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曲直之间--精妙绝伦的运用

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作出什么行为,都必然沿循着一定的路线。这一路线可以直观地分为两种形式:直与曲。直是直接路线,曲是间接路线。两者相比,直接路线比间接路线运用得更加广泛一些,因为一般意义而言,间接路线需要更大的运作成本。但是,间接路线能够达到的效果,又往往是直接路线所不能比达的,甚至有时候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读老子《道德经》,发现这么一段文字,绝对是值得我们细细品位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比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对于这段文字的解释,在老学研究者眼里,始终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一说为老子的政治,人生观,含有阴谋权诈的意味(近代厚黑教主李宗吾便是坚定认为);另一种说法为:老子的自然,宇宙观,旨在揭示“物极必反”的规律。姑且不论对与错,本帖如今想深入的是第一种见解。把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大致就是说:想要收敛,必须暂且扩张它;想要削弱,必须暂且强盛它;想要废弃,必须暂且兴起它;想要夺取,必须暂且给予它。这就是一种深沉的预谋。而这里面,有可能是先天的,有可能是后天的。有可能是事先就计划好的,也可能是自觉不自觉而后将计就计的。由此可知,以迁为直的间接路线,同“柔弱胜刚强”“无为而无不为”一样,都是老子政治,人生观的精髓所在。



间接路线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使用者通过一定的迂回行为,打破将要施行计划对象的内在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多层面的,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表现在精神层面。因此,使用者无论采取什么行为,都必须有明确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将要施行计划对象在物质上遭到某种程度上的削弱,或者在精神上发生某种动摇,为最终说服或者征服将要施行计划对象创造条件。




五彩缤纷的人世间,有一部分被人们经常运用的权谋,在传达方式上具有一定的曲折性,即有一些弯曲在内,不能一眼望到底。看上去此一言行,与彼一言行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恰似一座沟通人们心灵的桥,把本来有一水之隔的行为紧密联系。“条条大路通罗马”,不走这条走那条。一个聪明有头脑的人,面对各种棘手难缠的问题,往往会通过间接路线,取得预期的成功。




在传统社会里,人才是封建帝王治国安邦的工具,因而通常被比喻为“千里马”。燕昭王想招揽天下贤士,去请教郭隗。郭隗告诉他说:“成就帝业的国君,对待贤士如同老师;成就王业的国君,对待贤士如同朋友;成就霸业的国君,对待贤士如同臣下;至于亡国的君主,杂把贤士当作仆役。我听说古时有位国君,以千金求马,三难没有买到。近侍自荐前往,三个月后用五百金买得一匹死马的骨头,回来报告。国君大怒说:‘我要的是千里马,你买这些马骨做什么’近侍回答说:‘买马骨头就花费了五百紧,天下人必定认为大王求马是真心诚意的。’结果千里马马上就会得到。现在大王招募贤士,就从我开始吧。我这样的人倘若能得到重用,那些比我强的人,必将不惧千里前来投奔。”于是,燕昭王为郭隗建筑宫室,把他当作老师对待。这一消失传到各猪猴国,驺衍,剧辛分别从齐,赵投附燕国,其他贤人也纷纷欲往。



郭隗讲的故事和他的所为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只要真心诚意去做,就能够赢得信誉;只要赢得了信誉,就能做得称心如意。用五百金买回一架马骨头,进而换取许多千里马。这实在是抛金引玉,而非抛砖引玉。但燕昭王心里明白,对郭隗以老师相待,是广揽天下人才的一条间接路线。天下贤士有谁不羡慕郭之待遇,有谁不敬仰自己的这般英明。因此,他们在心灵上,便于燕昭王结下好感,日后有机会前来投奔,也属于情理之中。无怪乎人后人评论:“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



这也可谓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战法。基本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就可以获得比较丰厚的回报。诚如只会“九九算术”之流也能获得一定待遇,得到一个往上晋级的台阶,比之苏秦张仪之苦学挫折之后,实在是太容易了。此法与“终南捷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战果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为了推动社会变革,促进富国强兵,各国统治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变法活动。从根本上说,变法能否获得成功,不仅取决于能否得到当政者的支持,各项政策,措施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对症下药,还取决于民众对各项政策,措施的是否理解,信赖和支持。温总理说过:“你不关心百姓的小事,他怎么可能关心你的大事?”倘若没有民众的理解支持和信赖,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是难以彻底进行的。强行推行,往往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甚至后遗症。所以,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在开展变法活动之初,都要想方设法争取到尽量多的民众,以利于各项政策措施的顺利推行。



秦孝公十二年,商鞅为了变法信民,徙木为信。本来,徙木与变法是毫无关系的,但在这里却让商鞅给巧妙地联系了起来。徙木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惟其事小,商鞅出重金赏赐搬运者,众人无不感到惊诧,且把官府的告示当儿戏。可是,有人将那根木头搬运到北门,一会儿工夫就换取五十溢金。这使众人更加惊诧,为商鞅发令必行,重赏有信而感到惊诧,再不敢把官府的告示当儿戏。这样一来,商鞅就在社会心理上确立了民众对官府的信赖,也就为新的政策,措施顺利地推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理解和支持。这就是变法成功的重要因素。而用到妙处,甚至可以防微杜渐,消弥祸事。



汉初刘邦平定天下,开始论功行赏。僧多粥少,官位自然不够分,于是便引起部分将领不满。一次,刘邦在洛阳的南宫从阁道上看到诸位将领三五成伙,坐在沙地上窃窃私语,便问张良其中缘故。张良说他们都在商量谋反。刘邦大惊,忙问原因。张良说:“陛下以普通平民的身份用这群人来打得天下,如今封赏的却是亲近喜爱的人,所诛罚的都是平时怨恨的仇家。他们担心不能被封而又追查以往的过失,会导致被杀,所以聚在一起商量如何造反。”刘邦听罢大为惊诧,忙问如何是好。张良反问其最憎恨谁。答曰:“雍齿多次使我窘迫,但功劳又比较大,所以不便下手杀他。”张良便建议封其昭示功德。果然封赏雍齿之后,那些将领在宴后都十分欢喜:“雍齿都被分封列侯,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其实这只是张良借洛阳阁道那一次情景,劝谏刘邦“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惧之谋,国家无虞,利及后世”的一个手段而已。这就是历史事实所作的辩正,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本来的面目。其实张良建议封雍齿完全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把刘邦总想置于死地的仇人让刘邦自己捧到台面上来,形成一个大转变。让下面的认为封赏不公的人通通闭嘴。这一转变的结果,使刘邦和诸将之间的隔阂得到了调节,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消弥于无形了。




《草庐经略》曾认为:“凡战胜攻取之妙,可籍三军为之,不可使三军知之。”“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者,皆所以愚士卒之耳目,而使之无畏敌也。或激之而使奋,或诱之而使趋;施无法之赏,而令贪者忘其身;悬无政之令,而使惮者勇于赴。大都笼络众心,鼓舞众志,如驱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这一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时代统治者以权谋来“愚民,愚兵”的行为动机;以及在有必要的时候作出有效的防范,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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