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宋朝的再认识!!!(深刻精贴)

最完美的皇帝。


宋徽宗赵颉,因为一部《水浒传》成为家喻户晓的皇帝。由于我国当前的历史教育政策为大力贬低丑化宋朝,所以作为北宋实际上的末代君主,宋徽宗的形象非常弱智,被认为是玩完了江山的腐朽封建统治者。作为一个皇帝,没有秦皇汉武的雄霸之气,也不体恤民情,却热衷于小资情调的书画艺术,并豢养了一大圈贪官污吏,弄得民不聊生,终于造成了一场亡国灭种的大祸。事实确实如此嘛?或者说这就是完整的事实么?



当然,在我小时候,看完水浒传及其衍生的评论和相关简单史料之后,我确实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在我稍微多知道了一些关于宋朝的史实之后,我的观点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宋徽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也发生了转变。



要看清楚宋徽宗的本来面目,我们首先要澄清一些现代人对宋朝的误解。现代历史教育对宋朝的定位是“积弱积贫,民不聊生”,“钉在耻辱柱上的朝代”。事实上,这种定位有很大的偏差,宋朝既不积弱,更不积贫。相反宋朝堪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其创造的文明成果远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时代所能相提并论,即便是被捧上了天的现代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宋朝的许多组织方式和先进思想。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在一些旅行者对东方的中国如天堂般的描述后(其实只是蒙古剧烈破坏后的宋朝的残渣,但是比之漫长的中世纪摧残后的欧洲仍然不愧为天堂)开始走向全新的道路。当时的宋朝,不仅仅是简单的富裕,而且达到了一种全面富裕的状态(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提的共同富裕),最有名的评价莫过于“走卒类士服,农夫跺丝履”。宋朝的财政收入百分之七十来自于工商业,只有少部分来自于农业,这令现代以农业国自居的中国人惭愧得不敢提起。而所谓的民不聊生,也是完全造谣的事情,宋朝根本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正如前文所说,宋朝达到了普遍富裕,所以人民并没有“起义”的要求,著名的梁山好汉也绝非民不聊生的“起义”,多是一些犯了事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躲进梁山泊的逃犯而已。方腊、钟相等人也都是小规模的地方暴乱,和真正的揭竿而起相去甚远。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就是“积弱”问题,宋朝真的很弱吗?我想我们必须足够清楚的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中国的国土位置有一个绝大的先天缺陷,就是直面广阔的蒙古草原,中间并没有大山大河的阻隔,这在骑兵称雄的时代是致命的,所幸我们的祖先修建了著名的万里长城,才多次阻挡了游牧民族南下,并且由汉武帝、唐太宗等伟大的君王分别击败了匈奴和突厥。然而,在经历了五代十国之乱后。宋朝接手的国土更加剧了这个缺陷,燕云十六州等地被强大的契丹国占据,游牧民族可以从此处直接突入中原。不过大家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强大如契丹,占据了这么有利的战略地形,却从来没有真正突入过宋朝的腹地?而现代的历史教学中还极其热衷于夸大宋朝输送“岁币”求和的故事。拿著名的澶渊之盟来说,历时教科书必然会大骂宋朝每年向契丹送出30万两(折合)的事情来大加鞭挞,然后他绝对不会提醒读者,30万对于年财政收入1亿的宋朝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也远远不及募兵制的宋军认认真真打一仗的3000万军费,更不会提醒你,这一战的结果实际上是宋朝取走了契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瀛、莫二州。当然,更不会有人拿此来和美国以便宜的价格从苏联手中买走拉斯维加斯相比较了,只管一顿痛骂,让学生们在本来就灰暗的宋朝的形象上再抹一道黑。


现代历史教学对学生一个重大而巧妙的误导在于以现代的中国疆界来比较宋朝,但凡现代所具有的中国国土而宋朝没有占据的都算作宋朝的耻辱(自然,与此同时,汉朝或者唐朝所具有而现代没有占据的国土不会算作本朝的耻辱)。以此为标准,宋朝的国土面积确实有点小,但是考虑到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混乱,从陈桥兵变时建国时的国土到后来稳定下来包括江南、四川的国土,已经扩大了许多,而且,总重要的是,宋朝并没有著名的国土割让案,相反,一直在艰难的扩张着,尤其是在宋徽宗手中,这种扩张达到了顶峰。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灭辽。众所周知,历史上契丹族的辽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游牧帝国,既有游牧民族的骠悍和骑兵优势,又具有一些汉族的文明优势。缺乏马源的宋朝能够与之对持已经不易,宋徽宗还能将其灭亡,不但收复了高喊多年的燕云十六州,还除掉了北方最大的国家,这无疑是一件惊世伟业。遗憾的是,现代的史论,着重刻画宋徽宗精于书画嬉戏,不理国事的形象,对于他的这件大功,是竭力抹杀的。由于清朝自认是女真后人,所以在他们的史书中极力夸大了宋金联军中金兵的作用,甚至说宋军围攻辽国残部不下,还是靠六千女真骑兵才最终攻克,其描述给人一种辽国完全是金国所灭,与宋朝无关。事实上,当时的联军中,女真骑兵也就是起了一个后方牵制威胁的作用,灭掉诺大一个辽国,主要靠的还是宋徽宗派出的宋军。但是现代人却往往将灭辽的战功独独算在金国头上(一如把灭金的军功独独算在蒙古头上)。而更重要的是,在灭辽之后,宋军很快指向了另外一个大国:西夏。挟灭辽之威势,宋军进展非常顺利。很快就兵临灵州城下,灭夏也已经是宋徽宗掌中之物了,然而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大意外:靖康之耻。



我为什么说靖康之耻是大意外,因为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当时宋朝在宋徽宗的带领下国势如日中天,经济持续发展,文化高度发达,军事上刚灭了大辽,即将收服西夏,大概不会有人会料到“不满万”的女真人会对这个庞大帝国构成什么威胁吧?事实上女真人原本也就是一个长期受契丹人压迫的苦寒部落,宋朝出于灭辽的需要才有意扶植,宋朝对这个被契丹人都视为蛮族的部落确实不够重视。正如前文所说,宋朝的国土安全最差,在积极防御的时候,辽军还不能从平原地带高速突入,即便能够高速突入,也不可能久占,只能再高速退却。辽国本身也不想与宋朝大动干戈,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辽军突入宋朝腹地的军情,但是当辽国灭亡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女真蛮子可没想过与你友好相处,贸易往来,女真骑兵用着当初宋朝支援给他们的武器盔甲,乘着宋军主力正在西夏作战,宋人的注意力都放在西方的时候,只用一天就冲到了开封城下,当然他们也不是来灭国的,只不过是来劫掠一番的,他们也没有实力占据开封,所以他们非常粗暴草率的烧杀抢掠一阵过后就逃之夭夭了,带走了宋朝的大量财富、皇帝、太上皇。而中国作为一个组织结构完善的现代化文明国家,突然被掏了心,再强壮的肢体也没有用了,仅仅因为这一个意外整座大厦就轰然而倒。



笔者所谓的“差一点”其实就是差这么一点。如果没有女真骑兵的那一日奔回,宋徽宗的大军继踏平大辽之后再踏平大夏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以宋朝的国力按部就班的将各个非华夏文明国度依次踏平也是理所当然。宋徽宗就是人类历史上武功最盛的君王,与此同时,不同于秦始皇、汉武帝、亚历山大、君士坦丁等人的是,宋徽宗还具有难得一见的文化涵养,作为“瘦金体”和“院画派”的掌门人,赵颉(就是宋徽宗)是可与王羲之、颜真卿比肩的文艺巨匠。而道君皇帝(还是宋徽宗)主持编篡的《万寿道藏》也是人类宗教思想史上不朽的巨著,所以他还是可与圣保罗、牛顿、玄奘、鉴真相提并论的宗教大师。人类历史上绝对找不出这样一个及文治武功和个人修养于一身的完美君主。然而,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将其打坏了一角,却使得后人热衷于污蔑中伤矮化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先。



或许还有人会拿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明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而不在于一点点偶然云云,那我问你,如果迈克尔乔丹在二十岁那年偶然把腿摔断了,那还有后来的篮球之神么?同理,宋徽宗也就是栽在那一个不起眼的偶然上了,可惜现代人却把女真的崛起当作了必然,于是宋徽宗的昏庸黑暗也就成为了必然。



呜呼!作为一个宋人的后代,读史至此,思考至此,不甚悲哀。



岳飞


岳飞追求人生智慧和生命价值,走了文武结合的路线,赵构君臣就认为岳飞威胁了赵宋王朝的安定而欲制岳飞于死地。“风波亭”实同于“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之手段残忍远胜其祖,而在风波亭之前恰恰是赵构搞了宋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史称“一次忠谋,一次奸谋”。“莫须有”非出秦桧,实为“同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一辙”……



在中华浩浩殇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许多个朝代,而宋朝,则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转变而令人非常瞩目。赵宋这个朝代,又以其颇具争议性的历史,成为史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论,宋朝是中华大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宋前与宋后中华历史中的国家形态和社会面貌整体差距很大。



从最直观的角度看来,宋后的版图疆域和国防军事实力基本不超过宋前,甚至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为基本出发点,则不难发现,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为何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呢?前人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而这些历史资料和分析成果,也都把北宋和南宋作为分水岭,也可以这样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最直接的分水岭。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性分水岭中,千百年来被广大国民讴歌赞颂的岳飞则成为横亘于两宋之间的桥梁,也因此成为在赵宋时代发生断裂的中华古代史中的一个焦点。



在抗金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准备“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的岳飞遇害后,赵宋失去了抗战派最坚实的支柱,同时,抗金将领们也深受打击,韩世忠隐遁西湖。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至此,失去武力屏障的赵宋丧失了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基本能力。女真人在遭受了岳飞等重兵集团的沉重打击后,其在漠北的后防线产生了巨大的战略真空。在女真无法有效控制漠北的情况下,比女真更为野蛮和落后的蒙古乞颜部军事集团在铁木真的率领下迅速崛起并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其孙忽必烈建元灭宋。而元朝是中华历史中的另类,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混合文化和混合体制,如果没有弱宋对岳飞的残害,也就不会有纵横欧亚的“黄祸”。可以打个比喻,是岳飞之死为铁木真留下了枭腾悍飞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基本被宋后特定的国家体制约束在了东亚范围,虎头蛇尾的郑和出海是宋后朝廷懦弱的必然产物,这与强汉王朝中张骞、班超孤身开西域的壮举有根本性的差异。宋后的社会土壤里,当局在不遗余力地扼杀着“岳飞、狄青、班超、张骞的萌芽”。



纵观中华文明史,是以统一的状态为主的。自汉唐以来,三百年的赵宋王朝是第三个相对长久稳定的大一统王朝。在这些朝代的纵向和横向对比中,宋朝又突出了出来。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以稳定用来执政的国家机器的绝对性强大,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成了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但是赵宋的这一“创举”恰恰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政治基础,形成了两朝政治体制的根源。有人列举了很详实的数据论述宋朝的经济(宋末财政收入一亿贯铜钱)要超过明朝的最繁荣时期(明末四百万两白银),甚至超过清朝最繁荣时期,但是宋朝的国土版图却是中华大王朝中疆域最小的,也是武功最弱和挨打最多的,还是大王朝中唯一放弃控制西域的。如果宋朝出现在清朝的历史阶段,现代中国可能就由于没有幅员辽阔的国防纵深而在历次的战争中被轻易击败,继而成为欧美的殖民地。


在宋朝这个最特殊的转折时代,出现了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英雄—岳飞。可以说,“岳飞和岳家军现象”都不是宋朝的产物,如果岳飞这样的天才出现在唐朝的话,在唐朝积极的主动防御、主动出击的国防政策支持下,必将有其更为显赫的西域战功,必定可以扭转唐军与阿拉伯人在塔拉斯河交战的大败,改造这个中华文明全面开始走向萎缩的历史分野。岳飞的出生时间是无法选择,这是“历史上帝的安排”,而宋朝政治却是赵匡胤之流选择出来的,由于宋朝开国政治的重大选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未来的走向也就进行了一次大选择。



宋朝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重武轻的现象?为何赵宋要改变强盛的汉唐一直采用的积极主动的基本国策和奋发向上的政治体制?这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黄袍加身”的登基经历大有关系。宋太祖其人原本是五代时期后周的大将,在周世宗柴荣刚刚去世的时候被部下所拥戴(或者说有胁迫的因素在内),借出征契丹之际在京师汴梁城外的陈桥发动兵变,继而登基顶替了后周柴家孤儿寡妇的皇位。由于自己不光彩的“篡位”经历,使得宋太祖对于将军拥有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这一点非常忌惮,如果说‘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为避免再次发生“黄袍加身”而作出消除隐患的“措施保险”,那么后来,宋朝政治体制的高度僵化则是宋太祖为了后世子孙不再面对下一个赵匡胤而设计的“制度保险”,用来彻底结束五代十国军人频频政变控制政治的局面!



赵宋开国政治特殊的文武分途体制,要追溯到以往的中国历史上国制政体来分析其源头。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就是“分封诸邦各自建国”,这是武王伐纣联盟在成功后为各地诸侯和功臣划分地区利益的产物,周王朝具有现代联合国的雏形,绝不同于以后的大一统王朝。而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东亚超级大国的局面。可以说周朝是“天下”而秦朝是“大国”,由秦始皇统一任命官员的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原有的封国藩王都换成了官吏。但这个局面是个反复的局面,秦末战争实质上就是“天下各国”的一次复国战争,项羽分封和刘邦分封(汉初曾有异姓封王)都是“复国联军胜利果实”的必然产物,直到刘邦屠戮功臣恩威并用之后,再率领开国的众将做“白马之盟”,确定异姓不得封王的国家大制,东亚超级大国的王统才第一次稳定而长久地开创起来。中华大地由于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思想丰富,人才遍布,从西周以来多次在“天下和王朝”的国家模式之间反复。而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又是一个“天下阶段”,为结束唐末五代地方割据尾大不掉的藩镇格局,宋初君臣(主要出自“只懂得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小儒”赵普)就开创性地设立了“知州”等制度,以中央官员的身份去“知地方事”,将财政、军事、行政权力都从地方首长手中分解开,而主要实质意义就是文武分途。而这个开创性的文武分途就决定了宋朝、岳飞和未来千年中华民族的命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尚书》,在军事斗争的发生时期,将领的管辖权遍及财政和民政既是合理的也是传统的。我们可以在春秋、在战国、在秦汉、在三国、在隋唐,看到一个个英雄的影子,这些时代的英雄鲜有像岳飞那样明明立了大功而无辜受死的,而在宋朝,我们看到的是涣散溃败的军队,尸位素餐的将领,一个战将家族劳苦功高却满门战死(杨家将),一个大有作为却没有好下场的统帅(岳飞,在此之前忠勇名将狄青被猜忌而气死)!宋朝整体社会制度和文化都在盲目抬高着和平治国的文人,以致于发展到宋末理宗时期则产生一种文化怪物--“空谈性理的道学君子”,他们对治财政的视为聚敛,对为卫疆土的视为粗材,对作文章的视为玩物丧志,对留心政务的视为俗吏。在北方强敌频频内犯的情况下,没有国防保障的高度经济繁荣就是“将自己变成敌人养的肥猪”,甚至于用姑息外敌(西夏、辽、金)来控制自己的国防将士,用鼓励将帅腐化堕落来懈怠自己的国防将士,这是宋金缔结“绍兴和议”造成南宋偏安江南的根本原因,用当时秦桧的政策言论为“中国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宋朝是中华帝国的最后顶峰,宋朝科技先进、经济繁荣、文化鼎盛,某些带有近代化特征的经济萌芽也的确在出现,如果襄阳之战抵挡住了蒙古人的话,历史会怎么发展呢?但是赵宋皇帝培植打压武人坐而论道之风又怎能救国家于不亡呢?


难道宋代中华民族就失去尚武精神了吗!不是,两宋之间北方的多支山东义军骁勇善战,屡克金国和蒙古大军,半独立于几个政权之间近百年,而象靖康年间太行义军石赫那样,面对劝降诱惑和肢解屠刀而坦言“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比比皆是。南宋末年襄阳被蒙古长年围困的时候,官军皆无法运粮入城,荆湖民兵三千在张顺、张贵兄弟率领下死战入援,全部牺牲。宋朝将领真的那么懦弱笨拙吗?也不一定,宋朝的武官选拔非常严格,《武经七书》被普遍传诵。在“文武分途、崇文抑武”的制度下,他们根本没有多大的发挥余地,宋军出征前皇帝还要遥控军队的阵形。



而将民族危亡放到首位而励精图治的岳飞却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他建立了一支无敌天下的而本人威望崇高的岳家军。将帅无敌,必然名扬天下,而岳飞又不安心于做“赵宋家朝地位低级的愚蠢武夫”,好学而礼士,这样身边聚集了大量正直的报国学士为他做幕僚,但这恰恰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因为他们的皇位正是这样来的。因此王夫之说岳飞之死的最重要原因是“结交士大夫”,不像常人理解的那样是岳飞力主“迎还二帝”,进入政治高层后众多智士围绕(幕僚李若虚、薛弼、胡闳休等皆是当世大才)的岳飞早有看透赵构用意的政治智慧,绍兴和议前后岳飞就几乎没有提出过“迎还二帝的北伐理念”。岳飞追求人生智慧和生命价值,走了文武结合的路线,赵构君臣就认为岳飞威胁了赵宋王朝的安定而欲制岳飞于死地。“风波亭”实同于“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之手段残忍远胜其祖,而在风波亭之前恰恰是赵构搞了宋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史称“一次忠谋,一次奸谋”。



“莫须有”非出秦桧,实为“同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一辙”!



文与武皆为“国之大器”,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健全人格的全部,阉割掉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出问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的十万人崖山投海成为必然,不亡于金也亡于元,被强敌灭国的命运是终不可逃的。而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外敌也是一条必然的路线,戚继光晚年被贬谪而死也是岳飞的类似处境。在宋后三大朝代中皆因为宋朝文重武轻政治恶果的影响,而未能回到中华文明的汉唐雄风。清朝和元朝类似,来自关外蛮族的尚武强悍之风,注入到中华民族对武臣神经过敏的肌体中,扭转了“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恶政,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实在有功!而清朝和元朝在立国之初,种族皆文明初识皆未根除荒蛮野性,杀性未息造成族群对立,耗费大量国力来控制中原汉人,继承中华文明却难能发扬光大于中华周界。而明朝却因循宋朝国制成为第二个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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