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暗战:残酷的间谍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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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日暗战:残酷的间谍互杀

1937年,发生在上海、北平以及中国各大城市的中日特工战,并不都如张爱玲和李安讲述的那样有着女人、性与情感纠葛,更多的是血雨腥风。


戴笠将军领导的中国刺客,与日伪手下的汉奸特工,在暗夜与街头进行着城市游击战。


同志并不永远是同志,敌人也并不永远是敌人。


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色色的角色。


他们在暗处战斗。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从历史角度看,该片展示的抗战时期“孤岛”上海的复杂抗战画卷,以往在国内较少为人所道。可以说,该片填补了中国抗战史的某种空白,为国内观众补了一课。


与共产党一样,国民党在沦陷区也开辟了敌后战场,开始比共产党还大,不过后来逐渐衰落。但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城市,共产党的力量则不如国民党强大。因为抗战之前十年,共产党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力量受到很大摧残,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武装力量几乎荡然无存。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和抗战初期,共产党的组织刚刚在这些地区得以恢复或重建,这些地方却又很快沦陷了,所以共产党在城市的武装力量是有限的。国民党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是他们的中心和重心,控制较为严密,力量较为强大。故在沦陷前夕,他们有条件做出较为充分的潜伏布置。抗战时期,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4年多,除了初期苏联有限的支援之外,中国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为了鼓舞士气,国民党经常在城市采用扰乱、暗杀、爆炸、恫吓、策反、反间等方式打击日伪,似可称之为“城市游击战”。


关于破坏活动,国民党在城市和交通沿线,破坏日军机场、兵营、仓库、粮库、弹药库等军事设施,铁路、公路、水路等各种交通设施,不计其数。关于暗杀活动,亦有很多“大案要案”。例如,军统追杀汪精卫,从国内杀到国外,又从国外追到国内,屡次失手,仍坚持不止,牺牲了多位勇士;虽未成功,但吓得汪精卫及大小汉奸头目寝食不安。华北的军统北平站、天津站,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抗战初期,先后组织了刺杀汉奸张敬尧、殷汝耕、石友三、王克敏等重大行动,其中有的成功了(如成功刺杀了张敬尧),有的失败了(如石友三、殷汝耕),有的误杀了别人(如刺杀王克敏时错杀了王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刺杀汪精卫时错杀了其副手曾仲鸣)。在华东的上海,凭借外国租界的掩护,更是涌现了一批惊天动地的大案。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底至 1941年底的4年里,军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就有 150余次。刺杀对象,开始主要是各类汉奸,少数是租界里与日伪勾结的高级警探,后来发展到不管军衔高低、对身着军服的日本现役军人“格杀勿论”。例如军统在大年初一的夜晚,潜入戒备森严的私宅,刺杀了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又如,军统在市长官邸,刺杀了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军统还先后刺杀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籍副总监赤木亲之,以及在马路上行走的日本现役军人60多人,杀得驻沪日军单枪匹马不敢上街。除北平、天津和上海之外,南京、武汉、广州等沦陷的大城市,也时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针对国民党对日本占领军和汉奸的制裁行动,日本人以牙还牙,支持汉奸李士群、丁默邨之流以及其他汉奸流氓组织(如常玉清的“黄道会”等),以暗杀对暗杀,镇压国民党的抗日力量。


毋庸讳言,军统、中统是特工组织,但在抗战时期,他们在反共的同时,也开展过抗日的特别工作,完成不少抗日的特别任务,对敌后抗战做出了贡献,自身也付出代价。尤其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城市,军统、中统这种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机构,才可能有较大的作为。国民党包括其特工组织的城市游击战,和其正规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战史迹一样,应当予以客观承认、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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