资治通鉴》都说李世民“出私钱数百万”拉拢裴寂。为什么叫“私钱”?可能有两种意思,一不是政府的钱,二不是李渊的钱。请注意,这里的“百万钱”只有数词,没有量词。所以,用意只在表达“多”。百万枚还是百万贯,大不一样。李世民与李渊没有分家,按照当时的法律,家产都属于家长。当时李渊才是家长。同时,李世民没有公职,也不从事工商,哪里来的私钱?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李世民用来准备起义的钱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渊。


第四,在李世民是首谋的这个说法中,我们看到,李世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说服李渊,甚至其中还存在一些矛盾,但是,李世民的这些行动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相:如果李渊不同意,李世民可以单独行动吗?答案是:不能。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这一年李世民二十岁。当时高祖李渊五十二岁。李世民一名不文,既没有官职,也没有军职。他最响亮的头衔是李渊的二公子。李渊,爵位唐国公,做过朝廷中央、地方大员,现在更是太原军政一把手。除了祖先的荣耀以外,李渊更有统兵作战的经验。李渊与李世民父子之间,领兵造反,无论是谁也应该找李渊。


现在我们想问:晋阳起兵,即使李世民是首谋,那么换一个词汇,请问,晋阳起兵谁是主谋?是李世民还是李渊?换个角度,如果这次起义失败,朝廷要对李世民和李渊判刑,李渊和李世民谁是主犯,谁是从犯?任谁做法官,也不可能判李世民为主犯判李渊为从犯。


所以,千百年来,那些力图为李世民歌功颂德的说法,都是在“首谋”问题上打转转,谁也不敢挑战“主谋”这个更重要的概念,更没有在“主谋”这个问题上动手脚。


无论从政治影响、军事经验、经济实力还是从社会地位来比较,李世民都无法与李渊相提并论。即便是有人愿意结交李世民,也是因为看重了李世民背后的李渊。李世民要结交那些非法的豪杰大侠,没有背后李渊的政治经济资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是,以李渊为首的军事政治集团,看到隋朝大势已去,于是开始谋划夺取最高权力。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当然是李渊,作为李渊的次子,李世民不过是李渊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而已。因为父子关系,李渊信任李世民,李世民很早就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谋划,并且承担某些具体任务。但是,只有李渊才是主谋,这个地位任何人都无法取代。


虽然我们主张李渊主谋论,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作用。帮助李渊定策、联络豪杰大侠、联合突厥等三个方面,李世民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几个核心人物,大业十三年,李渊五十二岁,刘文静五十岁,裴寂四十八岁,李世民二十岁。李世民的表现实在是很出色了,没有必要再人为拔高。就凭李世民的表现,仍然当得起“少年英雄”四字评语。




六、乱世英豪各怀异志




在李渊晋阳起兵的过程中,除了李世民以外,裴寂和刘文静是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当时,大约有一个四人核心小组。他们就是李渊、李世民、裴寂和刘文静。李世民与父亲一体,同呼吸共命运,那么另外两个人呢?他们为什么要反隋?


刘文静的传记中说他:“伟姿容,有器干,倜傥多权略。”形象英俊,有才干,善谋略。刘文静是晋阳县令,对当地情况熟悉。所有主张起兵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隋朝大势已去,必须立刻动手逐鹿中原。刘文静有一个具体问题是特殊的。他是李密的亲戚,朝廷已经命令将他捉拿入狱。李密是当今天下反隋的第一块招牌,而在围攻洛阳的战斗中,日益占据上风。正是因为李密这些强大的反叛势力存在,导致隋炀帝不敢返回中原。如果隋朝最终取得胜利的话,对于李密必定坚决追究。刘文静是李密的亲戚,这事既然已经在朝廷的掌握之中,刘文静的下场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李渊起兵,推翻隋朝就多了一层把握,对于刘文静而言,正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时刻。一个小县令,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资源独立反隋,但是推动李渊反隋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在太原,与李渊关系最密切的是裴寂,即使是刘文静也不如裴寂。有一种记载是李世民要推动李渊,自己不敢说,就通过刘文静等先结交裴寂,然后通过裴寂说服李渊。这是裴寂与李渊关系密切的一个证明。裴寂与李渊关系亲密,是因为在太原,只有他与李渊有旧交情,他们两人都有中央为官的经历,他们的关系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


裴寂在太原,是晋阳宫的宫监。晋阳宫是皇帝的行宫,皇帝如果到太原,就住在晋阳宫中。皇帝虽然很少来,但是皇帝的威仪不可少,所以这样的行宫是时刻准备着迎驾。因此,晋阳宫在太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一切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所以财大气粗。


裴寂当然明白这一切。老朋友李渊到太原当第一把手,裴寂当然高兴,因为晋阳宫里应有尽有,所以经常请李渊到晋阳宫,裴寂出面招待,使用的当然都是给皇上预备的。如果仅仅是吃吃喝喝也就罢了,裴寂高兴的时候还让宫女伺候李渊,这就太出格了。这些宫女可都是为皇上准备的啊。所以,如果这个事情被朝廷知道,裴寂和李渊都是死罪。


裴寂是河东裴氏,属于大姓。但是,他父亲去世早,他从小就是孤儿,是在兄长们轮流照顾下长大的。长大以后,一直穷困,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要说骑马,连骑驴都做不到,只能徒步走来走去。他有一次经过华岳庙,希望了解是否永远会这样贫困下去。当天夜里,他还真的做了一个梦,一个白头老先生对他说:你三十以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这个梦,对于渴望改变命运的裴寂而言,真是上天的启示。对于相信命运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暗示,这种暗示会成为他们选择机遇的心理基础。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裴寂参加起义,是因为拿了李世民的钱,或者说中了李世民的圈套,不得不做。这是一种有意贬低裴寂的说法。裴寂虽然早年贫困,但是李世民给的钱,毕竟是有限的,只要参加起兵,改朝换代,裴寂会立刻飞黄腾达起来,李世民的几百万钱真是一个小数字。比如,太原起兵,裴寂干了什么,其他密谋都不算,他把晋阳宫的东西献了出来:有上等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此外还有五百宫女。这些东西都是“以供军用”,粮食可以做军粮,绸缎可以奖励战功,盔甲用来武装战士,只有五百宫女不知道做什么用。这些物质,当然是最急需的,而李世民当初给裴寂的那点小钱,比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九牛一毛。


一个动乱时代,每个人都在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紧张的盘算。多数人的计划与大局无关,而这些野心家的计谋则影响着历史的进程。隋朝的皇帝龟缩在江都不敢回长安,一个泱泱大国,谁也不知道,在什么角落正发生着怎样的阴谋。一贯宣称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官员们,如同李渊周围的人们,都在如此诡异地忙碌着。而后世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最后究竟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