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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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曰《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1906年,黄小配所撰《洪秀全演义》成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序中说希望“复有洪王作也”,这就是公然号召武装反清。从此书的内容、封面画、插图来看,作者对于太平天国制度、服饰等等,也是所知甚少。1907年,《民报》增刊《天讨》出版,刊出了富有民族意识的绘画《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作者苏曼殊,题词者章太炎。苏曼殊作此画时只有24岁,鼓吹革命,热血沸腾,但对翼王石达开其人,大概是一无所知。据其女弟子何震在《曼殊画谱后序》中说:“(曼殊)所作之画,则大抵以心造境,于神韵为尤长。”对于这种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艺术作品,我们要求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实在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

以后,南社诗人高天梅更假托石达开之名写诗多首,自己出钱出版《石达开遗诗》一册,流布四方。这对宣传反清虽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讹传讹,石达开能诗之名遂喧传海内。其实,据我们的考证,石达开得以流传后世的真诗,不过广西宜山白龙洞题壁诗一首而已。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曰:“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能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范文澜先生写了一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上述《逐满歌》看来,称曾国藩为汉奸并非始于范先生,辛亥革命时期早已如此。

孙中山先生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满清而放手拔高太平天国,目的非常明确,而且这个目的也已经达到了。宣传中间有些背离史实之处,可以理解,可以谅解,这种做法未可厚非。但是因此却留下了后遗症,在我们的印象里,太平天国常常与“英雄”、“革命”连在一起,给认真评价太平天国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值得钦佩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并在《民权主义》第三讲中说:“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思想,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民权主义》第一讲)他虽曾经自居“洪秀全第二”,也并不以洪秀全作为学习的榜样,至少他终生不许任何人对他呼万岁,就是明证。

可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英雄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以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三位先生为例,说明他们受到影响的事实。郭廷以先生最早在中央大学开设太平天国史的课程,据我所知,他早有撰写一部《太平天国史》的打算;为了给修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乃先着手编撰一部编年体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记事力求客观,不加褒贬,但在称呼上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态度。郭先生在此书“凡例”中说:“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为近代中国史上之一大波澜。”波澜一词是中性的,但“革命”就有褒义,“变乱”则有贬义。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变乱,他在成书之时尚无定论,足以说明其客观态度,但仍把“革命”放在“变乱”之前,就说明已经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至于对捻军,他就直指为“捻乱”,毫无顾忌。

简又文先生反对太平天国的“阶级斗争说”与“农民起义说”,他认为如按阶级划分,作战双方的士兵都来源于农民,于是任何一次战争都是“农民打农民”,史学界传为笑谈。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他用力甚勤,终身不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与《太平天国全史》两部大书,从纵横两个方面收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所发议论也有不少独到之处。但他对于拔高太平天国,却也出语惊人。他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号考》中说:

“太平天国体制实为天王与五王‘共有共治共享’性质,五王诚如俗言为‘一字并肩王’。缘洪氏与五人在运动革命时结为兄弟,情同骨肉,大概矢誓将来打得江山是彼此‘共有共治共享’的……此可于以下数事见之:如六王宗亲同称‘国伯’或‘国宗’,简直六人之姓皆国姓也;又各王于府内自行登殿设朝,自立小政府,有六部及其他官,俨然‘天朝’内之小朝廷焉;再则定鼎天京后即开科取士,但于‘天试’外,另开‘东试’或‘北试’、‘翼试’,各取元甲翰林进士焉。可见其‘共有共治共享’制度之斑斑,实开创亘古未有之怪异政体。”

我们不难看出,简先生所谓“共有共治共享”之说来自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解释全民政治的口号--民有民治民享。把这种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口号套在太平天国的头上,实在不伦不类。就是在简先生所说的六人小团体中,也还是常常互相倾轧,所谓共有共治共享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太平天国内讧的杀戮之惨,洪、杨的专制残暴,简先生应该了然于胸。但竟如此不顾事实地拔高太平天国,实在令人费解。

远在1949年之前就主张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说”的罗尔纲先生,长期肯定太平天国、肯定洪秀全,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正式的王朝,用正史的纪传体撰写《太平天国史》,这一些都是容易理解的。他对太平天国有所拔高,也就势所难免。罗先生生于1901年,1997年逝世,是一位与20世纪同步的世纪老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笔耕与多年一贯的奖掖后进,受到许多晚辈的尊重,成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代宗师。我们觉得,他的拔高太平天国,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一、他认为在战争中对老百姓烧杀淫掠的都是清军、外国雇佣军,而不是太平军,有《满清统治阶级诬蔑太平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考谬》一文可证。我们觉得,太平军在前期军纪较严,清军的军纪一直都很差,华尔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更是得到清廷认可的盗匪集团,这全是事实;但是太平天国后期,神话破产,军心涣散,太平军军纪败坏,也就和清军不相上下。而且当时军队叛变的事时常发生,今天倒过来,明天又倒过去,谁是清军,谁是太平军,已经说不清楚,完全没有加以回护的必要。

二、他认为从金田起义起即已妻妾成群的洪秀全生活严肃,荒淫之说是敌人的诬蔑。我们就很难理解,“严肃”的标准是什么?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罗先生是在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

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试以钱穆先生为例,他在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讲演中提到太平天国时,扼要地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

“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

“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台湾陈致平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华通史》中对太平天国与洪秀全都提出了义正词严的批评:

“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总而言之,过去对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EPUBLIQUECHINOISE-LIBERTE,EGALITE ,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新世纪已经到来,金田起义150周年的纪念日也已到来,重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任务必须开始,无可回避。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洪秀全究竟是上帝之子还是魔鬼?只有靠历史事实,只有靠真凭实据来作出回答。

洪秀全的历史作用

对洪秀全的研究,重点在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他与太平天国这一件大事的关系。众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国的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这其中值得认真探讨。主要探讨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开国的功劳,又是不是应该负亡国的责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洪秀全是不是应负亡国之责。对这方面的探讨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什么争论。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一时兴致很高。但是随即手忙脚乱,因为军政大权过去都由杨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帮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亲贵--洪仁发、洪仁达,宠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国事搞得一蹋糊涂。以后他的堂弟洪仁秈前来投奔,带来了一份兴国大计--《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封为精忠军师。但在讨论国家大事之时,他不肯放弃半点封建特权,无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议,不久,洪仁秈即遭冷落。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在外苦战,力撑危局,却得不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动辄大骂,惩罚,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围,形势危急,他还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发国难财。到了事无可为之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说了什么“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令人尊敬的罗尔纲先生在这个大问题上并没有回护他,曾经亲口对我说:“太平天国之亡,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后来为《湘军史料丛刊》作序时,他写下这样的话:

“湘军陆军远不是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

至于他是不是开国之君?请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当时太平军全军上下都知道,开国英雄是冯云山。“谋立创国”与“前做事者”皆南王,而不是别人。没有冯云山的鼓励,洪秀全不会到艰苦的粤北和广西去;当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广东之时,冯云山却独自到紫荆山去开创根据地。根据地已经有了规模,洪秀全还一无所知。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是以传教的形式进行的。当时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县告发,说他们图谋不轨,桂平县抓了冯云山等人。冯辩称是在传教,始得脱险。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争到了传教的特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才能立足。冯云山把远在广州曾经在教会工作的洪秀全推为教主,对于群众,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对于官府,也可以引广东的教会为后台,以策安全。冯云山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推洪秀全为教主,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洪秀全这个领袖,只起偶像作用,并不需要他真正领导。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与群众见面。当时领导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称天上的基督为长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二把手;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类推。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国,中间经过八个月的苦战,领导班子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第一,能够掌握群众的本地实力派杨秀清、萧朝贵地位上升,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地位下降。为了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作了让步,退居四把手,而让杨、萧上升为二、三把手,并由杨总揽军政大权。洪秀全发布《永安封王诏》,向全军说明“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确立杨秀清的领导地位。后来出师北伐,向中原进军之时,出师的檄文《奉天讨胡檄》上也只用杨、萧的名义,不用洪秀全的名义。洪秀全成了挂名的领袖,正像罗尔纲先生所说的“虚君制”的虚君--象征性的元首。

太平军入南京,洪秀全一头钻进深宫,安享富贵,不坐朝,不见人,连一个国君的基本动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报专书《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别以为此书的情报不确,在内讧发生之前,此书中就出现了相当准确的预报:“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中,直到今天,《贼情汇纂》仍不失为最重要的一部史料。

在冯云山支撑大局的时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杨秀清掌握大权的时代,洪秀全更下降成为木偶。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只把洪秀全作为一个木偶,一个道具对待,丝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指责洪秀全的短处,要打屁股,经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对杨积怨已深,又不甘心长期充当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联络了一批对杨不满的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了杨的全家,并且株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天昏地暗。杨秀清为何被杀?洪秀全并没有公布他的罪状,只散布一些谣言,说是杨秀清“逼封万岁”。我在1982年1月发表了《逼封万岁的谣言是怎么来的?》一文,指出其中内幕:

“洪秀全和韦昌辉发动突然袭击杀害东王杨秀清时,总得找个借口,于是在杨秀清死后,立即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激,为了挽回人心,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愤而离京,远征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名推给石达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就请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1844-1845年,冯云山正在努力开辟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洪秀全则在广东老家教书,写作诗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劝人崇正辟邪,去恶从善。歌中直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但是太平天国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却视农民为贱民。简又文先生在《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田政考》中对此作出评论说:

“以上所列各款,皆以黜贬为农为惩戒犯官之最重大的刑罚,仅亚于死刑,等于清廷之充军,或发放到新疆或黑龙江充当苦工效力一般的严重处分。是故农民在各阶层中,身份上一点尊贵也没有了,其地位之卑贱等于罪囚。”

广西紫荆山区许多纯朴的农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把洪秀全捧上了天王的宝座,但是这位忘本的“天王”却如此看不起农民。太平天国后期,在他自己“亲政”的时候,镇江地区出现了顾某所发动的农民起义,驻防的太平军毫不软手地加以镇压。农民起义的队伍又去镇压农民起义,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颇有可议之处。如果是匹夫匹妇,私生活是小节,无关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却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大局,不可不问。作为封建帝王,多妻纵欲,广置嫔妃,这本不足为奇。但是洪秀全与别人不同之处,一是在起义之初脚跟还未站稳的时候拖带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嫔妃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

据《洪大全供词》:在起义之初,“洪秀全鮃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又据外人的报道,金田起义后,驻军石头脚时,洪秀全已有15个女人。英文《华北先驱报》654号(1863年2月2日出版)中有一篇《天王惩戒娘娘记》。文中说:“1851年,当天王由广州来(广西)时,中途勾引(原文作偷盗)一个不幸的女子,而此女子则于此时欲私逃回家。天王曾虐待她,而却畏惧受人指摘,乃托言天父传旨以惩罚之……天王众妻全体均被传到,十五位娘娘,一一出现。”

如果说,洪大全的话和外人的报道均不足信,那么请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正式官书《天父诗》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兄曰:稫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

其中所说天兄下凡的时间为金田起义之后的16天,地点为距金田十多公里的江口石头脚。“天兄”下凡借萧朝贵之口说的话是:稫多(这么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刀的隐语)飞。(刀要飞,即指要杀人。)

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动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请看一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拙著《太平天国词语汇释》(1984年10月出版)第7页对于这些规定加按语曰:“通过这些清规戒律,可以看出洪秀全对其后妃管得极为严酷而不近人情。她们啼笑皆非,左右为难,诚惶诚恐,动辄得罪。从这一点,就能推知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的说法不可轻信。”

洪秀全对后妃虐待不仅是打,是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妃嫔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面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

太平天国的实质是什么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说清楚了,答案也就很自然地浮出水面。请先看一组词:

它们都不是孤立的,也不静止的,相互之间都可以发展变化。例如“起义”可以上升为“革命”,“邪教”可以发展为“叛乱”等等。从词义褒贬上来看,“革命”“起义”显然有褒义,“叛乱”“邪教”显然有贬义,“起事”则是中义词,因为此“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说“造反”还得看是谁造反,造什么人的反。就连最好的革命与最坏的邪教之间也不是全无瓜葛。辛亥革命就有不少会党参加,会党中难免也有邪教分子。

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党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20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人”(《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入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忱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秈--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冯云山是个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在他规划中的太平天国,是一个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新王朝。利用宗教策动起义是他决定的方针,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是得到他的追认之后才能继续下去。利用邪教来打开局面,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冯云山不是在湘桂边境战死,则放弃邪教,让太平天国转入正轨的计划就有实现的可能。冯云山做了最艰苦的开国工作,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了详细的规划。在他牺牲之后,无人能够制约杨秀清,杨秀清才能把天父下凡的闹剧一直带到南京去,让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陋习公然登上大雅之堂。天京内讧固然是由洪秀全一手策划的,但是使洪、杨矛盾不断激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杨秀清肆无忌惮地大搞邪教活动——表演天父下凡,一再羞辱或杖责诸王、百官,包括洪秀全。

天京内讧是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城里的内讧爆发,城外的清兵将领欣喜若狂,他们在奏报清廷时很有信心地说:“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石达开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这艘破破烂烂的大船在1856年之内就会沉没了。

年仅20岁的石达开毁家纾难,参加金田起义,态度鲜明,就是为了反清,为了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对于邪教活动,他丝毫不感兴趣。连《贼情汇纂》一书中也说他“不甚附会俚教邪说”。在驻军安庆的时候,他就反对杨秀清在南京推行的兵民合一,吃大锅饭,主张“照旧交粮纳税”,让老百姓安心发展生产。内讧爆发,噩耗传到前线,他心急如焚,只身回京,阻止内讧扩大;可惜洪秀全、韦昌辉都不听他的意见,韦昌辉还对他暗算,袭杀他的全家。他缒城逃走,随即率领四万大军,兴师靖难。洪秀全不得已,只好杀了韦昌辉,向他谢罪,迎他进城。这时局势极为严重,内讧余波未息,清兵伺机攻城,善后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石达开的头上。

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洪秀全六神无主,只有事事听石达开的裁断;一旦局势粗安,他又故态复萌,开始算计自己人了。石达开功高震主,自然使他不放心。他先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王,逐步夺石达开的权;以后又想重演袭杀杨秀清的故伎,谋害石达开。石达开得到消息,仰天长叹,为了避免又一次内讧,他只好被迫离京,远征不返。出发时在沿途贴出五言告示,自表心迹,并安抚广大军民。在告示初稿中,他说明了洪秀全对他意图加害,但是后来又觉得影响不好,于是加以修改,文字比较隐晦。现在流传的五言告示,都是修改稿,初稿已经少见。

石达开远征之后,继续反清,独立作战。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擅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天父天兄是假,天王是真,也就是说,洪秀全已把太平天国视为个人私产。石达开拒绝接受这个国号,一直沿用金田起义时的“真天命太平天国”这个老国号,《石达开对涪州四民训谕》一文可以作证。直到大渡河覆军殉国为止,石达开不改初衷,一直忠于太平天国。

石达开是首义六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文才武略,出类拔萃。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头脑十分清醒,知道邪教不可久恃,力主改制,让太平天国通过农民起义的正道推翻清廷,建立一个富强的新王朝。内讧以后,神话破产,产生了信仰危机,如果洪秀全能下决心重用石达开,以石达开的魄力,完全可以扭转局势,抛弃邪教,走上正途。但是洪秀全始终信邪不信正,信己不信人,容不得正派与有才能的人,必杀之或逐之而后快。这样,在内讧惨剧之后出现的一线生机,就被洪秀全亲自掐断了。

1859年,石达开远征的两年之后,洪仁秈不辞千辛万苦,前来投奔,给垂死的太平天国又带来了新的希望。洪仁秈不是为寻求富贵而来,是为做一番事业而来,是想以太平天国政权为载体,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这样做虽然困难重重,也不全是幻想。以当时的中日两国相比,日本的人口、资源、实力都比不上中国,封建势力和中国同样的根深蒂固。太平天国占领地区是一片富庶之区,因与租界邻近,已经受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具有推行新政的基础,日本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地区。日本可以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1859年推行新政!洪仁秈提出自己的规划,说他可以通过许多在香港结识的外国传教士争取外援。有些西方人士听说太平天国是个信仰***的政权,引为同道,如果可以合作,将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援助。先决条件是要太平天国推行新政。洪秀全开头还很欣赏洪仁秈提出的《资政新篇》,在某些建议上批了“此策可行”的字样以示支持。要真正推行之时,他退缩了。最终洪仁秈被冷落了,洪仁秈徒呼负负,无可奈何。

推行新政的事,尽管任重道远,但是只要开了一个头,太平天国就不再是邪教,不仅可以称为起义,而且可以称为革命--因为这个政权已经抢在日本之前推行新政,可以富国强兵,推动历史前进。可是谈来谈去,最后还是被洪秀全所否定,太平天国最后的一线生机还是让洪秀全自己亲手掐断了。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是惊人的一致——宁肯亡国,不愿变法!

在太平天国十多年的短促的历史中,经过了不少波澜起伏。开始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一再出现了可以抛弃邪教,改弦易辙的机会。既可能按传统的模式改朝换代,建立一个反满复汉的新王朝,使得士农工商各安生业;还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东方首先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新国家。只可惜机会一失,时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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