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陈独秀原是义兄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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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新民府知府的陈衍庶,正组织兵力进行剿匪,他认为张作霖虽为土匪,但他是为环境所逼,同时,认为张作霖虽然鲁莽,但为人机敏勇猛,于是收编了张作霖。这样,张作霖便成了清军营官,就任新民知府巡警马队帮带,负责知府的安全保卫。知府大人陈衍庶每逢出巡,都由张作霖充当卫队首领,平常带兵守卫知府,成了知府大人陈衍庶的贴身保镖。陈因剿匪有功,后升为洮南镇守使。这样,张作霖对知府陈衍庶视如恩人,甚为崇拜敬仰。


(二)陈衍庶,字昔凡(1851—1913),为陈独秀的叔父,出身于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小户人家。几代都靠教书谋生,有教书世家之称。1875年,陈衍庶中举,从此进入仕途,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办事认真卖力,曾经一昼夜处理讼卷三百余件,这样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领加四品衔,以知府赏戴花翎。陈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之地,要抽取牲口税,并且无须再上缴国税,因而大部分便进了陈的腰包,很快他就腰缠万贯,成了安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户。


他还在辽宁彰武县、安徽省贵池等地大置田产,而且还在北京的琉璃厂投资开设了颇有名气的“崇古斋”古玩铺,并在奉天设有分店。然而,陈衍庶虽然名利皆显赫,但也有一件不称心的事。他先后娶妻3房,但均未生一子。为使陈家大业后继有人,他相中了其兄(早逝)次子陈独秀(1879—1942)。当时,17岁的陈独秀在家乡安庆参加府试,一举中秀才第一名,陈衍庶认为他将来前程一定远大,便要好好地教导。于是,陈独秀就过继给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并上陈家祠堂办理了过继的正式手续。


陈衍庶很喜欢陈独秀。到东北上任时,他把陈独秀带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并亲自教导其读书识礼,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一再对陈独秀说:“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读几年,把书念好!”


陈衍庶还是一位才子。他的诗文、书画也有一定的造诣,在当时书艺界有一定的名气。他在新民府任职期间,公务之余常常挥毫作画、做诗,并亲自教导带在身边的嗣子陈独秀。


(三)紧随知府大人陈衍庶、长陈独秀4岁的张作霖,耳闻目濡,大受其感染,自愧不如,自思如果这样乱来莽撞下去,岂能升官发财,只恨自己少时没读书。同时,他又感到陈大人身为知府大官,平易近人,待人和善,又擅长诗文书画,是个才华出众的知府大人,令他敬佩。于是,他萌生要拜陈大人为义父的念头,以便受教于他。


一次,张作霖随知府陈大人出访,陈大人一回府就在书房里亲自教嗣子陈独秀读书,他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不禁身不由己,向知府大人面前一跪,连磕了3个响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


张作霖这一举动令知府大人陈衍庶一怔,随后便让张作霖快快起来,张作霖又是3个响头,声声恳求道:“请大人开恩!”善待下人的陈衍庶,忙弯腰扶起张作霖,他想张作霖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机灵,又勇猛,是自己可信任的贴身保镖,同时,他要求读书识礼也是善举。于是陈衍庶欣然点头同意,收张作霖为义子。这样,张作霖与陈独秀就成了义兄弟。

此后,当知府公事办完后,陈衍庶就叫张作霖与自己的嗣子陈独秀一起读书,甚至亲自给他讲解《增广贤文》等之类的启蒙读物,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于是,张作霖与陈独秀又成了同窗学友。但张作霖自觉不如聪慧过人的陈独秀,因而对义弟陈独秀也很敬重。张作霖十分珍惜这样难得的读书机会,读书发奋刻苦,几年下来,大有长进。然而,陈独秀自幼思想活跃,不安心于攻读诗文和八股,且又接受康梁派思想,在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与科举彻底决裂,独自离开辽阳而东渡日本留学。


(四)1909年左右,辛亥革命的前夜,反动的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识时务而腰缠万贯的陈衍庶,一纸辞呈递到朝廷,挂冠回故里安庆安度晚年。但张作霖对义父陈衍庶的大恩大德却铭记在心。据史料记载,1916年,已当上奉天督军兼巡按使、旋改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又接任东北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已将吉林省、黑龙江省纳入其统治范围,成了“东北王”。就在此时,陈衍庶的一个侄儿曾到东北三省“总督府”拜见张作霖,但门卫不让进去,而陈衍庶的侄儿一定要进“总督府”拜见张大帅,门卫不得不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一听来人是陈大人的侄儿,立即请其进府,并给予热情款待。在得知陈大人已于1913年病故时,张作霖不禁感慨万千,他对陈大人的侄儿说:“本人能有今天的红运,全靠义父大人的栽培,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张某永远铭感在心!”


既然张作霖是陈独秀继父的义子,而陈独秀与张作霖又是义兄弟,那么,在陈独秀的遗墨中却为什么不见只言片语呢?这就不得不从陈独秀与养父的关系说来。

陈独秀自幼就性格刚烈,作为陈衍庶的嗣子,继承其家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屡说自己是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从不提起官运亨通的继父,即使在《实庵自传》中也只字未提。他走南闯北,宁愿过着穷困的“寒士”生活,也不愿依赖继父的财产为生。对于家业兴衰他也毫不关心。此外,由于陈独秀与结发妻是同父异母妹自由相爱,而被继父赶出家门,不得不自食其力隐居于杭州。同时,由于陈独秀四处奔波革命,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与通缉,致使家庭多次遭受牵连,这也是使继父陈衍庶大为头痛的事。他认为自己是清朝的命官,而自己的嗣子竟是康党、乱党和革命党,大逆不道。


1913年,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随都督柏文蔚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仅自己遭当局的通缉,而且家庭也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部队占据并查抄。此时,陈衍庶病逝正停尸家中。由此可见陈独秀与家庭及其继父一直存有芥蒂,所以,在他的遗墨中难觅他与继父过往生活的记载。


由于这样的原因,陈衍庶为张作霖的义父以及陈独秀与张作霖义弟兄的关系,鲜有文字记载。如果不是《中华老字·沈阳卷》的“前言”中提及这段颇有史料价值的文字,人们何能想到这段湮没近百年的历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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