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及其在蜀的处境 (转)马超及其在蜀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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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及其在蜀的处境

选自方诗铭先生的《三国人物散论》,书中以散论形式对三国时期的30余位著名人物进行了研究,其宗旨是“还其本来面目”,先生师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详细的史料,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特选“马超”篇,还一个真实的马超。

文如下



马超号称是扶风茂陵人,为马援之后,其实他是出生于羌胡杂居的凉州,血缘上与羌族有密切关系。《三国志*蜀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桓帝时,(马腾)其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马腾即马超之父,说明马超具有羌族血统,其祖母为羌女。



《后汉书*陈龟传》说:“今西州边鄙,土地瘠que(音却),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东汉末年,包括凉州在内的所谓“西州”是一个特殊的地区,从自然地理上看,由于水土不断流失,“土地瘠que”,“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内地男耕女织的生活,在这个“边鄙”之地是很难想象的。

所谓“鞍马为居,射猎为业”,这种鞍马生活,不但成为生计的主要来源,也锻炼了人们的体魄和勇力,马超的父亲马腾即“为人身长八尺余,身体洪大”,“州郡募发民中有勇力者”,“腾在募中”(《三国志*蜀志*马超传》注引《典略》),后来成为战功卓著的将军。马腾如此,马超同样如此。



《三国志*魏志*杨阜传》说:“(杨阜)言于太祖(曹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这条记载又见于《蜀志》的《马超传》,十分重要,说明了马超的两个特点:

第一,是具有“信,布之勇”,如同西汉初年的韩信,英布那样;

第二,是“甚得羌胡心”,在凉州为羌,胡所拥护,这不但是凉州的特殊条件,并与马超本人的羌族血统有关。后来马超雄据凉州,“西州畏之”,完全不是偶然的。



同时,马超还有其另外的一面。〈杨阜传〉所记载他与亲旧的对话,认为马超“背父叛君”,“强而无义”。同书〈蜀志〉的〈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也说:“至腾子超复与(刘)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王)商谓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所谓“强而无义”,“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杨阜在魏,王商在蜀,这种不约而同的一致看法,应该是从马超的以往经历概括出来的,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后来马超不断失败,绝不是偶然的。



雄据凉州,马超又企图兼并刘璋所据有的益州,将凉,益合并为一体,这是正确的,马超确实具有如韩信,英布那样的大将韬略,不仅是“勇”。

前引〈益州耆旧传〉这段的全文是:“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刘)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王)商谓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乃拒绝之。”

刘璋拒绝与马超联合,为什么后来又引狼入室,迎刘备来蜀?除张松,法正的背叛外,最为重要的是,刘备仅有荆州三郡,远不如马超的雄据凉州,势力强大,刘璋是不虑刘备“狡夫所欲倾覆”的。这从侧面说明,当时马超的声望大大超过了刘备。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说:“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周)瑜乃诣京见(孙)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

夺取益州本来是孙权的一贯设想,以遭到刘备反对未能实现。这次周瑜策划中特别提到据蜀之后与马超联合。刘璋拒绝马超,是了解马超企图兼并益州,周瑜建议“好与马超结援”,则是重视马超在凉州的强大军事力量,借以牵制曹操,巩固对益州的统治。



在凉州,马超最大的敌人是曹操。〈后汉书*董卓传〉说:“韩遂与马腾自还凉州,更相战争,乃下陇据关中。(曹)操方事河北,虑其乘间为乱,(建安)七年,乃拜腾征南将军,遂征西将军,并开府。....复征马腾为卫尉,封槐里侯。腾乃应诏,而留子(马)超领其部曲。(建安)十六年,超与韩遂举关中背曹操,操击破之,遂,超败走,腾坐夷三族。超攻杀凉州刺史韦康,复据陇右。”

马超与曹操的长期对峙和战争中,尽管曹操取得最后胜利,但对马超的军事才能,则极为赞赏。

〈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说:“初,曹公军在蒲阪,欲西渡,(马)超谓韩遂曰: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从曹操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马超的军事才能是重视和倾佩的。



由于马超性格中的“勇而不仁”,“强而无义”,当时其父马腾在曹操那里,家属被安置在邺,实际作为人质,马超对此概不加以考虑,仍与韩遂联合起兵背叛曹操,如前引〈董卓传〉所说,马腾是“坐夷三族”的,杨阜斥责马超“背父叛君”,所指即是此事。

〈三国志*蜀志*马超传〉注引〈典略〉说:“正旦,种上寿于超,超捶胸吐血曰:阖门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贺邪!”

尽管后来马超对此感到悲痛,以至“捶胸吐血”,但为什么最初不顾“阖门百口”的安危,贸然起兵?这正反映了马超“勇而不仁”,“强而无义”的个人性格。



马超失败,被逐出凉州之后,即赴汉中依附张鲁。

〈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说:“(马超)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说明对马超的来投,张鲁是重视的,并拟将女嫁与。“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马超遭到张鲁手下的攻击,并暗示,如果重用马超,汉中将被取代,张鲁终于接受谏阻,不予重用。

〈典略〉又说:“(马超)后数从张鲁求兵,欲北取凉州,鲁遣往,无利。”显然,马超企图得到张鲁助力,进攻凉州,恢复对凉州的统治,这是十分明显的,用不着多说。

〈典略〉又说:“初(马)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

这条记载看似简单,但值得讨论。

首先,马超从汉中入蜀,其庶妻董氏及子仍留当地,如果张鲁痛恨马超背叛,这时完全可以将董氏和马秋处死,为什么必须等待曹操所获,“以秋付鲁”,这才将马秋“自手杀之”?

其次,将马秋处死,本来很简单,一名士兵即可以办到,为什么张鲁“自手杀之”,有必要亲自动手?

关于第一个问题,〈三国志*魏书*庞德传〉说:“(庞德)后复随超奔汉中,从张鲁。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说明马超逃离汉中之际,其部分军队未能随行,庞德即是如此,另外一部分则由马超亲率入蜀。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庞德之兄后来即留在蜀中,说明庞氏兄弟二人分别留驻汉中或随军入蜀,这绝不是他们的个人行动,而是当时情势紧迫不得不如此,董氏和马秋之留也同样如此。直到张鲁投降,曹操进入汉中之后,庞德所在的这支马超军队同时归附,董氏和马秋这才落入曹操之手。

至于第二个问题,曹操将董氏赐与劝说张鲁投降有功的阎圃(或董氏其人有异色,为阎圃所乞请),马秋则交付张鲁。为什么曹操有必要如此,这只能是出于张鲁的请求,从所谓“自手杀之”来看,也只能是张鲁对马超充满着刻骨仇恨,不能报于其父而报于其子。为什么?这只有一个可能,即马超企图或者已经进行阴谋消灭张鲁,夺取汉中,马超之仓皇出逃,正是这个阴谋暴露的表现。



〈三国志*蜀志*马超传〉说:“鲁不足以计事,(马超)内怀于邑,闻先主(刘备)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

马超认为张鲁不足以图大事,心情抑郁,因而向刘备“请降”,出于马超交好,这是一种说法。同书《李恢传》说:“(刘备)遣(李)恢至汉中交好马超,超遂从命。”此说与《马超传》相反,主动者不是马超而是刘备,也不是马超请降,而是出于刘备的“交好”。两条记载都是《三国志》,说明马超归附刘备,作为蜀人的陈寿也不了解其中的隐情。

《马超传》注引《典略》说:“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是岁建安十九年也。”作者鱼豢是曹魏人,这是曹魏方面的说法,应该说这基本反映了马超奔蜀的实际情况。

“杨白”一作杨昂,杨帛,是张鲁手下的大将之一。所谓“杨白等欲害其能”,即马超以其才能为杨白等所忌,如果说仅是如此,马超没有必要从汉中逃到武都,再从武都“逃入氐中”,并由此“转奔往蜀”,这里用了一个“逃”字,说明马超并非光明正大的离开汉中,而且急促之态也可以想见。前面推论由于马超背叛张鲁的阴谋败露,这才率领一支军队入蜀,其不及逃出的一支则仍留汉中,并与张鲁对峙,庞德即其中的一员,以及董氏和马秋为什么仍留汉中,根据即在这里。



《马超传》注引《典略》又说:“(刘)备闻(马)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

这应该是马超“逃入氐中”时的情况。所谓“使人止超”,即是派人“止”住马超,也即是说,当时马超“逃”出汉中,目的不是蜀中,而是回到凉州。

据《续汉书*郡国志》,武都是凉州的一郡,与益州邻接。至于“氐中”,这是少数民族“氐”族的聚居地。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说:“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建安)十六年,从马超为乱。”

说明马超在凉州起兵反对曹操时,曾与氐族贵族联合,关系密切,因而马超“逃入氐中”绝非偶然,很明显,他是企图与氐族贵族继续联合,进军凉州,回到自己的老家。



由于曹操势力强大,马超是否能顺利返回凉州,取得立足之地,再徐图发展,他自己也应该知道,这是很难有把握的。至于益州,早在刘备入蜀之前,马超曾打着 “连蜀”幌子,企图染指益州。“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马超兼并益州的阴谋,被蜀郡太守王商识破,遭到刘璋拒绝。

这次刘备主动招引,对处于“氐中”的马超来说,这是意外机会,当然不可能拒绝,并立即入蜀,“将兵径到(成都)城下,城中震怖,(刘)璋即稽首”(《马超传》)。

可以看出,马超率军前来,成为刘备取得成都,甚至取得益州的关键,刘备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后来《三国志》作者史家陈寿也不否认这一点。



《三国志*蜀志*彭漾传》说:“(彭)漾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漾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漾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

超羁旅异国,常怀危惧,闻漾言大惊,默然不答。漾退,(马超)具表漾辞,于是收漾付有司。”

所谓“老革荒悖”,裴松之注记:“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称兵革,革尤兵也。漾骂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

从彭漾与马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二人都对刘备不满,彭漾甚至骂刘备为“老革”,说明二人在背后议论,并不仅止这一次,而是经常的。“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直到彭漾提出在蜀中起兵,马超统兵在外作战,自己则在内运筹帷幄,所谓“天下不足定也”,彭漾认为如此即完全可以夺取刘备的天下。

马超这才感到非同小可,不但当时“大惊,默然不答”,而且事后“具表漾辞”,抢先告了彭漾一状,为自己开脱。

为什么?据《彭漾传》,理由是马超“羁旅异国,常怀危惧”,这里有必要作详细讨论。



取得益州之后,刘备对马超是极为重视的,《上刘备为汉中王表》是以“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领衔的,诸葛亮,关羽,张飞都排在他的后面,即可以说明这一点。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这是答关羽书中对马超的赞扬,说明诸葛亮也同样如此。这是一面。

另外一面,“背父叛君”,“强而无义”,“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马超的这种性格,以及他以往的经历,也应该为刘备,诸葛亮所洞悉。因而,于誉扬马超之外,也不能不防备马超的背叛或作乱。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说:“(建安二十二年)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屯下辩,遣曹洪拒之。”“(建安二十三年)曹洪破吴兰,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汉中,阴平氐强端斩吴兰,传其首。”

据《续汉书*郡国志》,下辩县属于凉州的武都郡,说明马超曾从汉中进攻凉州,但以失败告终。

这次马超出击是刘备所派遣,还是马超向刘备提出,看来后者的可能较大,因为同时进击凉州下辩的还有张飞,名次且在马超之前,这次战争的统率应该是张飞,而不是马超,显然刘备,诸葛亮对马超是不放心的。



所谓“羁旅异国”即困居蜀中,十分明显,马超思想中仍时时不忘怀故土凉州。“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异。

但是,为什么却“常怀危惧”呢?

这也十分明显,如同在汉中时“数从鲁求兵,欲北取凉州”那样,马超必然不断向刘备求兵,企图攻取凉州,前面所说与张飞率军屯下辩即是如此。从史籍记载来看,蜀中派马超出击凉州仅此一事,说明此后刘备一直不允马超所请。

如前引《益州耆旧传》,王商谏阻刘璋与马超联合时所说:“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

当年刘璋对马超的心情,如“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狡夫所欲倾覆”,“则由养虎,将自遗患”,尽管前后情势不同,刘备此时的心情同样应该如此。刘备对马超的防备,必然形于词色和行动之间,对此,马超不能不有所觉察,所谓“常怀危惧”绝不是偶然的。



事实上,马超是为刘备所软禁。“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马超传》)

马超的“临没上疏”,反映了这个“背父叛君,强而无义”者的最后哀鸣。这年是章武二年,也正是刘备在夷陵之战惨败后,病重困居永安的时刻,当然已不及顾到马超的这件“临没上疏”了。

后来重用马岱的是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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