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也来说说中国的特大饥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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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我也来说说中国的特大饥荒 [/B][size=14][/size](1)         [B]hzr 前言:[/B]我是四川省绵竹县人,祖父是前清的绵州“长案秀才”,主考官得知这个“门生”无意求官,有心教育,便以他是绵州“长案秀才”为“理由”,宣称他具有在绵竹县办“学堂”的资格,帮助他取得在绵竹县南的“南塔寺”开办“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新学堂”的“特许权”;于是,我祖父就募集一些资金,把绵竹县城南的“南塔寺”改建成“书院式”的“南塔新学堂”。辛亥革命以后,绵竹县的衙门一度更名为“国民

我也来说说中国的特大饥荒 (1)



hzr 前言:我是四川省绵竹县人,祖父是前清的绵州“长案秀才”,主考官得知这个“门生”无意求官,有心教育,便以他是绵州“长案秀才”为“理由”,宣称他具有在绵竹县办“学堂”的资格,帮助他取得在绵竹县南的“南塔寺”开办“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新学堂”的“特许权”;于是,我祖父就募集一些资金,把绵竹县城南的“南塔寺”改建成“书院式”的“南塔新学堂”。辛亥革命以后,绵竹县的衙门一度更名为“国民政府”,我祖父创办的“学堂”也一度更名为“国民学校”,继后又更名为“绵竹县中学”;由于这所“学校”有过“南塔新学堂”的缘由,直到解放以后,人们仍然乐于把这个“绵竹县中”俗称为“南塔中学”。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在20世纪的平均寿命仅有35岁;我祖父年过45岁便“寿终正寝”,如今可算“英年早逝”,但在那时的绵竹县,已经被视为“高寿善终”了。我的父亲生于戊戌年,受我祖父影响颇深,在绵竹县中毕业后就到成都市考入“外国语专门学校”,经同学介绍结识吴玉章,并被吴先生动员加入“国民党”,曾经参与组织一些成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祖父逝世后,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将去法国的机会让给一位名为“钟兴义”的成都青年,返回绵竹县,成为子继父业的“南塔中学”教员。在蒋介石搞“清党”时被迫离开绵竹县,到成都市和成都周边的中学做外语教员。


1936年四川发生特大灾荒,受灾地区的灾民成群结伙地离开故土外出“逃荒”……;父亲在成都教书,听到绵竹县也出现灾民进城“吃大户”的传说,便托人将我母亲接到成都,已经怀孕的母亲到成都不久便生下了我。母亲后来经常对我讲四川在1936—1938年大灾荒时期的“传说”,致使幼年的我一到天黑就不敢走出家门。在我一生中,很小就听说四川发生过灾民“吃大户”的故事,也亲眼看见过保长和甲长以“赈灾”名义逐家收取钱粮的情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只要遇上灾荒年,只要绵竹县城中出现外地来的灾民,绵竹县的保长和甲长便会带上人逐家收取钱粮搞“赈灾施粥”……


如今,我在一些“论坛”上不时看到一些人一再编写“1959—1961年饿死一千多万四川人”的“龙门阵”时,总是要使我想起母亲临死前对我讲过这样的话:“妈就要离开你们了……你们别哭;过几天,妈就满39岁了,能活到吃40岁的饭,妈也满意了……”——可是,我母亲死在满39岁的前一天,没有吃上“40岁的饭”;我总是要想起自己母亲逝世的那一天,那是1948年初的农历腊月19日,我只有12岁,跪在床前给母亲烧“钱纸”,悲痛欲绝的父亲竟然在母亲床前喃喃地低语:“我真该死,竟然没钱给你治病……;我真该死,竟然没本事把你接到成都去治病……;老天爷,你该看看我这些孩子啊……”


如今,已经是2008年的春节!——从2008年1月27日(农历腊月19日)开始,年过72岁的我,就天天坐在电视机或电脑桌前,认真地关注各大媒体报道中国南方各省遭受特大雪灾的新闻与特写……;在荧光屏上,我从不放过那些报道雪灾与救灾新闻与画面,每当我看到国家领导人到灾区的画面时,很难流泪的我难免会在不知不觉中“热泪盈眶”地想起60年前的腊月19日,想起那个异常严寒冬天,想起年满12岁的我跪在母亲的床前为刚刚去世的母亲烧“钱纸”……;我母亲的生日是腊月20日,只要再过一天,她就年满39岁了!但是我们家在那时侯恰恰没有钱让母亲多活一天,恰恰没有能力让母亲过一个“年满39岁的生日”,贫穷到无钱使母亲多活一天的地步,这是我一生中始终仇恨旧社会的根本原因——我母亲未能吃到一口“上40岁”的饭,就死于年满39岁的前一天!这样的情景,那时的感受,即使过了整整60年,仍然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60年的岁月,并没有抹去旧社会在一个年满12岁的孩子心中留下的阶级烙印!


一、说说我出生时的1936年


我生于农历“丙子年” ——也就是四川出现特大灾荒的1936年。石懋修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丙子年旺苍饥荒纪实》,刊登在1996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辑上。


石懋修先生在《丙子年旺苍饥荒纪实》中写了这样的事: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从此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过时,他寻机将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联保处去抓他,他逃往外地……


石懋修先生在《丙子年旺苍饥荒纪实》中还写了这样的事:南江县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先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有人在联保处告发,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也装着买肉吃,先问:“是啥肉?”孙答:“牛肉加野猪肉……”在查出事实后,将他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供认不讳……


——这就是我降生在四川的农历“丙子年”,这就是1936年的四川!


1998年5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在《老照片》第六辑中,刊登了徐宗懋先生写的:《抗战前夕的四川饥荒》。其中有这样记录: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行进在巴蜀大地上采访灾情。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令人心惊……;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沿途诸山高峰耸处,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举目四望,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梓潼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夙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在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拿着赖以吊命的树叶……


在《老照片》第六辑中,还刊登了外国记者见证1936四川特大饥荒的照片……


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印的《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辑中,还刊登了甘典夔先生写的《1934年和1936年四川灾情述要》。——甘典夔先生在这篇“述要”中这样写道:从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最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水深火热。更为恐慌的是,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那时的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赈委会”官员,慌慌张张把灾情公报向省主席刘湘报告:“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以上!”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甘绩镛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难精确统计”……


甘典夔先生在这篇“述要”中这样写道——刘湘惊骇地问:“饿死了这么多人嗦?”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现为旺苍县)是重灾区,据报:仅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溪边、道旁、桥下,举目都可见饿殍死尸!”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猴子……”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观音土的白泥巴。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把白泥巴吃到肚里,又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这年三月初,父亲和我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


——这就是我降生在四川的农历“丙子年”,这就是1936年的四川!


二、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人,能够正视四川1936—1937年的特大灾荒吗?


在中国的一个“论坛”上,一个自视为中国“精英”的“反毛者”这样写道:“一个优秀民族应该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去,不管对也好错也好,都可以坦坦荡荡,不加隐藏,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民族,我也深深为此骄傲,因为它所创造的华夏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


——现在,我很想问问这位“精英”:你们这些“反毛者”能够正视1936—1937年特大灾荒中的四川吗?


在“网”上,只要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反毛瘾君子”们,敢于去查找“1936—1937年的四川特大灾荒”,他们就不会为自己“敢于”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不断攻击与污蔑毛泽东的言行感到“光荣”了。因为他们在一些“论坛”上不时散布“大跃进期间饿死了一千多万四川人”的时候,最惯用的手法就是玩弄“廖伯康”们用来“饿死四川人”数字拼凑式——


比如四川的廖伯康,为了在“1959—1961年期间”制造“饿死一千万四川人”,他只需“虚构”出自己曾经在“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中看到过“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又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上看到过“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然后再用这两个“虚构”出来数字“相减”,就可以把“一千万四川人”十分简便地“饿死”,甚至由此“推算出”四川省在1961年和1962年又“饿死”了250万四川人……


——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在“1962年6月”之前看到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因为在“1962年6月”之前,中国还没有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那时侯的四川,又有谁看见过廖伯康所说的“四川省委”下发的那份文件中的那个“注释”?——也许连廖伯康本人在“1962年6月”之前,也没有看见过 “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和“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的所谓“依据”!


——问题是自称是中国“精英”的“金辉”们,却对廖伯康用“虚构数字”制造出四川在“大跃进”期间“饿死一千万四川人”的“创作”大加吹捧,并以此谎言为依据,及时把原来所说的中国在“1959—1961年期间饿死了3000万中国人”的“研究成果”,迅速修改成“饿死了4000多万中国人”……


再比如,有个被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授予历史系客座教授”的曹树基,为了“证实”美国“人口学者”发现“中国在1959—1961年期间饿死3000万人”的“估计数”,就采用“虚拟”出中国解放后所没有的“府”和“府志”,制造出这些“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就“研究”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的“成果” !曹树基真不愧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客座教授”,竟然有这样的“本事”,根本不需要花费时间去查阅四川各地在“改革时期”为编写“志书”而收集的大量文字资料与传说记录,根本无须查对四川各地还在“编写”中的“省志”、“市志”、“县志”;仅凭他的“博士智力”就就用“虚拟手法”构想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府志》与《县志》,从中“查”到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数据”,虚构出解放后的四川重新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统计数字”,进而“计算”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这个美国加州大学的“客座教授”,为了美国“人口学者”们的“估计数”依据“虚拟”的《府志》与《县志》编写出来的 “反毛奇文”,不仅受到外国人的赞赏,同时也很受今日中国“反毛者”的“青睐”。于是,在中国一些“论坛”上,一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更是不遗余力地维护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用“虚拟手法”搞出来的“研究成果”,甚至挖空心思地制造一些“道听途说”与“传闻”,把1936—1937年四川特大灾荒的“情景”是似而非地“改造”成“1959—1961年四川发生大量饿死人”的状况。更有一些自称是“GCD历代领导人忠实FENS”的“大学教师”,嘴里喊着“我无意反毛,我也无意卷入关于三年困难饿死多少人的争论”,实际上却“喜欢”在论坛中是积极支持与竭力保护“反毛者”肆无忌惮地传播与贩卖“曹树基”们所制造出来的“反毛奇文”,并乘机散布自己特有的污蔑与摸黑社会主义中国的观点和言论……


事实上,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他们嘴里虽然敢说“一个优秀民族应该能够正视自己的过去,不管对也好错也好,都可以坦坦荡荡,不加隐藏”;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敢正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社会曾经有过“1936—1937年四川特大灾荒”、曾经有过蒋介石未曾对那时的四川灾民有过救助与怜惜;因为今日中国的自称“精英”们,总是把中国的“论坛”上出现的“哈美”、“褒蒋”、“反毛与贬毛”的“文章”与“言论”,视为有利于他们推动中国人“走非毛化道路”的“社会舆论”,有利于他们推动中国人“参照美国特色资本主义”进行“体制改革”,有利于他们推动中国人按照“精英治国”的主张在中国继续进行“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经济全球化”、“中国银行国际化”……进而把中国党政官员和GCD员通通“变成”有“资产”需要“物权法”保护的“有产者”,进而把中国的军队“变成”他们所说的那种“国家与全民的军队”,进而把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与自由化”的中国……


在今天,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需要鼓动中国人“走非毛化道路”的“舆论”,用他们的“套话”来讲:就是要在社会主义中国实施有利于实现“精英治国”主张的“改革”;在中国的“论坛”中,他们竭力“哈美”、“褒蒋”,他们不断地“贬毛”、“批毛”、“反毛”,他们大搞“党同伐异”,他们虽然打着“对祖国负责”的“幌子高喊“支持改革” 的口号,但是从他们的实际言行和形形色色的“哈美”表演、“褒蒋”表演、“反毛与贬毛”表演中,已经一再展示他们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政治需要:他们要在今日中国力求“去掉”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力求在今日中国推动“去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那些所谓“改革” 。也就是力求“改变”中国的颜色。


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既要推动人们在今日中国“走非毛化道路”,必然要挖空心思地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在今日中国的一些“论坛”上,他们变着花样进行各式各样的“哈美”表演、“褒蒋”表演、“反毛与贬毛”表演,就是他们的政治立场与政治需要具体表现。正因为衙门有这样的政治需要,必然导致他们不敢正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过去”,必然造成他们不敢让人们知道1936—1937年中国的四川省有过特大灾荒;更不愿意让人们知道在1936—1937年四川出现特大灾荒时,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既没有的大力救助,当时的党政最高领导人更没有亲临第一线激励救灾大军对受灾群众进行有实效“的及时救助! 他们不断用


在已经过去的30年中,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根本不讲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根本不讲新中国在1959—1960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时,全中国6亿多人口中,有5亿人出生与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其中还有一些人出生在辛亥革命以前;新中国成立仅十年,在贫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能够逐年提高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能够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承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巨大压力,加上当时中国一些高级干部的存在着“个人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导致的“浮夸恶习”,再加上美国封锁和前苏联逼债,致使中国在当时只能立足于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上依靠人民群众齐心协力地凭着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精神力量去克服1959—1961年的种种困难,只能用“穷办法”去度过那三年的艰苦岁月!


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中,我们这一代产业工人能够在半饥饿状态中奋发图强,能够不计报酬地进行忘我劳动,能够不顾个人得失地为中国尽快度过难关而努力工作,就因为那时侯的党政领导、党政干部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能够以身作则地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就在于那时侯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勇于率领群众为改变中国的面貌而勤俭建国!——那时候的大庆油田,那时侯的军工企业,那时侯的中国军队,那时侯的中国民众,大都有一种为国家和中国下一代多作贡献的精神力量;那时侯,可以说没有党政干部敢于在灾荒时期沉迷于“花天酒地”……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在实质上的差别!这就是新中国与旧中国在出现大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这就是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们在今天不敢正视1936——1937年四川特大灾荒的重要原因!


在今日中国,那些自称“精英”们在已经过去的30年中一直没有停止用中国在“1959—1961年的困难时期饿死人”为例,极力抹黑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竭力贬低与否定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竭力污蔑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与路线,竭力诋毁新中国为增强国力、迅速发展经济、逐步成为世界强国的主导思想……,他们力图通过不断攻击与贬低毛泽东,他们力图以夸大新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部分失误与过错的方式,煽动中国的人民群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仇恨,企图鼓动中国人民象他们一样仇视毛泽东、仇视毛泽东思想、仇视新中国的前27年……


但是,这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在今日中国越来越搞不懂这样的事实——在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各式各样的攻击与贬低,进行肆无忌惮的污蔑、诋毁、丑化与漫骂,已经历时31年,为什么并没有在今日中国造成亿万中国青年和广大劳动群众“愿意”追随中国的“精英”们强烈要求“走非毛化道路”?为什么没有在今日中国造成亿万中国青年和广大劳动群众“积极跟随”中国的“精英”们去“吃大肉、喝小酒、听十八摸”?


究其原因,恰恰在于那些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已经用自己在过去31年不断进行的“哈美”表演、“褒蒋”表演、“反毛与贬毛”的表演,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卑贱与无耻,充分展示他们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劳动群众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因为象他们这样的自称是中国“精英”的“瘾君子”们,根本就难于理解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次亲临救灾第一线!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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