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皇室“反清复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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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朝鲜皇室“反清复明”计划


朝鲜李朝孝宗忠宣大王李淏,早年跟他哥哥朝鲜昭显世子一起,曾经被入侵朝鲜的皇太极掳到盛京当了很久的人质。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定鼎中原。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李澄(李淏的哥哥,当时的朝鲜王储)和凤林大君(李淏),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5年3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天使”到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显世子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暴毙于昌德宫中。李倧随心知肚明,但是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向清朝上报“世子病亡”。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1645年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份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朝鲜李朝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看重的“正朔”问题,朝鲜就是这样处理的。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延缓了中朝关系改善的步伐。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肯定中国在满清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先进性,以后还几乎全面封锁了对中国文化的引进。


明朝灭亡后,李朝王室一直进行各种追思活动。仁祖不忘宫中焚香望阙之礼。1704年甲申,明朝灭亡六十周年,李朝肃宗自宜春门诣禁苑坛,以太牢祭祀崇祯皇帝。又命汉城府在后苑春塘台设“大报坛”,祭祀神宗皇帝。“大报”出于《礼记》郊特牲,是郊天之义,而兼有报德之意。1749年(乾隆十四年)又以明朝太祖、神宗(万历)、毅宗(崇祯)并享大报坛,并于三帝即位、忌辰日行望拜礼。这种祭祀活动每年进行,直到李朝末年。


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之甚少。对清朝的鄙视仇恨和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并存。由于以追求实利为标准的外交传统始终在朝鲜起作用,清朝政府又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中朝关系终于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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