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命丧谁手? 滁州义士孙凤鸣

1935年中国的历史上曾发生一桩政治巨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国民党高级官员汪精卫遇刺,身中三枪,险些送命。当时全国各大报纸相继刊登这条特大新闻,举国震惊。




滁州义士刺杀汪精卫




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后,除蒋介石外的全体中委合影。汪精卫坐在第一排正中,在前排就座的还有林森、张静江、孙科、戴季陶、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记者们面对照相者站成半圆形。9点35分,摄影师按下快门,正当委员们转身陆续走上台阶,准备继续开会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自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头排正要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立在汪精卫身旁的张继迅速奔向袭击者身后,将其拦腰抱住,张学良飞起一脚踢掉手枪,汪的卫士连开2枪,袭击者应声倒地,他就是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政府对日妥协,本要刺杀蒋介石,因蒋没来,转刺汪精卫,孙凤鸣两天后死于医院。




结友共反蒋




孙凤鸣这次“刺汪”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据《江淮时报》刊文记载,孙凤鸣又名孙凤海,1905年出生在安徽滁州市天龙池巷内。于1928年被迫离乡背井,到他乡游荡。年底,在江苏安宜结识了华克之。


华克之,男,江苏宝应人,早年肄业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南京学联理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忠实的力行者。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通缉追捕。


孙凤鸣与华克之相识后,当即在安宜筹划组织抗日反蒋游击队。后被泄露,未成。两人被迫逃走。分手时彼此宣誓,立志抗日反蒋到底。


1929年凤鸣认识了江苏姑娘崔正瑶,不久结为伉俪,又于1930年一道到沪。在上海他俩住了四年,凤鸣认识了王亚樵、余立奎等人,并加入他们组织的“安徽劳工会”,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


“淞沪抗战”失利,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公布后,孙凤鸣和华克之等人愤懑不平,时常聚集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新南里232号小危楼议论国事,忧国忧民。从此,小危楼便成了“刺汪事件”的策源地。


除蒋行动从何处入手?成为危楼青年的思考主题。他们设想在南京建一通讯社,以这种形式公开捕捉信息,可直入上层社会,接近蒋介石。


华克之回沪,通过熟人,上下疏通,很顺利地办妥了通讯社的立案手续。批准立案的时间是1934年11月。登记表上注册社长胡云卿(华克之),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孙凤鸣前往中央党部会场,但未能找到行刺的机会。1935年8月,蒋介石自武汉抵南京,途中车速较快,孙凤鸣难于下手。两次图刺,均未得手。


10月,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大好时机,不可错过。华克之等人便加紧进行筹划。孙凤鸣早已下了牺牲的决心,并托华克之将妻子崔正瑶送往香港。




枪声震全球




孙凤鸣被击倒以后,卫兵在他身上搜出几枚毫洋大角,和作为自杀剩下的一枚鸦片烟炮,说明他立誓死不求生的决心。孙凤鸣被击中要害,流血过多,送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针十余次,因此在尸检时竟发现身上针孔一百几十处之多。


第二天凌晨,孙凤鸣平静地离开了人间,后埋葬在紫金山附近。直到现在,墓、碑俱存。


事后,国民党立法委员楼桐荪,在法官讲习所称赞孙凤鸣是当代的爱国志士。冯玉祥将军于1939年元旦,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团拜会上曾说:“滁州姓孙的(指孙凤鸣)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指晨光通讯社成员及家属)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副总裁;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尊铜像,来纪念他”

悲歌传四方




冯玉祥之所以会说出那番话,是晨光通讯社成员及家属在孙凤鸣死后也惨遭毒手。




孙凤鸣被捕后,警卫人员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参加这次全会的新闻记者证,号码是“第63号”。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厅的负责人,驱车前往晨光通讯社社址陆家巷23号搜查。



戴笠亲自部署,带领特务,撒下天罗地网,进行搜捕,在南京闹得鸡犬不宁。


狙击事前,华克之对晨光通讯社有关人员及家属,已做好周密撤退的安排。事发后,华本人于此日乘夜车离宁去沪,稍作逗留,即去香港张罗钞票,以安排志士们及家属的生活。七、八天后,华在香港城和道69号王亚樵家里,向王亚樵、余立奎、周世平、胡大海、王仁山、崔正瑶等人,报告了刺汪不死,孙凤鸣伤重逝世,计划失败的情况。华要求王、余筹款救济逃亡者,崔正瑶主动要求携带上海纸币1000元,由王仁山陪同,于11月15日抵沪,被华克之的妻子尹彭杰和在晨光通讯社工作的谷子丰(化名为郭梓峰),迎接到新亚酒店分房住宿,同日下午3点许,张玉华到新亚取款800元,其余200元交崔正瑶(化名王宝珍)留用。


谷子丰下午2时许在北站被捕,禁不住严刑,招出口供,把志士名单住地全部出卖。崔、陈随在新亚酒店被捕。


张玉华亦由南京宪兵司令部,派一位自称为秘书的王宾到沪,会同当地军警于11月16日在湖北路孟渊旅社被捕。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于11月23日在香港被捕。


因刺汪案受牵连被捕的,尚有经常到晨光通讯社走动的、浙江武备学堂出身的项仲霖,和南京、镇江地区从事旅社业务的卢庆麒,以及曾经做过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调查委员的权允、晨光通讯社户主登记的刘书容,还有毫无关系的上海耀东医院院长傅耀东,和华克之家乡来的几个故旧,都身遭入狱之苦。


同时,国民党特务还大肆宣传刺汪、刺宋事件,指明这些都是受王亚樵、华克之、余立奎等指示的行动。并且说,余立奎等过去曾是上海组织斧头党,专门伙结流氓、土匪做暗杀绑票工作,花60万重金,买通香港当局,将余立奎等人引渡,当作刺汪案件的主犯处理。


王亚樵也因被捏造为暗杀主义者,通缉追捕,王亚樵后来惨死在戴笠的暗箭之下。1936年11月30日《中央日报》报道王亚樵在广西梧州被刺的消息,身中五弹一刀。


而刺汪案的真正主谋人华克之,却一直行踪神秘,安然无事,就连蒋介石对他的周密安排,也敬佩得五体投地。




汪精卫死于并发症




汪精卫虽然没有当场丧命,但最终还是死于这次刺杀。


遇刺后,汪精卫随后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前往欧洲疗养。又于抗战时期做起了日本人的傀儡,当上伪国府主席,他怕再遭人暗算,每日惶惶不安。


1944年,汪精卫最终还是死在孙凤鸣射入背肋间那颗没有取出的子弹所引发的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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