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报纸竟是如此评价我国的抗日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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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国报纸竟是如此评价我国的抗日宣传的! 德国世界报 2005年4月14日 民族主义者在远东 中国的仇日情绪是自由缺位的产物 von Ian Buruma 中国北方哈尔滨市外40公里处有一座巨大的由城墙围起来建筑物,它是日本侵华时的遗留设施,设施中有牢房、手术室、办公室、焚化炉,甚至还有一个私人机场,这里曾录属日本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731部队的医生在这里用中国、朝鲜和俄罗斯战俘进行着多数是致死性的一系列试验。除了焚化炉和主要管理楼的部分之外,已经几乎没有

德国报纸竟是如此评价我国的抗日宣传的!


德国世界报

2005年4月14日

民族主义者在远东

中国的仇日情绪是自由缺位的产物

von Ian Buruma


中国北方哈尔滨市外40公里处有一座巨大的由城墙围起来建筑物,它是日本侵华时的遗留设施,设施中有牢房、手术室、办公室、焚化炉,甚至还有一个私人机场,这里曾录属日本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731部队的医生在这里用中国、朝鲜和俄罗斯战俘进行着多数是致死性的一系列试验。除了焚化炉和主要管理楼的部分之外,已经几乎没有多少留下,其余的都被日本人在其1945年战败前夕销毁掉了。


这些办公室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描述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忍罪行的众多博物馆中的一个。这些博物馆使用了多种风格,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其中大部分是过去十年中建起来的。还有很多计划在2005年建设,因为今年是中国所称的"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60个年头。他们是一种少见的由歌颂中国"烈士"的神圣纪念馆和恐怖房间组成的混合体。可明显感受到,其建筑风格常受到由Daniel Libeskind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的影响,不过没有后者艺术之精致,这种精致以破败的房间和锯齿状的边缘为风格。 


这个平安夜我是在哈尔滨博物馆里度过的,我仔细研究了其内陈设的通过各种方式表现的日本人的残酷,他们是由石头和石蜡制成的精致讲究的静态人物造型。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被害人(或者按照日本731部队的行话叫做"木头")是如何被用来进行冷冻试验、活体解剖、致死性细菌感染或者使用由死亡的老鼠、苍蝇制成的炸弹进行折磨的。其中一个场面,可以目睹村民是如何痛苦地死于伤寒,并从旁边听到其痛苦的呻吟和喊叫声。


所有这些所要说明的是什么?一面墙板上的文字(这是在沈阳的一个博物馆里油漆上的,旁边是一双血泪潮涌的眼睛)对观众进行了解释: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允许再被外国侵略者羞辱。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幸存。国家的强大是源于抗日烈士的鲜血。


这种建立在集体牺牲和决心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上的爱国主义,已经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理论基础。毫无疑问,在今年这个纪念年,我们在中国还会听到很多类似行为。中国政府代表者在中日外交中,已经非常娴熟的把日本的战争罪行作为筹码加以利用。中日两国间的一个斗争焦点是日本小泉首相继续参拜供奉着为天皇而死的日本军人(包括战犯)的靖国神社。当日本最近刚刚抗议中国潜艇闯入日本领海不久,中国人又一次提起了靖国神社问题。


同样还有韩国人--包括南韩和北韩,其民族独立同样与日本侵略有关。金氏王朝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金日成作为抗日英雄所起到的神秘作用上。建立于军人政府期间,位于韩国汉城附近的巨大爱国主义博物馆,也有人们在中国看到的相同的静态人物造型,这些造型以妖魔化日本人和歌颂韩国烈士为特征。


或许正如日本的自由媒体经常要求的那样,日本首相确实应该顾虑到那些曾受日本加害的民族的感情。的确,过去所犯下的罪行,不管是哪个国家,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不过东亚,特别是中国的爱国主义理论确实有些令人讨厌。一方面极力压制中国对其自己人所犯下的**真相,而同时又不厌其烦的挑动反日情绪,这让人觉得是自私的虚伪行为。死于***的中国人比死在日本皇军手里的多得多。


不过还要提一下,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特定民族主义精神的产物,这种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然后出口到了朝鲜、中国和日本,并且最终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种族国家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为国家的强大和种族的生存而战斗。这种看法指导着对美洲的征服和之后的欧洲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特别是在德国,刚好充斥着这种观点。纳粹的反犹主义和最终导致的种族灭绝行动,是这种看法的一种极端变异体。也特别是这种精神,刺激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和朝鲜的征服。日本有人认为,日本作为优等种族,有义务通过帝国铁蹄鞭打亚洲的弱小民族快步前进。


现在则是中国人,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接受灌输,只有纪律、警惕性和越来越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将来他们不再受到羞辱。法国共和主义者的文明爱国主义或者传统的美国式的爱国主义,在一个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式的极权体制中根本找不到位置,更别提欧洲联盟的模糊的、后国家的理想主义。日本官方的和平主义,尽管因此而快速瓦解,但肯定对中国没有多少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程度要轻得多的韩国,仍然深深地停留在19世纪末期,那时达尔文思想正初次传播开来。


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现代主义者。许多人把自己看成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想按照西方的标准改革他们非常传统的社会。中国最初的共和主义领导者孙逸仙是一位积极的Minzu zhuyi,或曰民族国家主义鼓吹者。他深受日本学者的影响,后者将其称为minzokushugi。他们受到达尔文和斯宾塞(spencer)的启发。尽管中国人推翻统治中国几个世纪的清朝政府的起义有着明显的民族主义成分(汉人反抗满人),但对中国的传统理解,早先实际上是基于语言和文明,而很少是种族的。现代的民族国家首先是19世纪的产物,并且是以西方为模型的。


在过去的200年中,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部分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可感受到,例如在近东,这也并非是最后一次。现代国家应该建立在血和土地的基础上,还是应该基于一个共同的国家公民理念?是选择法国或者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还是德国-俄罗斯式的**体制?两种模式都经历过高潮和低谷。不过第二种模型似乎在东亚得以普遍实施,至少直到几十年前。这种体制在中国则一直取得胜利,而其原因之一则是日本的侵略。


当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初次会见毛泽东时,据称这位主席热情洋溢地向日本领导人表示感谢,因为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战争,共产党可能早被消灭了。他说得完全正确。不过毛主义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至少也相当程度的归因于日本人,从中我们可以得出重要的教训,这对于今天正在伊拉克上演的有着重要意义。


19世纪末期日本的明治时期是鼓励亚洲改革者的源泉,1860年日本自身经历了一场革命之后就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模板,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协同并进,19世纪时期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Fukuzawa Yukichi 日本明治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译者注),非常迷信国家的力量,他是公民自由的热情支持者,不过同时他也深信,日本人应当联合西方列强,为了加强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改善民族基因,日本应当对海外进行更多的武力征服。当时中国改革的领导者梁启超对西方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Fukuzawa Yukuchi以及其他日本学者影响,不过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更独裁一些,他认为,"自由意味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每个个人的自由",他强调,要想不被其他民族奴役,其人民只能被本民族人奴役。


这种极深的非自由的观点也铸就了毛的列宁式民族主义。日本相对成功地建立起来的法治社会,一直保持到1930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上台之前,这种成功本来应当成为促进亚洲民主的动力,但事实不是这样,日本人认为,他们应当强迫其他亚洲国家按日本方式进行现代化,只是不是通过民主手段。


满洲成为日本的傀儡国之后,日本在那里建起来世界上最先进的铁路网,一些精美的酒店,巨大的工业设施,一流的医院和非常有效率的管理,所有这一切他们都给披上亚洲现代化的华丽外衣。不过,亚洲民族主义只在极少数中国精英中找到共鸣,而其他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一套,于是日本人就试图通过纯粹的武力手段征服中国的其他部分。



民族国家主义在韩国甚至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韩国人的遭遇不同于中国人,而和台湾人相似,他们直接成为日本皇民,不过由于国家建立于民族之上,日本统治者强迫他们起日本人姓氏,并禁止他们说自己的语言,尽管有着这些羞辱,很多从属的精英人物还是和日本统治者进行着合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达到国家强大和现代化的最快途径。



尽管日本人的现代帝国主义企图最终失败了,仍有很多与宣传有关。中国人和韩国人更加相信,国家的生存取决于民族和国家的强大,而后者则要建立在独裁体制之上。因此在中国,毛死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迅速被中国民族国家主义填补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台湾始终是一个爆炸性的焦点。


在血与土地的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台湾的独立是误入歧途,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帝国主义的羞辱。但是台湾人,特别是那些祖宗已经离开中国大陆几百年的台湾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现在是民主政体,虽然他们也说中国话,但这不应当成为让他们屈服于大陆的**体制的理由。


同样韩国现在也是民主国家,在韩国体制趋向公开化之后,对日本的妖魔化也减少了,这应该不是一种巧合。事实上,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很少像现在这么友好。在韩国,历史政治愤怒的攻击目标,已经完全转移到早期的韩国对日合作者身上,韩国官方称他们为韩国人民的叛国者。为了明确规定,韩国起草了一部法律,要求禁止使用词汇"亲日"作为这些人的公众称呼。他们只是叛国者。只有一个反精英政府的讨好人民的举动才会是这样的。不过这样一个少见的法律的出台已经显示出,对历史这东西的在乎是多么强烈。


在达尔文主义式的战争名义下,独裁对人民的发动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如果没有强烈爱国主义的伴随,南韩和中国可能就不会有如此飞速的经济发展。不过这种能量也可能滑向邪恶的目的,例如对他国的征服。东南亚在世界上不是唯一的直到今天仍然打着与19世纪相同的战争的地区。我们在西方应该予以密切关注,不是最后一次,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从我们开始的。


作者最近出版的著作是与Avishai Margalit合著的"西方主义"(hanser),翻译:Mariam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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