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徐远举(转贴)

dengtao1688 收藏 1 4150
导读:我所知道的徐远举(转贴) 沈醉 早年印象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春,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特工训练,作为他的基层骨干。徐远举受训后,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任务是监视分社成员的活动。1933年,他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第一组(华界组)组长
近期热点 换一换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转贴)



沈醉






早年印象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春,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特工训练,作为他的基层骨干。徐远举受训后,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任务是监视分社成员的活动。1933年,他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第一组(华界组)组长陈志强介绍,与我认识。我当时任第二组(法租界组)组长,两人一见谈得十分投机,他非常羡慕我当了组长,不想再在南京当干事,愿意到上海特区来。我也很想帮他的忙,有次戴笠到上海,我便提出徐远举的事,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个人不宜在上海工作,以后可另作安排。隔了好久,徐远举突然跑到上海,很高兴地向我辞行,说戴笠已向参谋本部推荐他为九世班禅回藏行署的少校随从参谋,不久即随同班禅去西藏,为特务处开展西藏的工作。他很满意接受这个特殊任务,认为很有前途,并感谢我曾在戴笠面前为他说了活。我留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为他准备了去西藏的一些日用品。当时我母亲住在我家,她有天在吃午饭时,仔细看了徐的面相后,当天晚上告诉我:“此人不可深交,要注意。”我即回答,我和他往来中还没有发现什么,不知母亲有何教诲?老人家告诉我说,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我便一直记住这些话。几十年中,经我观察所得,果然是这样。


过了几天,我有事要去南京,便陪他一道回到南京。他领我去见了班禅活佛,见面时,只简单介绍说:“这是班禅活佛。”“这位是从上海来参拜您的记者(指我)。”还没有等我讲话,就被拥上来请他摩顶的善男信女挤到了一边。我回到上海,我母亲还埋怨我没有让活佛摩摩顶,我说徐远举告诉我,他在活佛身边一个多月,发现他和我们一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母亲为此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入藏途中




隔了不久,他就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沿途他都有信给我,但行程很慢,约在1936年前后,他才到达当时的西康省,等他到了青海省的玉树县时,已是1936年底了。他到玉树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班禅一行从西康到青海途中,一天晚上突然被西康军阀派兵伪装强盗,将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他说已将这一情况急电南京有关部门,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发还所抢走的法器、赔礼认错。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在班禅面前也好得到信任。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说明了徐的要求,戴笠还没等我讲完,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宪兵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托人去打听,仍没听说有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当地军阀坚决否认此事为其部下所为,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西昌行辕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他的湖北同乡,对他非常器重。他曾来信说戴笠、张笃伦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生难忘。西昌行辕调查课课长以前是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徐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按一般常规,不先征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会同意,还得把他派的人调回来给以处分,怕他派的人被别人收买了,以后不再听他的话。这次因徐系他的学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张笃伦的意见。


徐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其主要任务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与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向戴笠报告。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些活动,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买枪支弹药。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不会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还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使他们不搞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我的行踪不定,彼此的联系少了。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因为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那天没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的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这种事,只说一切听从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在军统本部




1942年,我被任为军统局总务处长,徐远举赶到重庆为我祝贺,我说从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保不定哪天办错了事而坐牢,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却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先在戴笠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调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调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机会帮他一下。我说情况还不熟悉,他说不要过急,有机会就顺便提一下。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了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破坏地下党




抗战胜利后,戴笠死去,毛人凤以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同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总是设法输一些黄金美钞。徐本来很会打牌,与四川军政人员打牌常常赢钱,而与毛人凤打牌时总是故意输一点出来。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绥靖”公署。徐远举便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我当时已随军统局迁回南京,曾专为他晋升新职而赶来为他庆贺,他当面向我提出,希望我把军统过去给张国焘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4号住宅拨给他居住,并将军统招待美国特务的一些上等家具也借给他用。我当然都同意了。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他是这一地区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老手,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的手中,说明他统治的地区并不平静;无疑是在向他挑战。他把徐远举叫来,把那份《挺进报》用力地摔在徐远举面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徐被他说得无言可答,一个劲地表示,一定遵照指示,限期破案。


据徐远举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久,他是知道的,也看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竟直接寄给了朱绍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第二天,他便召开“丙种汇报”会议,研究破案的办法。特务们一致认为,应派特务设法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只有从内部掌握情况,才能达到目的。


不久,徐远举得到了重庆站打入地下党组织的线索,即组织二处与重庆站联合破案,在地下党开设的一家小书店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徐远举日夜审讯,任达哉在徐的软硬兼施之下,交出了他的上级领导、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徐远举大喜之余,又采用同样的办法审讯许建业,结果什么办法都用尽了,这位忠贞不屈的革命者口中没有吐出半点东西。徐回 -头又严刑追逼任达哉,任忽然想到了一位不知身份和姓名的另一领导,常去某处活动。徐派人去守候,结果竟把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抓到了。徐远举连饭也不吃,不停地审讯。刘国定是一个软骨头,稍受威胁就交代出一大批地下党员。这是保密局从来没有过的破坏活动,只 10来天的时间,重庆市委所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有一半被捕。


毛人凤得知徐远举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逮捕了市委书记和许多重要党员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飞到重庆,指导徐远举继续进行搜捕,还和刘国定、冉益智等几个叛徒商谈,如何破坏原南方局及南京、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据刘国定交代,他曾和这些地区的几位领导人接触过。叶翔之便亲自带领刘国定去上海、南京,幸好那时刘国定认识的那位领导人离开了上海,才幸免于难。


冉益智叛变后,亲自带领特务去万县逮捕了江竹筠(江姐)等多人。还把川东地区一个工委书记涂孝文出卖了。涂孝文被捕后,在冉益智的诱劝下很快叛变,又带领特务把川东10多名重要干部逮捕了。


接着,这几个叛徒又把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等出卖了。蒲华辅被捕后,徐远举高兴异常,连夜亲自审讯,利诱未成,乃改用酷刑,蒲交代出了川康特委的一些上层关系和一些与地下党有关的上层人士,连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党员也交代了出来。徐远举仍不满足,还不断逼他进一步交代,直到重庆解放还不释放他,最后连同涂孝文等四个叛徒一起被杀掉了。


徐远举的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达130多人,其中除20余人释放与脱险外,绝大多数被分批杀害了。




特区区长




徐远举因破案有功,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毛人凤于1949年10月间到重庆视察时, 对徐远举大加赞扬。国民党为了加强西南大后方的特务统治,特设立“西南特区”,任命徐远举为区长,原息烽监狱主任、毛人凤的亲戚周养浩为副区长,川、康、滇、黔四省省站都由特区指挥。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和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


重庆站长颜齐,也因协助破案有功;晋升为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发给一等光华奖章。


朱绍良也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不久,朱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遗缺由张群继任,朱在离开重庆的盛大宴会上,还特别走到徐远举面前,拍着徐远举的肩向在场的上百人说:“老弟给我争了面子,否则我是要灰溜溜地离开重庆的。”


张群接替朱绍良不久,蒋介石即将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由“绥靖”公署主任晋升为军政长官,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朱在向张介绍徐远举时,特别称赞他精明能干。张早就认识徐,所以在张任内,徐比过去更吃香,什么事都随心所欲去办。因为二处成了公开掩护机构,许多事他可以用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名义去办,西南长官公署无权过问。张群做人比朱绍良更圆滑,只求徐表面上承认他是上级就行了,而徐干些什么,他完全不愿过问。徐远举设在渣滓洞的看守所,关了些什么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并不知道。


叛徒刘国定和冉益智,因出卖革命人士有功,都被毛人凤批准授予保密局西南特区中校专员职衔。我于1948年5月由保密局总务处长调任云南站长,几个月没有侦察出云南地下党组织。徐告诉我说,刘国定认识其负责人,我很希望刘国定到昆明帮我破案。正在这时,毛人凤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说徐远举和周养浩两人一开始合作就闹矛盾,希望我有空去重庆劝说他们,要以工作为重,不能为个人小事而影响工作。我便于第二天由昆明飞往重庆。


我虽然是奉命来调解他们之间的纠纷,但更重要的是希望把刘国定带到昆明去破坏云南地下党组织。所以我当天晚上找周养浩谈话,希望他和徐远举以大局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同周一道去徐远举的办公室,要他把刘国定找来,我想当面问问云南地下党的情况。这个叛徒穿着崭新的军服、佩着中校衔的肩章,看到我们3人坐在一起,便脱下军帽先向我们鞠躬。徐向他介绍了我之后,我便让他坐下。徐远举从茶几上拿——支香烟朝他扔过去,他很熟练地接着,但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机递给他,他赶忙从口袋中掏出火柴,连说:“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发笑。


他给我的印象很坏。他对云南地下党组织在什么地方并不知道,只认识一两个负责人。说要到昆明街上去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抓得到。这种海底捞针的办法,我不感兴趣,所以我们只谈了一会,我向徐一使眼色,徐就说了一声:“你可以走了!”刘国定又站起来向我们3个人各一鞠躬,才走。


徐远举前天晚上接到我的长途电话,知道是万他和周养浩的事要来重庆,所以刘国定一走,徐便吩咐卫士把门关好,暂不见客,以便我们3人好好谈谈。


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没想到这些 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真正到了应当摆出来的时候,嘴上却一个劲地敷衍着。徐看不起周是 凭江山人的关系爬上来的,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看不起别人。谈了半天,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是毛人凤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周养浩算是比较痛快,也只是说《挺进报》事件,完全是徐远举一手包办,他问都不能问。徐本来是急性子,但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只说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亲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没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一定让周把全案的过程看一遍,有不够的地方再补充。周也同意。就这样,他们算是把误会解开,我也算完成了任务。


徐远举少年得志,相当骄傲。自破坏了重庆地下党后,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更加不可一世。有一次,四川一军阀请他吃饭,他刚一坐下,客人还没到齐,便先到桌上吃冷菜,一个10来岁的小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他一听,火冒三丈,便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酒菜全部掀到地上。他帽子一拿,气冲冲地跳上车,主人赶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抬,便开车走了。这件事当时在重庆传为笑谈,他自己还很得意。我为此事曾劝过他,切不可这样粗鲁,会得罪人。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水精猴子’一点也不错,你和他们往来也得小心点。”


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是有名无实,因为黔滇两省站长他指挥不动,我曾接到毛人凤用化名写的通知,说西南特区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对付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在特区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我接到这一通知后,马上致电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但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根本不予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的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徐远举常到昆明,也没有问过云南站的事。周养浩却一直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作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其实是徒有其名。




策划应变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三.一七大会。过去军统局时期,是开四——大会,以纪念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四一大会改为三.一七大会,以纪念戴笠。可是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剩下的几个较完整的省,都在西南和西北,眼看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保密局在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也由南京逃往台湾,所以毛人凤便决定到重庆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为了欺骗蒋介石,还把这次大会也说成是全国性的,把广西和湖南两个省的负责人也召到了重庆。过去军统开四一大会,连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派到外国的特务有不少也回来。现在解放区虽也留有少数潜伏特务,却不能让他们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潜伏厂来,出来了就回去不了。


筹备这次会议的,当然是东道主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重庆,帮他筹备大会。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大会秘书长。大会期间,因为毛人凤—再表扬徐远举,使他更加骄傲,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那次参加的人数虽只有过去的1/5,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中,不少人的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而徐又自以为立了大功,得到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大家都很不痛快。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所谓“应变”问题,一是加紧在西南、西北地区布置潜伏特务;二是搞“还乡运动”,让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特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搞潜伏或破坏活动;三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组织游击武装,以便解放后打游击。我是三项任务都要承担,既要帮助保密局的潜伏布置组布置潜伏,又要劝说到云南的外省特务,回他们本省去,更重要的是,毛人凤还要我在云南组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而徐远举只愿担任组织游击队一项任务,准备在四川打游击,认为他在四川地熟人熟,打游击有把握。几天会议下来,各人都分配到一项或几项任务,毛人风便满意地回去了。


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以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把所有民主党派成员也予以逮捕。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


云南整肃


1949年8月,蒋介石准备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军事反共。这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长官,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了。但徐远举为了要加强蒋这次到重庆的声威,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共同策划,发动了10来万帮会分子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搜集各地有关人民武装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边、滇黔边的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告诉了他。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敌情报告,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最受人重视。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是报上没有发表过的。


当时云南的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去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请求撤消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军政大权集于他一身。他还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厶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连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都一同撤往重庆,只留我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名义与卢汉保持联系。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不断公开在报上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支持云南人民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清剿,还送枪弹给他们使用。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是很值得重视的。


蒋介石为巩固后方,9月初决定要解决云南问题,但又抽不出军队来云南加强统治,只好听信张群的意见,要卢汉到重庆一趟,由他亲自来说服卢汉。他怕卢汉不去,又派蒋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对云南来一次“整肃”。


卢汉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蒋介石、毛人凤紧接着就派徐远举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执行“整肃”任务。徐下飞机见到我之后,急忙跳上我的汽车,带着几个特务直接驶到民革领导人之一的杨杰家中。由于杨杰在他抵昆明前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空,他便对我大加埋怨,说杨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要抓的重要人物,抓到后即由他所乘的飞机押到重庆去,现在竟让他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因为杨杰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停一下,结果让他跑了。我是准备接受处分的。后来毛人凤到了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就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镇压。当晚全城戒严,一夜之间捕到了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还查封了几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安宁。


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郊海口53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 30多名。接连逮捕了三天,虽然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还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12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周养浩、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毛人凤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他这个保密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九九事件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但卢一直不同意,直到9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事前都不敢让卢汉知道。到机场迎接的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我们到了机场,才告诉昆明空军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宇。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因为蒋害怕发生和西安一样的事变,只在卢汉家中吃了一顿午饭,便飞走了。




重庆屠杀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就同意杀害革命人士,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还是不在要杀的名单上签字。于是毛人凤便要徐远举先回重庆—去,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必要时杀害。毛人凤在审阅这个名单时,我看到几个是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有的因贪污敲诈,有的因吸鸦片,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一个“杀”的记号。我请求他把这些人释放,他却把笔一搁,笑着对我说:留下来也是我们的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军统特务也被杀掉了。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返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他这次来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他来部署大屠杀、大破坏的。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杀掉,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


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又指挥特务们,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时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日逃离重庆。12月9日一大早,我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要我为他们3人安排明天飞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徐远举来昆明以后,卢汉发动起义,派人将他抓了起来。接着周养浩也被抓获。


被捕之初


一年之后,我们3人被先后押解到了重庆。囚禁我们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恰恰相反,是无比公正的!试想一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会被囚禁在这里呢?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狱。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对这个十分陌生的名词,用不着别人向他们去作说明。因为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自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徐远举还不时用袖子擦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时,立刻打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烈士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而临时加强了警卫。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我在他的启发下,也感到与其吞吞吐吐,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我们搬了过去。我和徐住在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在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馆走廊上散步时,曾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条山沟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消了,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一年多,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处决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员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麻将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对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又搬了过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说,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了,又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因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级别最高的一个,他以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所以我们准备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到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月27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3个人如果在重庆参观工厂、学校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题才一队一队去分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义务报童”。




盼望特赦




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又去领取报纸,我们大伙还落在后头,只见他高举报纸,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王耀武便迎上前去,抢过报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他紧紧围住,只听到他念道: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l0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王一边念,徐一边把报纸匆匆分送给几个小队长,自己拿了一张跑到一旁去看。


这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睡不好,我到门外去散步,看到徐远举也出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显得十分高兴。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河边碰上了。原来,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人都参加包饺子,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帮着取原料和抬回煮好的饺子,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便没事去门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便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丁,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是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指那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徐也很同意。


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是头一天颁布的,第二天见报,颁布之日正是这年的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来形容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但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份量和它所表达的真实感情了。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现在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相信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一百零五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中将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50人。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我在离卉监狱与他握手分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果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的。




狱中去世




1964年,我们在北京的10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着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3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我们3人上午向他们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争取早日特赦,下午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小说中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的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可没有料到,过不多久,一场空前浩劫发生了。在“文革”期间,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不少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斗。我和康泽、董益三3人,又被重新投进监狱。



1973年冬,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缝制的衣服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当晚他又用冷水冲澡,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经送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无法救治而去



4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