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巡警身上装摄像头,妥?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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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看过《国家的敌人》(Enemy of the State))没有?这部影片展现了权力被滥用的可怕后果。说得详细一些,当各种高科技手段(包括卫星追踪)被政府人员用来对付守法公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个人是多么地无助。所以,当看到昆明警方准备在巡警身上安装摄像头的时候,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 昆明警方试点推广摄像头,据称是用来现场取证,还可以防止袭警和规范民警行为。这样说,大概没有什么问题,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做到。但是,摄像头是冰冷的,而操作者却不是,而且其动机无法准确预测。假设这是一项成熟技术且用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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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国家的敌人》(Enemy of the State))没有?这部影片展现了权力被滥用的可怕后果。说得详细一些,当各种高科技手段(包括卫星追踪)被政府人员用来对付守法公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个人是多么地无助。所以,当看到昆明警方准备在巡警身上安装摄像头的时候,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



昆明警方试点推广摄像头,据称是用来现场取证,还可以防止袭警和规范民警行为。这样说,大概没有什么问题,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可以做到。但是,摄像头是冰冷的,而操作者却不是,而且其动机无法准确预测。假设这是一项成熟技术且用于达成良善愿望,那么在这过程中,至少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其一,警方人员使用摄像头,会不会有意无意地侵犯个人隐私?一旦发生这类侵权行为,怎么办?其二,利用摄像头取证,会不会出现只拍摄对一方(包括警方)有利的证据的情况,从而误导并造成执法不公?其三,摄像头的使用,是否会人为增加执法环节,反倒不利于合理、有效地执法?



这三点担忧,很多人都能够想到。在相关新闻跟帖中,也是出现频率较高的质疑。实际上,这些质疑的根本所在就是:警方准备启用“摄像执法”之前,是否对其使用作出严格规范?也就是说,更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摄像头本身,而在于背后的程序设计。显然,摄像头在警察身上使用,不单纯是一种技术手段,更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是需要约束的,否则就可能出现《国家的敌人》里那种状况。倘若昆明警方还没有很好地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项权力恐怕不宜全面推广。



进一步讲,此事还让人想到一个问题:究竟谁更需要置身于“摄像头”的监管之下?警察是执法者,但执法机关的权力来源是人民,所以当摄像头对准公众(哪怕是涉嫌违法者)的同时,执法者还必须把自己放在受公众监督的位置上。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更为重要。现在的问题是,执法者也许可以轻易地将摄像头对准公众,公众却很难用另一台“摄像头”对着执法人员。这一点,只要拿天门城管殴人致死案作为例子,也就不难明白。



在天门城管一案中,过路人魏文华看到城管人员正在执法,便用手机进行拍摄,结果却被执法人员围殴致死——尽管魏文华当时表示可以交出手机。与警察使用摄像头一事作对比,此案不免让人感慨:为什么公民将摄像头对准执法人员如此艰难,甚至可能要冒着生命危险?倘若如此,显然某些公认的基本规则被忽视乃至于被颠倒了,比如前述权力使用及其约束的正义性原则。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假如当时城管人员装备摄像头,而且按规定必须开启的话,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只说对了一半。在严格遵循程序的限定条件下,摄像头的存在确实可能避免其他种权力的滥用。但这和前面提及的种种担忧(摄像头的权力滥用)并不矛盾。问题还就在于,如何让执法者合法使用权力来达到善良初衷。对于昆明警方试点推广摄像头一事,我并不是持反对意见。但不得不说,如果相关部门只简单认为这是一项新技术手段,而没有一开始就对此进行严格规范和约束,必然会带来更多麻烦。



最后强调一下,警方对摄像头使用进行规范,只是自我监督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还不能缺失其他的监督手段——比如像魏文华那样拿起手机。只有执法者将自己置身于公众的“摄像头”之下,只有执法过程在阳光下进行,公众才不会对警察身上的摄像头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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