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能卫士 第一章 特工战 第19节 双面间谍

霹雳小灯 收藏 8 138
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14024/][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14024/[/size][/URL] 第19节 双面间谍 这天,杨保国正在教授红队队员如何利用手榴弹和手雷来架设绊雷、吊雷和压发雷。王庸领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进来,一把将杨保国拉到内堂去,并介绍说:“这位是领导浙江农运的江苏省委负责人陈养山同志,今后将和我们一起工作,代号‘判官’。他今天是特地来向组织反映一个重要情况的,你也一起

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14024/


第19节 双面间谍

这天,杨保国正在教授红队队员如何利用手榴弹和手雷来架设绊雷、吊雷和压发雷。王庸领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进来,一把将杨保国拉到内堂去,并介绍说:“这位是领导浙江农运的江苏省委负责人陈养山同志,今后将和我们一起工作,代号‘判官’。他今天是特地来向组织反映一个重要情况的,你也一起来参谋参谋,看此事是否可为。哦!对了,养山同志。这位是我的得力助手,红队教习龙腾飞同志,你别看他人小鬼大的,却是我们特科的一大人才,也是一只让敌人头疼不已的‘红耗子’,哈哈!”

[陈养山:男,原名程应驹,1906年出生,家境贫寒,浙江上虞人,13岁就到汉口当店员。“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从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里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1924年,恽代英同志约他谈话,时间长达六个多小时,这对他来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引导他更加坚定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从此奠定了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并因此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了上海五卅运动。1928年调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和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是一个对党无比忠诚、持身严谨、淡泊从容之人。]

杨保国和陈养山亲切地握了一下手,然后一起坐下,陈养山就介绍说他刚来上海时,因一时找不到组织,就住在一个叫杨登瀛的朋友家,此人原名鲍君甫,祖籍广东,自幼就在日本生活与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0余年的留学生涯,使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东瀛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日本通。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娴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登瀛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国民党右派,成了陈立夫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

1925年,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因此相识。陈养山因工作关系能接触到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在两人相熟后,就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登瀛阅读,使杨登瀛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共产党人。杨登瀛还曾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其实,在杨登瀛本人家里就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还赠送给陈养山,帮助其学习日文。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初春,蒋指令陈立夫建立“中统”,陈立夫在筹建中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杨剑虹因此被擢为采访股总干事。为搜集共产党及反蒋团体的情报,“中统”除在南京设立总部外,还拟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城市派出特派员。为了在上海这个“第二首都”建立可靠而高效的下属机构,陈立夫煞费苦心多方物色人才,经慎重考察,决定由杨登瀛出任上海特派员。于是,杨剑虹代表陈立夫两次拜访杨登瀛,正式要他出山。

杨登瀛因此处于极度矛盾之中。一来,他看透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与腐败政治,不愿意为其卖命;二来,他在政治信仰上却与共产党人有一定的距离,因而举棋不定:要当侦探,肯定会得罪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那么既可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可谓是两全其美。

此时,陈养山正好因组织农村暴动失利而由浙返沪,暂居杨宅。杨登瀛在与陈养山多次倾心长谈后,意识到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勇敢无畏,将来之天下必定是共产党的。经再三考虑,他终于向陈养山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情报,还把随身带着的一些情报与一份搜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陈养山。陈养山感到杨登瀛有正义感,态度真诚,这个关系又很有价值,于是立即赶来向王庸报告,建议抓住这一不可多得的良机,与杨登瀛合作。

陈养山介绍完情况后,就用期盼的目光看着王庸和杨保国。

王庸并没有立即下定论,而是转头问杨保国:“你怎么看?”

杨保国沉吟一下,说:“杨登瀛在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现在我党的地下工作确实非常迫切需要这一关系。就如在今年的2月16日,江苏省委在英租界的刺绣女校召开上海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而上海总工会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产业总工会主任联席会议,就是由于叛徒的告密,才使这两个会场同时被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以致多名同志被捕,损失不可估量,可出卖他们的叛徒至今尚未查实。如果我们当时在敌人内部建立起了这么一条反间谍内线,这些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对杨登瀛及其家人加强革命教育后,可以为我所用。”

王庸很肯定地点了点头,说:“我的意见也是一样,那我们三人就联名向伍豪同志报告这件事情吧!”

伍豪同志听取了陈赓的汇报后,就去与中共中央的李立三、李维汉、罗亦农等主要领导认真地研究讨论了一番,都觉得事有可为,于是决定大胆而细致地使用杨登瀛,归属王庸直接领导,由陈养山与杨登瀛保持单线联系,而杨保国负责暗中保护与监督。

1928年5月,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脸色苍白、身体瘦弱的杨登瀛依约走进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与传奇人物陈赓会面,杨登瀛起初还有点拘谨,但看到烛光灯影里的陈赓镇定自若、言语幽默,而同来的杨保国也是一脸的真诚,这才松了一口气。双方相谈融洽,并约定:杨登瀛除为调查科工作外,还要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共地下党派在集训中有出色表现的连德生充当杨登瀛的保镖,进行单线联系,并每月提供可观的经费。

杨登瀛根据特科的指示,认真办理杨剑虹交待的各项事宜,并利用自己的学识渊博和谈吐高雅等优点极力与党国要员拉关系,很快就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过从甚密,成为好朋友。可国民党却还没完全信任杨登瀛,有一次杨剑虹在事先没知会杨登瀛的情况下,拉着他到英租界去会同英国巡捕一起搜捕共产党,虽无所获,但也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杨保国知道这事后,就提醒杨登瀛这是敌人在试探他,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尽心尽力地去办,必要时可以向自己同志的手、脚、臀部等不致命的部位开枪,以此来迷惑敌人。听了这话后,杨登瀛每次见到杨保国时的眼神都是怪怪的,仿佛是在说:你够狠,佩服!佩服!

不久以后,王庸为了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让杨保国将上次从“张胖子”那里搞来的小轿车改头换面,送给了杨登瀛使用,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杨登瀛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为安娥,任其专职秘书。

[安娥:女,本名张式沅,曾用名何平、张菊生、张红惠,1905年生于河北获鹿县范谭村。其母亲为人善良刚毅、不信神鬼、自信自强,对安娥性格形成有很大影响。安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自小性情温和胆怯,倍受父母和兄长钟爱。童年时期,她喜欢听父亲给她讲《西游记》,更爱念诵那些永远让她开心的歌谣,如《小白菜》、《小草鸡》、《想亲娘》、《直直腰》、《说山西道山西》等。她总是反复念,从头念,不停的背诵自己最喜爱的句子。对歌谣的痴迷,使她终生受益。此外,她还喜欢独自看景色:无垠的麦田,夕阳下的远山,飞来飞去的小鸟,哼着小调的农人,都会让她出神和发呆。对家乡的眷恋,使她终生以“燕赵儿女”自慰。她的童年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是她创作重要源头之一。

安娥在保定念小学和初中,后转学去北京,1923年入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受“五四”影响,接触革命,于1925年参加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参加特科工作。并嫁与田汉,写有《卖报歌》、《渔光曲》等歌词,是著名词家、诗人、作家、记者,是投身神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杰出女性。]

就这样,国民党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专业反共特务机关,一开始就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杨登瀛也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党员的特工人员,巧妙地打入敌核心。

为博取国民党方面的信任,接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杨登瀛根据地下党的部署,制订周密的计划,一步步打入其核心圈。每次陈立夫、张道藩(时任调查科第二把手)等到达上海滩,善于交际的杨登瀛便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后天“百乐门”,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

国民党内部一向派系争斗严重、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曾有一个政敌与张道藩过不去。杨登瀛应张道藩的要求,设计将这个政敌除掉,使张道藩得以巩固在中央组织部的地位,最终爬上国民党的高位。另外,当张道藩在上海宣布要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时,杨登瀛作为洋派代表又帮其将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并亲手奉上了一份厚礼(中共垫付)。为此,张道藩对杨登瀛感激涕零,十分信赖,视为知己,有求必应,成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的庇护者。

光靠关系还不行,为了凸显杨登瀛的工作能力,就须经常提供共产党的活动情报来向国民党特务机关邀功请赏。于是经党中央特批,杨保国定期将党的宣言、传单和《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真真假假的各种情报,提供给杨登瀛。每当国民党或租界方面刚刚侦知共产党的某些活动,杨保国便迅速通知杨登瀛,让他立即上报调查科。有时,杨保国还有意在租界内外布置一些假机关,放上几册文件,让杨登瀛带人“破获”,以作为夸耀和报功的资本。

这样一来,在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杨登瀛轻而易举地成为敌特机关中效率最高、能量最大的实力人物,从而取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不久,杨剑虹因贪污事泄和青帮内讧而自杀。但此事并未妨碍国民党对杨登瀛的重用,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担任,虽人事几经更替,但他们却无一不对杨登瀛另眼相看。

杨登瀛自己虽然没办什么案子,却代表国民党在租界法院出庭参加“陪审”。根据杨保国的提议,他一有事就时常去找陈立夫解决问题,陈立夫也有求必应;而无事时也常到南京闲逛,陈立夫和张道藩也总是热情接待。每次回来,杨登瀛就在圈子里大肆宣扬,或到军警宪特机关放风吹牛,仿佛又从南京带回什么新任务和新指示,以致整个上海的人都将他当作“中央最亲信之人”,给他的活动增添了不少便利条件。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杨登瀛又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将触角伸进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高级特工。

中共中央是设在有“国中之国”之称的上海租界内,而一些反蒋组织如邓演达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汪精卫的改组同志会也视租界为活动基地。因此国民党指令杨登赢设法与租界巡捕房联络,以便“中外协同,精诚合作”。

接到这一任务后,杨登瀛便开动脑筋,终于以同乡的关系,从公共祖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的身上找到突破口,经常有意无意地与之接近,施予小恩小惠套交情。有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获,谭请求杨设法营救。杨抓住这个机会一口应承,声言明日听回信。是日下午杨即电请钱大钧放人,当次日两人再见面时,那两个工贼已返回捕房了。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极为感激,请谭赠200银元给杨。杨见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元,只淡淡一笑道:“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此后,兰普逊也与杨熟识。杨登瀛也时常送一些精致的礼物给兰普逊的家人,以致其家人称呼杨登瀛为“在中国最要好的朋友”。

不久,租界方面因工作需要,需要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各部门的印鉴式样,求助于杨登瀛。杨登瀛向杨保国探询,杨保国让他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取得信任,于是杨登瀛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大小印鉴式样全部弄齐。兰普逊如获至宝,并得出结论:杨不是司令部的人,但可以使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他更看重杨登瀛,并在与国民党交涉办案时表示:租界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合作。

在兰普逊的眼中,杨登瀛不仅是只手通天的国民党高级官员,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日本通。自日本准备发动对华战争始,日本各系统的情报机关在上海的活动便日渐猖獗,租界内的英日矛盾也日趋尖锐。当兰普逊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英日关系的前景请教杨登瀛时,杨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其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警务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力邀杨就任巡捕房顾问,还特准杨登瀛在公共祖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从此杨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宾,经常自由出入兰普逊的寓所。后来,兰普逊又将杨介绍到法租界巡捕房,杨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杨登瀛成了两租界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中共地下党则通过杨登瀛,基本掌握了两个祖界巡捕房的动向。

站稳脚跟后,杨登瀛帮助地下党工作人员打人国民党党政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为地下党购买枪支弹药。每天傍晚,他把四方汇集的情报全部送到大德里办事处,由安娥仔细辨读,凡属有价值的即抄录下来。遇到有人告密,杨即设法及时通报地下党,使之化险为夷。

杨保国为了加强杨登瀛的政治争取工作,防止他在思想上发生变化,还经常让吴先清和小兰去做杨登瀛妻子的工作,以稳定他对革命的忠诚与信心。杨登瀛的妻子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对革命也有一定的认识,在帮助杨登瀛坚持革命的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了这样的一个反间谍关系,中央特科能够及时掌握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工作十分主动。


1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8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 这游戏竟让你如此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