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对汉武帝功业的评价以及拆毁武帝庙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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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关于毁弃汉武帝祭庙的奏议争论由来已久。武帝庙的祭祀立废不但是祭祀礼制之争,实质是汉武帝治国思想这面旗帜立废的激烈争辩。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初即位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上奏,认为应该拆毁武帝宗庙。奏书得到许可,大臣中有53人都认为从祖宗以下的皇帝都应该在五代以后毁弃祭庙,后代虽然有贤明的君主,也不能与祖宗并列。汉武帝虽然功绩卓著,但亲子孙死完了祭庙就应该毁弃。汉成帝诏令群臣讨论此事,唯独中垒校尉刘歆、太仆王舜二人持反对意见,遂撰此文。

刘歆对汉武帝功业的评价以及拆毁武帝庙的论辩


刘歆。毁武帝庙议《汉书。韦玄成传》






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狁方叔,征伐猃狁,荆蛮来威。 ”故曰中兴。及至幽王,大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






据我所知,周朝王室势力衰微时,四边的少数民族并起侵犯边境,其中猃狁,也就是现在的匈奴最为强大。到了周宣王时,发兵讨伐猃狁,当时的诗人对此作诗赞颂宣王,诗中说:“为了讨伐猃狁,亲自君临太原。”又说:“战车又多又盛,声如雷霆震响,方叔用兵如神,出师征讨猃狁,荆蛮闻风归心。”所以才有了世人称颂的中兴。到了周幽王时,犬戎来进攻,杀死了周幽王,掠走了周王室祭祀用的器物。从这以后,中原地区汉族朝廷的命运岌岌可危,犹如一根细细的丝线。《春秋》里记载了齐桓公到南方讨伐楚国,到北方讨伐山戎的事迹,孔子对此高度赞扬说:“假如没有齐桓公的谋臣管仲,我们这些人恐怕早已经成了披头散发,衣襟向左的少数民族了。”因此人们忘记了齐桓公的过失而记载了他的功业,认为他是春秋五霸之首。到了汉代兴起,匈奴冒顿才渐渐强大起来,攻破东胡,活捉月氏王,吞并了这些国家的土地,版图扩大,军队强劲,成为中原华夏地区最大的威胁;南方越地的赵佗总领南粤地区,自己称帝。所以当时中原汉族地区虽然安定,但仍然有四周少数民族造成的忧患,没有一年安宁,一方有难,八方救援,于是天下都处在动荡之中,而从上到下深受其害。汉文帝送上厚重的礼物,与匈奴和亲,但侵略暴害还是不能停止。严重的时候,往往要发兵十多万,在汉朝京城及四周边地驻扎下来,以防备侵略。少数民族为祸大患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并不是哪一个朝代才出现的。



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王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若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漠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 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召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业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言汉武帝功烈]






各地的诸侯地方长官串通北方匈奴以及南粤各族叛逆作乱的,也不是一两个人。被匈奴杀掉的郡守、都尉,被他们劫掠的百姓,更是难以尽数。汉武帝怜悯汉地疲劳,没有安定的日子,于是派遣大将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人,到南编写灭了南粤各部,建立起七个郡县,;在北部平定了匈奴,诗昆邪王十万多人前来投降,设置了五个属国,建立了朔方郡,进而夺取北方肥沃的土地;在东方进攻朝鲜,建立了玄菟、乐浪两郡,这便如截断了匈奴的左臂一般;在西边讨伐大宛国,兼并了三十六个西语小国家,结好乌孙国,建立了敦煌、酒泉、张掖三郡,隔离了若羌部族与匈奴的联系,这便如撕裂了匈奴的右膀。匈奴单于成了孤家寡人,只好远远逃往大漠以北,从此四周边境安然无事。扩展了汉朝的地域,推远了边境线,新建十多个郡县,等到丰功伟绩已经建立,就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便安定天下,使百姓富裕殷实,那种局面可以想见。又召集天下贤明俊杰之士,和他们同心协力谋商国事,建立新的法律制度,修改历法,改变服装的颜色,兴建祭祀天地神灵的祠堂,确立封禅的制度,区别官职称号,保护安抚周朝王室的后人,确定诸侯应遵守的制度,使他们永远不存在叛逆争王的心思。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还仰仗这份功业。匈奴单于为汉朝守卫边境,南方各少数民族倾心服从,这是汉家万世不朽的基业。中兴的丰功伟绩,没有比汉武帝更高的了!




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太文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发德音也。[以上言汉宣帝崇立祖庙]






高帝开创了汉家大业,这是汉朝的太祖;孝文皇帝,在汉天子中仁德最厚,尊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业最为显著,尊为武世宗。这便是孝宣皇帝之所以向天下发出德音的原因。






《礼记。王制》及《春秋谷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耳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而下,降杀以两,礼也。”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由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德功博矣。[以上言宗不在庙数中。]






《礼记。王制》和《春秋谷梁传》指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士大夫三庙,士两庙。天子去世后七天才行殡礼,七个月后下葬;诸侯五天今后行殡礼,五个月后下葬。”这是在丧事礼制上天子与诸侯之间尊卑的区别,和宗庙数目相应。其中的条文说:“天子宗庙数目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一共为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一共为五。”所以仁德丰厚的人被后代尊崇,仁德少薄的人被后代轻视。《春秋左氏传》说:“名望和地位不同,礼制也相应不同。从上到下,依次减少两个数字,这便是礼。”天子之数为七,这是正当的礼法,数目也不能变。至于称“宗”的,其数目却不在这个限制的范围之内,因为“宗”是可以变化的。如果有功德的就可以尊崇为宗,不可能事先为宗设立具体的数目。所以在殷代,太甲被尊为“太宗”,太戊被奉为“中宗”,武丁被称为“高宗”。周公旦作《无逸》的告诫文辞,列举殷代三宗事例来鼓励周成王。如此说来,宗没有确定的数目,立宗是用来鼓励帝王宏大功德的一种方式。




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苃。”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以上杂辩]






拿天子七庙的礼法来说,武帝宗庙不应该拆毁;拿立宗的依据和数目来说,也不能认为武帝没有功德。《礼记。祠典》说:“古代王制定祭祀制度,功德广博施及百姓身上的人就祭祀他,能够赈救大灾难的人就祭祀他。 ”臣私下里观察孝武帝,在他身上功劳功德一并聚集。即便是他姓的人有了功德还将特地祭祀,更何况是自己的先祖呢?也许会有人说:“天子五庙在文字记载中没有见过。”又会说:“中宗、高宗,只要学习尊崇他们的治国之道就可以了,但要拆毁宗庙。”名号和实际不同,这不是真正尊崇仁德、推崇功劳的本意。《诗经》说:“茂盛的甘棠树,不要伤害枝叶,也不要把它砍伐,因为召伯曾在甘棠树下的草屋里安家。”人们为了思念那个人,连那无生命的树木也喜爱,更何况尊崇那个人的德行,却反而要拆毁祭祀他的庙吗?宗庙依次拆毁的制度,从古代就有固定的礼法,如果没有特殊的功业和不同一般的仁德,本来就应该按照亲近远疏依次拆毁。说到祖宗的次序和数目多少,古代经典中没有明文规定,关系到最高尚最伟大的人,就很难凭一些可疑的文字和虚浮的说法决定了。




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弟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





孝宣皇帝发动众多公卿讨论,采用各位大儒商量的结果,已经给孝武皇帝建立了世宗之庙,以便流传万代,并向天下宣言公布。臣虽愚蠢,但我认为孝武皇帝的功业确如前面表述的那样,宣帝尊崇建立宗庙的用心也是这样,所以孝武皇帝的宗庙不应该拆毁!







【评析】




关于毁弃汉武帝祭庙的奏议争论由来已久。武帝庙的祭祀立废不但是祭祀礼制之争,实质是汉武帝治国思想这面旗帜立废的激烈争辩。




汉宣帝在位时,尊奉汉武帝刘彻庙为汉室之宗,凡是汉武帝巡视亲临过的各郡县以及诸侯国均建立武帝宗庙。旨在继承汉武帝的治国思想,弘扬汉武帝的功业。




汉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上书请求拆毁部分宗庙,理由一是按照古代礼制天子有七庙就可以了。二是汉惠帝、汉景帝的直系亲属都已经死光了,他们的宗庙应该拆毁。汉元帝赞成他的建议,但还没有来得及施行贡禹就死了。




据《汉书。贡禹传》记载,贡禹对汉文帝的人品和政令十分欣赏,而对汉武帝颇有微词,在他看来,汉武帝好大喜功、不拘一格的人事制度、法律制度、财政举措就是西汉社会腐败的万恶之源:




他认为汉武帝统治天下之初,重用贤士,扩大领土数千里,自觉功劳很大,威信很高,于是就放纵嗜欲,开支不够用,就采用一些权宜之计,让犯法的人用钱赎罪,用钱粮买官。因此天下奢侈、官场腐败、百姓贫穷、盗贼纷起、亡命之徒很多。郡国害怕受到惩罚,便重用善于写文章、熟悉财务开支能够欺上瞒下的人担任重要官职;犯法作乱的越来越多,就起用酷吏采用苛法和残暴的威势迫使百姓畏服。因此,没有道义而有钱的人在社会上很显耀,善于弄虚作假的人在朝廷上很吃得开,乱逆而勇猛的人在官场里很尊贵,所以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他提出的治国建议主要是废除赎罪制度、举荐廉洁贤才。




在他看来,只要皇帝首先做出表率,选举贤才辅助自己,接纳忠诚正直之人,诛杀奸诈之臣,流放奸佞小人,废除位汉武帝歌功颂德的那些祭祀乐舞,禁止靡靡之音的郑国声乐,废掉汉武帝所造的帐幕,退掉浮华轻巧的物品,提倡节俭的风气,就可以把社会治理的像三王时期一样,甚至可与五帝时期媲美。




贡禹的治国思想是典型的汉代儒臣崇尚复古三皇五帝时期的梦想。汉元帝采纳了他大部分建议,不久贡禹又提出废除立在各郡国的宗庙,着手制定新的汉朝宗庙礼制,可是他只做了几个月的御史大夫就去世了。




汉元帝青少年时期就喜好儒家思想。汉元帝为太子时就与父亲为治国之道发生争论,汉宣帝曾严厉的教训他治国之道要王道霸道并用,决不可以任用那些不识时务、混淆名实的俗儒,更不能相信使用周朝的制度,完全靠德政就可以教化天下的鬼话,然而汉元帝深受那些迂儒学说的影响,思想十分僵化,先祖们的武士精神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他即位后征用儒家学派的学者委以重任,崇尚柔和治国,不但是一个儒家教义的教条主义者,还有遇事优柔寡断,重用宦官的致命短处。这个过于儒家化的君主,从即位之初就很快失去对国家权力强有力的控制,被几个宦官玩得团团转。强悍的西汉帝国在汉元帝时代就开始走向衰落。




永光四年[前40年],汉元帝下诏群臣讨论拆毁宗庙之事。丞相韦玄成等七十多名朝臣一起回奏,认为只有圣人才会真正祭祀先帝,只有孝子才能真正祭祀父亲,各诸侯国的先帝宗庙不应该修建。汉元帝准奏撤销了各诸侯国的宗庙。不久元帝又下诏说:我听说圣明的君王制定的礼仪,建立四个先帝的祭庙,祖宗的祭庙万世不毁,只因这些重大礼仪没有完备,请群臣讨论如何办。韦玄成等四十人议论后回奏认为,除了开国君王和最初受封的诸侯国的君主,都可以称为太祖,其余的君王死后建立的祭庙经过五代就相继拆毁。这是古代正统的礼法。我们认为除了高祖的祭庙之外,随后的皇帝亲子孙死光了就要拆毁祭庙。为此朝廷大臣们意见不统一,有些人历数汉文帝的功德,主张为汉文帝建立为太宗庙,有些人历数汉武帝的功业,主张为汉武帝建立世宗庙,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又提出皇考庙上接昭穆次序,不符合正统理解规定的应当拆毁。拆毁宗庙的事久议难决。




韦玄成死后,匡横接任丞相,汉元帝又想重新在各封国建立祭庙,匡横极力劝阻,后来汉元帝连年害病,下诏恢复了以前撤销的那些陵寝、祭庙、园邑,还像以前那样修茸祭祀。汉元帝死后,匡横上书陈述汉元帝恢复被撤销的祭庙的原因,汉成帝没有后代继承人,在河平元年[前28]又恢复了太上皇的陵寝祭庙园邑,世世代代供奉祭祀。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初即位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上奏,认为应该拆毁武帝宗庙。奏书得到许可,大臣中有53人都认为从祖宗以下的皇帝都应该在五代以后毁弃祭庙,后代虽然有贤明的君主,也不能与祖宗并列。汉武帝虽然功绩卓著,但亲子孙死完了祭庙就应该毁弃。汉成帝诏令群臣讨论此事,唯独中垒校尉刘歆、太仆王舜二人持反对意见,遂撰此文。




文章首先详尽历数了汉武帝功业以及汉宣帝尊崇立庙的原因,次引古代礼制为证,又多方面加以论辩,最后引出结论。逻辑严密,气势恢宏,是议论文中的佳作。




文章但就汉武帝的功业和毁庙是否符合古代礼制展开论述,并未进行功过是非的分析评价。无论汉武帝的过失有多少多大,都不能与他的功业相提并论,刘歆所作的结论:“汉武帝开拓了万世不朽的基业。中兴的丰功伟绩,没有比汉武帝更高的了!”无疑得到公认。当时关于毁庙的争论焦点之一,是在全国四十九个郡设立武帝宗庙是否符合古代礼制,时隔千年之后,传统的礼制所剩无几,但是历史证明刘歆的基本论断依然十分恰当。




从古到今责难汉武帝穷兵黩武的非议更是目光短浅、片面夸大的菲薄之辞。对此责难,西汉辞赋家杨雄劝谏汉哀帝接受匈奴单于朝会的上书作了有力批驳。汉武帝宗庙立废的争辩印证了真理有时就是在少数人手里这句名言。




另据史料记载,“巫蛊之乱”后,晚年的汉武帝不仅向全国下了著名的“罪己诏”,还通过反思,一反常态,既抛弃了长生不死的幻想,终结了寻求神仙的荒谬闹剧,遣散了在京城行骗的方士和各个名山古寺等候神仙的使节,还通过不参寿筵、亲事农耕、轻缓刑伐、减缓赋税、大力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惠民政策,以及资助匈奴救灾,仁义对待匈奴等适宜措施缓和了汉匈矛盾,保证了大汉帝国的绝对强势。




人非圣贤,知过改过犹未晚,晚年的汉武帝仍不失君子之风范,就其勇于自责,面对现实、励精图治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正如孔子《论语》中所说:“君子之过,如日蚀月蚀。过错,人皆能见,改正过错,人皆仰见。”“千古一帝”的评价对汉武帝也是非其莫属。


本文内容于 2008-2-12 3:30:58 被胡辣羊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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