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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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慕兰



大众消费与勤俭革命


1430年至1550年间,欧洲每小时或每日工资的购买力急遽下降,直至1840年或更晚才逐渐恢复到1350年的水准。[4] 不过这段期间的遗产清单显示,特别是在1650年以后,一般人民的财产明显的增加。DeVries的勤俭革命有助于解释这种矛盾现象。由于人们延长工作时数以增加市场取向的生产,这使得他们能购买消费性耐久产品及日趋昂贵的面包。这可能减少人们的闲暇时间,而其生产家庭消费品的时间必然减少。例如他们不再制造家用蜡烛,而是把时间专门用于织布,将这些布所卖得的钱,用来买蜡烛。

中国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约在1100年之后,[5] 每日工资的购买力即下降;但特别在1500至1750年之间,一般人“非必需品”的消费量增加,其中有许多与欧洲的非必需品是一样的:烟草、糖、较多质量较好的布匹,食具等。


(一) 营养与健康


我们首先探讨基本的粮食摄取。不论是以总人口的平均数或是以劳动人口为基准,大多数的估算均显示,18世纪中国人的热量摄取与欧洲人相仿[6] 。在1750年左右,中国与英国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相差无几,比大部分的欧陆国家为高,这说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营养摄取程度大至相同。[7] 最近的研究显示,1550至185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等于或低于欧洲的出生率[8]; 其中在1550至17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较快,而后来的一百年间,中国与欧洲的人口成长率则相等。[9] 这说明中国的死亡率可能较低。

中国穷人的收入花费在粮食的比例也与英国穷人相差不多,方行估计在17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穷困农民的收入中有55%用于基本粮食供应,到了19世纪早期,比例则略为降低。[10] Phelps Brown及Hopkins估计1790年代英国农村穷人的粮食占收入的比便为53%[11]。 事实上方行的估算并没有包括妇女的所得,因而低估了家庭收入,并且忽略许多非粮食性的支出。[12]


(二) 基本维生之外


中国人完全可以将他们额外的收入藏在屋子底下,但他们没有这样做[13] 。许多家训甚至诋毁大众消费的增加。地方志及笔记小说里记载着远处的城镇中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有的文献则描述各个社会阶层所消费的食物、布料及家具[14] 。1800年以年,许多欧洲游客认为中国的消费程度较他们的家乡为高。[15]

量化估计印证了欧洲游客的印象。当然,这些数字并不精确;不过尽管我的估计相当保守,所得的结果仍然证实了中国的高消费水准。[16]


表1 中国与欧洲茶与糖的消费量

1)中国

糖:在1750年左右,全国平均每人消费量3.8–5.0磅;在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最高每人消费量达10磅。

茶:1840年左右,每人消费量0.7磅,无更早的数字资料。

B)欧洲每人的糖消费量年代168017501800每人的茶消费量年代17801840 欧洲1磅2.2磅2.6磅英国1.0磅1.4磅 英国以外的欧洲0.85磅1.90磅1.98磅欧洲(不含俄国)0.12磅0.25磅 英国4磅10磅18磅

资料来源:产量数字出自:Carla Rahn Philipps,“Trade in the Iberian Empires,1450-1750”in Tracy,Rise,第58-61页(葡萄牙及西班牙殖民地);和Neils Steensgaard, “Trade of England and the Dutch Before 1750,”in Tracy, Rise,第140页(法国、荷兰、英国殖民地)。Braudel, The Structure of Daily Life,PP.251-252; Gardella,Haruesting Mountains,第6、38页。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99页。欧洲人口数字出自:McEvedy and Jones,第28页。英国消费数字出自:Mintz,第67、73页(用1700年的数字代替1680年)。中国消费计算,参阅:Pomeraz 2000,第三章。


表2 布匹生产与消费与比较

长江三角洲(不计产盐地区),人口约为3100万,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产出约11.2–14.5磅(消费量未知)

丝布:每人产出约2.0磅(消费量未知)

中国,1750年左右

棉布:每人约6.2–8.3磅

麻布:未知,在1914–1918年间,每人约4磅

英国,180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12.9磅,每人消费8.4磅

法国,1789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8.4磅

德国,1830年左右

棉布,亚麻布及羊毛布合计:每人产出约5.0磅

资料来源及资料问题的讨论,参阅:Pomeranz 2000,附录F。 麻资料,参阅:Xu& Wu2000:124。


由上述可知,中国每人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同时期或稍晚的欧洲的消费水准。茶与丝的高消费量并不令人吃惊;糖与布料的高消费量则相当出人意外。虽然这些资料有潜在性的问题,但我们仍能肯定在1750年时,长江三角洲的每人布匹生产量与1800年英国的数字十分接近。

数字上的接近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此处所呈现的是16至18世纪以来欧亚地区的相似点:精英分子的城市化,贵族逐渐不再以大批待从作为地位的象征,消费手册的出版,一长串无效的禁奢法令(中国的禁奢法令到1550年以后便从未修订过)。研究近代早期欧洲消费水平的顶尖史学家Peter Burke利用英译的中、日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东西方的相同点比相异点还多,至少对精英分子是如此。[17]


生产,妇女所得及家庭劳动分配


可想而知,这样的高度生活水平是在一些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机制上所建立起来的。学者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内卷化”(involution)或“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trap)。[18] 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在18世纪中国及西欧的因素市场,那一个比较接近新古典主义所描述的情况。一般而言,中国的土地交易阻碍较少,行会的限制也少得多。[19] 欧洲资本市场较易取得大笔资金,但这对铁路时代以前的生产活动影响较为有限:欧洲各国最大宗的债务多半用于战争(及后来的海外拓殖)。中国的利率比较高,可能是因为由于无力偿债所需付的罚金较少的缘故;这种高利率低风险的组合特别迎合农民家庭的需求,他们把大部分的投资用于农业及原始工业(proto-industry)。(即使利息比中国及欧洲还高,机械化工业仍然有利可图。)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限制,且在根本上迥异于欧洲的各家理论中,最有名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赵冈及Jack Goldstone曾提出不同但相关的理论)。[20] 大致说来,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极度稠密,以致当人们试图在其日渐缩小的农场上维持固定的消费目标时,他们便需进行自我剥削的生产方式,即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微薄的报酬。但由于稻米的亩产量比小麦为高,18世纪中国的土地需求并不会比大部分的欧洲严重。黄宗智的理论比较可能成立的部分则是,中国社会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她们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她们的劳动力;无论如何,她们都必需赖家庭维生,故一般农村家庭便迫使她们延长工作时间,从事家庭内报酬率低的生产(大部分是纺织品),面无需购买物品以减少家计负担。因此,这里所说的劳力密集并不是为了回应市场需求(或专业化)所作有意义的时间重分配,了没有产生手工业制品的大众市场。结果,这导致了经济内卷,而非发展。[21]



注释:

[1] 在长江三角洲包括Skinner(1977年)所称之长江下游巨区的核心县份,根据王业键(1989年)的定义,它在1970年约有36500000人。我有时使用较严格的定义,则此地区人口有31500000人。不论用哪种定义,这个地区都相当于当时欧洲的大小,尽管它不是独立的政治单位。关于将中国与欧洲整体、或中国的部分地区与欧洲的个别国家之比较,参阅Wang(1997)。

[2] Kjaergaard(1994),第151–154、158和160页。

[3] DeVries(1994),第249-270页。

[4] Braudel(1981),第134-135页。Abel(1980),第121、136、161、和199页。Clark(1991),第446页。最近Peter Lindent、Philip Hoffman以及Robert Allen利用住房成本重新调整近代早期欧洲的标准实质工资指数,这项研究的结果要比只以“粮食工资”所计算的生活水准更低。

[5] 赵冈(1983),第57页。赵冈的方法论有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他只计算现金工资,忽略实物津贴的部分。不过这个趋势大致上还是对的。

[6] Braudel(1981),第134-135页。Abel(1980),第121、136、161、和199页。Clark(1991),第446页。最近Peter Lindent、Philip Hoffman以及Robert Allen利用住房成本重新调整近代早期欧洲的标准实质工资指数,这项研究的结果要比只以“粮食工资”所计算的生活水准更低。

[7] 比较Lavely及Wong(1998)(尤其是表二及图三)、Lee及Campbell(1997),第79页,与Wrigley及Schofield(1981),第230、708–713页。[参阅Razzell(1993)的著作],这些数字都太高。Razzell对婴儿死亡率的调整,所得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37.0降至31.6到34.0之间。欧陆的例子则参阅Knodel(1988),第68–69页,及Blayo(1975),这些研究显示法国的预期寿命低得多。

[8] 李中清(1994),第3页。

[9] 李伯重(1994a),第32–34页。比较McEvebdy及Jones(1978),第28–29页。

[10] 方行(1996),第93、95页。

[11] phelps Brown及Hopkins(1981),第14页。

[12] Pomeranz(2000),第137页及注110。

[13] Kindleberger(1990),第35–85页。他的确暗示中国人是积财者,而不是花费者。但他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论点。

[14] 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金瓶梅》及《醒世姻缘传》中的记载。它们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部分是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是华北的中型城市及小镇,而不是全国性的大都市。关于中国的消费问题,参阅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一流史家Burke(1993)的著作,第148–161页。这个问题在我的书中有较详细的讨论,见Pomeranz(2000),第127–152页。

[15] 例如,Staunton(1799),第二部分,第48页;Macartney(1793 ),转引自Cranmer–Byng(1963),第99、106页。

[16] 税册所记载的土地数字过度偏低,因为在中国,漏报、短报土地是常有的事。我以基本粮食作物的数量得出最高的土地估计量;至于生产现金作物的地区,则较难处理,我把它从全国总数中忽略不计,即使当时的人认为现金作物的产量可观。就糖而言,我只计算广东及台湾的产量,加上已知的进口量,虽然福建也是主要的糖产地,而且根据时人估计,福建蔗糖运销全国各地的数量约为广东、台湾、福建三地糖产的九分之一(引自Daniels1996,第97、105页)。广东境内我用来估计现金作物地区的土地数字,比Robert Marks的广东研究低百分之二十,而且蔗田部分只算其中的十分之一。事实上,Marks的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过低了。关于进一步的讨论,见Pomeranz(2000),第119-122页。

[17] Burke(1993),第158页。

[18] 见Huang(1990)及Elvin(1973)。Elvin个人认为环境的阻碍大过制度的问题,不过其他人改变了这个观点。

[19] 我在自己的书中作了较详尽的比较,见Pomeranz(2000),第69–107页。

[20] Zhao(1986);Goldstome,(1996)。

[21] 1990h,第91、110页。

[22] 见Wong(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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