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总司令被无罪释放全靠蒋介石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位特级军事教官,国民党高级干部见了他得恭敬地称他“老师”,要向他敬礼。这个人是黄面孔,乍看上去颇像中国人,还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可是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侵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蒋介石“准其以劳绩赎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时,蒋介石妄图在美国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但他的军队主力远在西南大后方,短时间内难以远奔至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又拒绝他“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于是蒋介石遂企图利用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的武器装备及沦陷区的一切,悉数为他的军队所接受。


冈村宁次十分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复电,表示谨遵命令,“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将“武器弹药、军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国政府军,“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做出贡献”、“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


1945年8月27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飞赴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为受降做准备。当冷欣跟冈村宁次接洽时,冈村宁次露骨地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获蒋心,给予“嘉许”。后来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蒋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运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剿匪”。8月31日,随冷欣一道赴南京的侍从室参议邵毓麟约见冈村宁次,转达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承诺,即“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何为劳绩?即“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宁次连声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


果然,以后当八路军、新四军在敦促日军缴械投降时,日军非但拒不执行,还以武力相对抗。华北、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得不通过激烈战斗才收复为日军所盘踞的一些城镇。


受降仪式何以不交日本军刀?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冈村宁次不但幸逢蒋介石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且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国好友之一”的何应钦。何应钦跟冈村宁次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颇深。曾代表蒋介石与日军妥协,签署《何梅协定》,成为人所共知的亲日派。诚如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南京签降时所说的“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将军投降,颇有安全感、轻松感。”


按理,在神圣的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典型的动作应是双手托起曾经指挥官兵屠杀中国人民的军刀,面向受降的中国将领鞠躬,然后拱手将军刀上交,这也是投降的标志。然而,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却没有交出军刀,成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国人和盟邦友人的最大遗憾。


原来,9月8日,何应钦飞抵南京,当晚便派他的参谋王武秘密到冈村宁次住处告诉冈村宁次,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抵达礼堂、进入投降席之前将指挥刀私下呈缴何应钦,否则就不要带军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宁次自己选择。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当众呈缴指挥刀的败将,而宁肯当“不带军刀的将军”。


按盟军统帅部规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礼,受降一方均不回礼。然而,当日方的小林参谋总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一向对日军奉若神明也自甘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何应钦,居然起身答礼,引起一片哗然。


受降后,在与冈村宁次的会见中,何应钦就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向冈村宁次袒露真言,发表了一段“高论”:“我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做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实意图,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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