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集团走向抗战的另类诠释,从“诱降”到“逼降”

刘邓12军 收藏 2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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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借“膺惩暴支”企图打消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意志,另一方面,又在占领地区积极扶持傀儡政权,“巩固”其既得“权益”。日本不仅在华北大打出手,而且在上海、南京发动攻势作战。日本的行动不仅没有打消蒋介石的抗战意志,相反却刺激了中国一般民众的抗日情绪。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热情也日渐高涨。日本原想“教训”国民党军队一番,便可在短期内实现其巩固伪满,分离华北,“驯服中国”的战略意图,但上海的战斗使他们认识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单靠“膺惩暴支”和扶持地方傀儡并不能尽快实现日本的目标。于是日本加大了与国民党中央级的“联络”,日本希望通过“和平工作”实现其战略目标。从上海战事爆发,到日本占领南京,日本可谓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尤其是随着战场形势对日本逐渐有利,日本的要价也不断加码。蒋介石虽然向全国民众表示了抗战的决心,但他也没有放弃与日本媾和,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曾对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及地方高级长官表示:“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略之行为,这我敢做” 。尽管蒋介石这个讲话的中心思想是要阐明对日抗战的决心,但根据上引讲话内容,可以肯定,如何日本当时只要求巩固伪满和华北特殊化,蒋介石未必不答应,蒋介石之所以决心抗战,是因为他断定“日本是没有信义的”,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是不断膨胀的。

从硬的一手来看,日本主要是通过明确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和“在国内实施战时体制”着手的。由于日本的胃口不断膨胀,蒋介石对日本又缺乏信任,加之日本内部强硬派的叫嚣和中国国内抗日情绪的高涨,“卢沟桥事件”迅速扩大为华北事变,华北事变又扩大为“支那事变”。而从华北事变扩大到“支那事变”,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上海战事的爆发。其实早在1936年10月,日本陆海军当局就达成协议,若上海有事,便派遣两个师团,若青岛有事,便派遣一个师团。 当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华北时,海军便提出上海和青岛都有出兵的必要。尤其是大山事件发生后,海军更是积极要求派兵上海。8月12日傍晚,日本第三舰队(驻上海)司令长谷川清向海军首脑部报告上海情况紧急,要求派兵。同日夜,在海军的要求下,首、外、陆、海四相召开紧急会议,同意了米内海相要求出兵的建议。13日上午的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出兵上海,出兵规模经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协商,暂定为两个师团。 13日上海战事爆发,14日战斗全线展开。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说:“日本的隐忍已达极限,为膺惩支那军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 尽管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解释说,该声明表面虽有可能给人以日本政府放弃不扩大方针,决定性地展开军事行动的印象,但这不是日本政府的真意,作为日本政府,现在仍本着华北事态就是华北事态,上海事态就是上海事态的态度,并不堵塞各种途径,祈望能尽早解决。而且他表示,日本仍坚持不扩大和现地解决的方针。但在14日的内阁会议上,一部分阁僚却提出诸如,“已经不是不扩大的时机了,应该准备全面的战争了”,“应该将华北事变改称为日支事变了”,“索性彻底击溃中国军队”等极为强硬的主张,米内海相甚至提出“必然考虑直至占领南京”。 可见,日本虽表面仍坚持“不扩大”和“就地解决” 软的一手,但骨子里却想给中国军队、中国政府及中国民众以教训,迫使中国尽快接受日本的条件。由于中国军队在上海的坚决抵抗,战斗激烈的程度超出了日本决策层的想象,日本只好摘下“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面具。17日内阁会议决定“放弃以前所执行的不扩大方针,……寻求战时体制上各种必要的准备对策。” 25日,日本四相会议虽认为应暂时搁置宣战问题,但为动员国民支持战争,他们认为需由天皇下达一份诏书,至于如何下达诏书,他们商量的结果是,避免单独为此次“事变”特意下达诏书,而以“天皇致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的形式下达。 9月2日,日本正式决定将“‘北支事变’(华北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日华事变)”。 9月4日,天皇致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颁布。该诏书声称:

依靠帝国与中华民国提携合作,确保亚洲安定,以求得共荣,乃日夜不能忘怀之事。中华民国不能理解帝国之真意,肆意制造事端,以致有今日之事变。朕对此深为遗憾。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挥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它意。朕切望帝国臣民配合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同心协力,达到所期待之目的。

该诏书的意义在于,补救日本因暂时搁置对华布告宣战而失去的好处,利用天皇对日本臣民的号召力,激励日本军人在中国战场“排除万难,发挥忠勇”,呼吁一般民众配合时局“忠诚奉公”,与日本统治者“同心协力”,为实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而“奋斗”。这实际上是日本从国内法的角度行使的布告宣战,是日本天皇动员臣民从事侵略战争的“诏书”。

当然,日本在实施硬的一手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软的一手,特别是在受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时。但日本软的一手也随着战场上的形势而随时变化,从战争初期日本“和平工作”所提出的各个具体条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是不断膨胀的。当上海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时(9月初),日本所提的条件是:

一、(中国军队)向天津、北京略南一线撤退,然后把这一带作为非武装地带,在这一地带日中两国不驻扎军队。

二、承认满洲国。

三、停止排日、侮日。

四、实现(共同)防共。

五、在华北施行对外机会均等(政策)。

到11月初上海战事进入尾声时,日本所提的条件就变成了:

一、在内蒙,建立与外蒙具有相同国际地位的自治政府。

二、在华北,从满洲国边境到天津、北京设立非武装地带(不驻兵区域),中国警察维持该地治安。如能很快实现和平,华北的行政权虽存于南京政府之手,但作为日本,希望其行政长官为亲日的人物。如不能很快实现和平,仍有设立新的行政机关的必要。这个新的机关在实现和平后仍得继续维持。(但直到今天,日本并没有在华北设立新政权的意向)

三、 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设立国际警察管理该地带。(但日本尚未警备)

四、 废止中国的排日政策。(按照去年张群和川越大使交涉时所表明的态度处理)

五、 针对共产主义协同作战,但不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抵触。

六、 改善并减轻针对日货的海关税。

七、 中国政府尊重外国人在中国的权利。

12月初,随着战局的进展,日本除将上述条件进一步具体化以外,又新增加了要求中国给予赔偿的条款 。到日本攻入南京后,其所提条件更屡屡加码,12月14日,日本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讨论通过,21日内阁会议决定的和平条件是:

一 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协力防共。

二 在所需地带设立非武装区,并在该地设立特殊机构。

三 日满华三国间缔结经济提携协定。

四 中国支付日本所要求的赔偿。

另外,日本要求德国向中国说明:

(1) 中国应表明实施防共的诚意。

(2) 中国应在一定的期限内派遣媾和使节到日本指定的地点。

(3) 我(日)方认为回答应在年内做出。

(4) 蒋介石要求对所提原则作进一步具体化的说明,我(日)方所考虑的条件见附录。

日本在附录中所列的条件是:

一 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二 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

三 在华北和内蒙设立非武装地带。

四 华北处于中国的主权支下,但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应设立适当的机构,并赋予其广泛的权限,尤其要收日满华经济合作之实效。

五 在内蒙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同。

六 中国确立防共政策,并在日满两国实行该政策与其协力。

七 在华中占领地域设立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市区日中协力维持治安并发展经济。

八 日满华缔结有关资源开发、关税、交易、航空、通信等所需协定。

九 中国对日本支付所要求的赔偿。

附注:以保障华北、内蒙和华中的一定地域为目的,日军得驻屯必要的期限。

有关上述各项的日中协定成立后,开始(商谈)停战协定。

这样加码的条件不要说中国,就连广田外相的老朋友,德国驻日大使狄克森看了以后,也直摇头叹息。尽管狄克森同意将其转交给中国,但他提出要中国年内答复恐怕勉强。而且日本并未就此打住,没过两天,日本内阁又通过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甲),决定积极扶持傀儡政权,强化对占领区的控制。1938年1月7日,川越大使在上海还对记者说:“日本已经不应该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日本最多把蒋介石政府作为战败乞降的对象。面对国内抗日热潮和日本仗势逼人,蒋介石只好选择拖延战术。这时日本国内强硬派气焰嚣张,“停止交涉,自主解决事变”的呼声不断高涨。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最终通过了《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 。该方针虽没有完全放弃与蒋介石政府的“和平交涉”,但已明确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诚意求和,日本今后将不再以该政权为对手谋求事变的解决,而通过扶持傀儡政权以实现国交的“调整”。日本对不诚意求和的现政府,要么彻底击溃之,要么将其收容于傀儡政权之中。日本这里所谓的诚意求和,就是要蒋介石答应(1937年12月)21日内阁决议所列的条件。御前会议所决定的方针虽没有改变21日内阁决议所列的条件,但它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却相当强硬。特别是它强调,中国现政府如不来求和,日本“今后将不再以之为对手期待事变的解决,而扶持新兴中国政权的建立”。这可以说是“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雏形。

1月13日,关系阁僚恳谈会达成非正式意见:“到15日如果还得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答复,就停止和平(交涉)”。但14日的内阁会议上,阁僚们却讨论“不要再等国民政府的答复,而应该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了”。然而就在内阁会议举行的时候,狄克森大使要求会见广田外相,广田出来后,狄克森向他转达了国民政府的答复:“日方提案的条件许多地方不清楚,希望给以更具体的说明”。因为这时大多数阁僚已倾向终止和平交涉,现在得到这样的答复,于是内阁会议一致决定:“这种答复不过是拖延政策,蒋介石对和平没有诚意。既然如此除了通过御前会议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外别无它法”。15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召开,参谋本部此前就认为,日本的作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战争,没有胜算,所以单从消耗国力方面考虑,非常希望实现“和平”。因此会上多田参谋次长主张继续交涉,与多田参谋次长尖锐对立的是外相广田等人主张的交涉终止论。军令部次长古贺虽支持多田参谋次长的意见,但却被主张交涉终止论的米内海相所制止。日本最高决策层内部意见尖锐对立,最后参谋本部担心引起政局动荡,提出:“虽不同意终止交涉,但也不坚决反对(终止交涉)”,这样联席会议便决定:终止与南京政府的和平交涉,转而采取1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第二步,通过积极扶持“新政权”来自主收拾事变。16日,广田外相在正式通知狄克森大使终止交涉的同时,日本政府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

昭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 帝国政府在攻占南京以后,尚给支那国民政府以反省之最后机会直至今日,然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荒谬地策动抗战,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因此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足以与帝国真意提携之新兴支那政权的成立及发展,并借此调整两国关系,从而在获得新生之支那建设方面给予协力。此前帝国尊重支那的领土主权及列国在华权益的方针并无丝毫变化。现今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愈重,政府希望国民为完成此重大任务而更加奋发。

对此声明,军队内的强硬派认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表现过于暧昧,要求政府做进一步明确的表示。为此1月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

所谓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比否认该政府更强硬。根据过去国际法的说法,如果承认新政权,便可达到否认国民政府之目的,但因尚未达到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所以这次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是开国际法之新例。另外,虽有布告宣战的传闻,但帝国并不敌视无辜之支那民众。又因采取‘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所以也没有布告宣战的必要。

这个补充声明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说明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真实含义。该声明虽不过是从御前会议决定中原模原样地引用了一句话,好象不应该有什么新的意思,但只抽出御前会议决定中强硬的句子,就耐人寻味了。按照这个补充声明的解释,日本并不敌视无辜的中国民众,“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中也没有布告宣战的意思。另外,广田曾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解释说,日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要断绝外交关系,只是意味着汉口的国民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日本有可能很快就承认以华北新政权为中心的政府。

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出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战场形势的“好转”,日本决策层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便日渐强硬,表面上日本是在进行“和平”交涉,但实际上日本先是诱降,后是迫降,最后干脆把国民政府当成乞降的对象,而且允许乞降似乎是日本给予国民政府莫大的面子。1937年12月21日内阁所提的条件就已相当苛刻了,1月7日川越大使更狂妄地对记者表示不应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1日御前会议虽继续援引12月21日内阁会议的条件,但其强硬的态度已不再遮掩。而且“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由大使谈话上升到“御前会议”决议的高度。1月13日,关系阁僚明明商量好要等到15日(等国民政府的答复),但14日的内阁会议却不愿继续等待。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参谋本部主张继续交涉,这丝毫不意味参谋本部反对战争,更不说明参谋本部对中国的态度缓和,只是它清楚日本真正的赌本,现在通过“交涉”,也许会因讹诈效应获得更多好处,如果继续打下去,结果会怎样,它心中根本没底。但政府一方面因为战场上已取得的胜利,早不把国民政府放在眼里,特别是国民政府拖延答复,使他们更难忍受。尽管不排除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可能,但要让蒋介石在当时的情况下向日本乞降,恐怕根本不可能。因为蒋介石有英美等国的援助,与苏联的关系也获得大幅度地改善,尤其是国内高涨的抗战情绪使蒋介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日本虽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甚至包括中国的首都,但中国还有大片领土可用于抗战。可以说日本对中国不断膨胀的野心彻底断送了“和平工作”的希望,日本贪心不足蛇吞象,到头来只落得鸡飞蛋打一场空。

尽管日本政府对外解释“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没有布告宣战的意思,但根据外务省条约局第二课1937年12月所提出的报告书,日本政府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法律上至少有以下意义:

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一方面预示日本将积极扶持“新政权”并承认之,另一方面说明日本根本无视南京政府。从法律上讲,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有别与否认南京政府。尽管作为国家仍承认中华民国,但却正式否认南京政府的权限,这为日本扶持傀儡政权并在今后予以承认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而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却不能说是从法律上否认了南京政府。尤其是该声明因无视南京政府,所以不能说它与事实上和政治上否认该政府具有类似的效果。另外,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并不能视为等同于断绝国交或断绝外交关系,也不能说在事实上与之相近。之所以说该声明不能视为等同于断绝国交或断绝外交关系,一是因为该声明根本无视南京政府,而毫无疑问断绝国交或断绝外交关系是以承认对手国政府为前提的。与此相反,这次声明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对等的对手,其意思是基于事实上的否认,而不能视为等同于断绝国交或断绝外交关系。二是因为断绝国交或断绝外交关系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必然是召回外交使节并要求对方撤走其外交使节。而这次基于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意思已先行召回使节,其结果是在事实上导致了断绝国交或断绝外交关系的事态。三是因为召回使节的形式有所不同。这次召回使节与通常断绝国交或断绝外交关系时召回使节的情况不同,例如:a)召回日本驻华大使,但仍保留代理大使以下的使馆职员及领事官员;b)虽不要求撤走中国驻日大使(包括使馆职员),但劝告其自行撤走;c)如其不听劝告,不撤走其馆员,则仍按以前惯例给予其保护;d)领事馆亦给予同样的待遇。

从条约局报告书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法律性质之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既想收宣战之实,又不想受宣战之累。日本无视南京国民政府,当然不再与该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况且日本政府的补充声明还强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比否认国民政府更厉害。日本是想通过该声明,向内外宣布,它们将不再指望与国民政府“合作”以收拾事变,它是想迫使国民政府对其宣战,或自主撤走其驻日使节。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之所以下定决心抗战,一是因为国内抗日势力的推动,一是因为日本逼人太甚。

总之,日本一方面通过“天皇致第七十二届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收到了动员臣民“团结一致”、“忠诚奉公”、“同心协力”、“配合时局”等对华宣战而可能得到的好处,从而使该诏书对内起到了“宣战诏书”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御前会议和政府声明,对外宣布“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不仅在事实上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预示日本将积极扶持傀儡政权,而且企图向中国民众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决心,以削弱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诱导国民政府中那些钻营权利、贪图富贵、卖国求荣及意志薄弱者,与其“合作”,蛊惑对中国抗战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为那些沐猴而冠的傀儡们辩解“助阵”,煽动那些不明真相、不识大体的民众改而“效忠”傀儡政权。从而使“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对外收宣战布告之利(表明帝国膺惩决心之坚固),免布告宣战之弊(不以中国全体民众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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