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何罪之有?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样一句成语:助纣为虐。“纣”,是商代最后一位君主。“纣”是“残义损善”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做好事,专作坏事,而且是一辈子都在做坏事。“纣”,不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帝辛,“纣”是后来人给他起的。一如后来给坏人起的绰号,“南霸天”、“座山雕”、“猫眼司令”种种。情绪上差不多。总而言之,商纣王是一个暴君,是一个由着性子乱来的败家子,是一个王八蛋,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昏君。


事实是这样么?谈歌一直怀疑其中的真伪。帝辛朝代的这一段历史,史书上绝少记录。中国至周厉王才有年号。之后,才有文字记载。商纣王的事情,应该都是传说。而传说的东西,我们是不应该相信的。


我们了解商纣王,主要是根据一部名叫《封神演义》的神魔小说。这部明清小说的作者,他也没有亲身体验过商纣王的时代,他当然是根据传说和想象力虚构的。其中绝大部分情节,都是小说家言。不可当作信史。


再拿出一些证据来。《史记》上讲,商纣王“博闻广见,才思敏捷,身材高大,臂力过人”。他曾经有过只手托梁顶柱,徒手杀虎的事迹。他还具有对复杂事务迅速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足见此人是文武全才。他曾经攻克东夷,把国家疆土开拓到我国东南一带,开发了长江流域,使中原文化逐渐传播到东南地区。可以讲,他大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诸位一定要记住,这都是大史学家及大文学家司马迁先生说的,我们得相信吧。我们得相信司马迁先生也是考证过的。如此说,商纣王这个人是有功劳的,有事迹的,有能力的,有贡献的。


如此一个杰出人物,怎么能做出酒池肉林,炮烙臣子,剖腹取胎,种种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罪恶来呢。能信吗?你能够相信一个有着强大的进取心和奋斗精神的人,另一方面则是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吗?应该不会!


记不清楚从哪本书上看到过,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对商纣王做过评论。子贡认为:是有人故意置天下之罪恶于商纣王。子贡讲的是“嫁祸于人”。推论一下,子贡讲的不无道理。周朝取代了商朝,胜者王侯败者贼么,这是历史的规律。历史总是胜利者写下的。胜利者喜欢说前朝什么,前朝就是什么。夸奖你,你就是一朵花;贬损你,你就是豆腐渣。历来如此。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当然要对前朝进行反面宣传了。否则,这个周王朝建立的理由就不能成立。


历史记载,还有一位倒霉蛋儿皇帝:隋炀帝杨广,此人开拓了运河,做了不少好事,至少在开拓运河这件事情上,他是有贡献的。这么大的工程,如果没有一点远见卓识,是不可能办到的。可是在历史记载上,关于他的记录,也多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罪恶。谈歌一直就不明白,杨广花大力气开通运河,就只是为了自己旅游方便?只是为了自己沿河观景?只是为了到南方寻花问柳嫖娼取乐?恐怕不是吧。如此说,杨广做下了天大的好事,也不行!历史也能挑出他用心不良的另一面来。历史认定,杨广就是一个荒淫无度的皇帝。一切后来者,到此则无话可说了。


毛主席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经过无数历史事件检验过的真理。


清代有人考证商纣王的近百条罪证,渐渐发现,纣王的许多罪恶,是经过历史文人的笔墨,逐渐增加的。如果这种考据道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测,商纣王条条款款的大不赦,是商纣王的敌对势力,即周武王进行的政治宣传,使商纣王先失掉民心,然后再取而代之。三人成虎,从来就是政治斗争中的手段。法西斯的代表人物戈培尔曾经讲过,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切不要认为这是外国人才会做的手法,中国人也使用的熟练精当。分析研究一下,对商纣王的这些罪孽,大多是宣传造成的。当年国民党也不是同样宣传共产党是“匪”么,是红眉毛,绿眼睛么。所以讲,历史上对商纣王的记载多不可信。应该有三个原因:


之一:政治需要。武王伐纣,必须有政治口号,必须丑化商纣王,否则,就师出无名。造谣,中伤,种种。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是政治需要,不把敌人妖魔化,丑恶化,就无可唤起大众的愤怒与信心。中外历史上,这种把敌人妖魔化的事情还少么?


之二:斗争策略。“女人是祸水”也是周武王的政治口号。攻击妲己,就是攻击敌人的首脑,商纣王。指鸡骂狗,这也是中外历史上的斗争手段。谈歌从不相信,一个国家的君王,如何能被一个女人摆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宣传,就是极端地丑化商纣王。极大地贬损商纣王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这也是政治需要。


之三:把谣言当武器。以讹传讹,事情被人传得走了样,就必然造成众口铄金的悲剧。这种事情,古今中外从不鲜见。经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凡是打倒一个人,肯定要将他或者她搞臭。以至于最后,当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果真是那样的人品吗?是那样的历史吗?想起一件旧事,前几年,流行老干部写回忆录,抢救文献么。一个老干部看了许多写他的文章,后来愤怒了,他问一个写文章的记者:“我是被捕过,可是半路就跑掉了。没有被敌人严刑拷打啊?还有,我也没有跟国民党的女特务谈过恋爱啊?”这位记者嘿嘿一笑:“大家都那么讲,错不了的。那是您老人家忘记了,您肯定被敌人严刑拷打过,而且那个如花似玉的女特务肯定爱上过您,不过您没中美人计罢了。”得,这位老干部说不清楚了。


瞧,个人的历史,当事人自己说了都不算,当事人自己都说不清楚了。如此说,就算商纣王活到现在,他也说不清楚他自己的历史了。


纸写的历史,有多少是信史呢?


商纣王的历史,怕是不可翻案的历史了。



总结一下就是以下三点:


第一,商纣王失败了

儒家宣扬“闻诛一独夫纣,未闻臣弑君也”那也是在帝辛倒台之后才说出来,帝辛在台上,儒家要是存在,肯定是在给帝辛歌功颂德,或者还有劝说,就是没有代替人民意志的监督,因为儒家弟子只为了跑官,当然不会站在人民一方。孟子每到一国,总先歌颂国君,但是他讲的儒理对于战国竞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被各强国国君所鄙视,孟子当然不会被人所用,只好灰溜溜离开,回头骂这些致力于国家实力竞争的战国国君“望之不似人君”。法家主张变法革新,充实国家实力,为强国国君所热衷,信奉儒家的国家(鲁国徐国宋国)早早灭亡了,当然不可能产生出统一天下的皇帝,但是儒家可以摘取胜利果实,奉承皇帝,让皇权四平八稳,儒家目的就是分享盛世的果实。


腐儒只会给当权者拍马溜须,编造诬陷前朝首领,根本不配讲民主.儒家认为的社会是绝对秩序加上层当权者的仁义道德的社会,当人民的利益依靠权贵的仁义道德,怎么会有民主?怎么会有人权?



第二,周武王比商纣王狡猾


周人的东征战争最大的成果就是打败了殷人帝辛,并且超出以往所有征服战争的模式,对占领区实行了初步管理,而不是只用掠夺人财物勒索贡品。将占领区的首领换成了周人统治阶层内部的子弟,军师和贵族。从此占领区人民的国姓就跟周人首领的姓了(中原亡国奴的后代就津津乐道这种姓氏渊源来恭维周人的征服战争),周人首领姬发觉得自己的功绩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首领,就不称帝改称王(历史第一次有了王的称法),自己就是周武王,自己的爸爸就追封为周文王,自己一生最大的敌人也追封为王,只不过是贬义的纣王。周人哄骗中原人,说周人是爱中原人的,其实中原人的贡品和美女源源不断运往关中,周人希望建立一套奴化中原人的等级理论,让中原人严格遵守,自己只要宣传自己有仁义道德就可以了,中原人就尊西部的主人为王,随着周人的衰败和落后制度的衰败,新生力量要求变革,保守势力极力鼓吹周人的那一套过时的理论,儒家出现了。儒家使得中国历史落后停滞。只不过在那个时代儒家为诸侯强国所不齿,对中国的危害不大。

秦始皇开创了中国的统一和本部十八省的版图,将国威远布四方,认为自己的功绩超过了历史上所有首领,就称为皇帝(中国历史第一次有了皇帝的称法),秦始皇依靠的是法家的利权刑律治理国家,而没有用儒家来麻痹人民,所以秦朝人民才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呼”的绝响,后来刘彻为了自己皇权的四平八稳,用了儒家,虽然也只是当表皮使用,但是给中国埋下了祸根。宋朝儒家泛滥,中国开始衰败。后来梁启超说,那里有宋明儒学,那里就是人间地狱。

儒家以其保守落后和麻痹毒害人民,成为皇权专制的流毒,周人只不过为了忽悠中原的亡国奴而编造了遵从绝对秩序加当局的仁义道德的骗人理论,没想到居然被中原人拿着大便作宝贝,结果还是信仰法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国家,信奉实力和武力的国家发展壮大,信奉实力的国家离真理最近。法家思想致力国家实力和武力的扩充,所以致力了帝国的扩张和皇帝的骄傲,但是法家的人民是信奉实力的,皇帝面临的是翻船的危险,所以反而约束了皇权,而儒家的人民是信奉仁义的,所以只要皇帝宣传好自己有仁义就基本不受人民约束了,皇权就恶性膨胀了。



第三 后世儒生利用了周武王的阴险理论

道德体系是公民对社会的回馈,只有社会的运做对公民好,公民才能对社会好,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公民如果面对的社会是满口仁义道德代替权力监督,将自己的生活水平寄托在社会的道德体系上,将自己的生存寄托在当局讲仁义上,当局就大谈仁义道德,公民就只有山呼万岁了.

西方《君主论》主张君主不必有道德,只要能够富民强兵就行了。中国的儒家一直在鼓吹君主的仁义道德,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推销他们的道德自律政治,儒生就可以上向皇帝乱讲春秋还要官,下向人民得了便宜还卖乖,中国儒家建立官僚体系,坐收渔利。

其实儒家骂秦始皇也是为了推销道德自律政治,骂秦始皇的原因就是秦始皇让六国的亡国奴很失望,没有行仁政道德.但是反过来想想,你们是亡国奴,凭什么要求敌国的头头对你们行仁政,难道让秦国人背砖,让六国的亡国奴当监工?

亡国奴就是要受罪,不应该只责怪征服者残暴,否则大家都愿意当亡国奴了,即不用上战场,而且只要劝说敌人的头头行仁政,就可以照样活的很好.难怪宋朝儒家泛滥中国就一蹶不振了.老是被人征服.并且宋朝人民经常被逼上梁山。


还不如不要管什么道德仁义,大力发展现代行政体系,做好权力制约,才能国富民强,人民才能感恩于社会.道德水平自然提高了.

为什么不去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让他们最起码不反感社会,却拿大把的钱盖豪华政府大楼,没有人制约当局,只靠当局的道德良心约束自己,越是感觉到道德良心缺失,越提倡道德体系,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重新带入道德自律体系下的腐朽状况,与现代文明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基本依靠当局讲仁义道德的社会,公民权利基本没有保障!

中国人民道德水平下降了,则许多社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就可以顺理成章把则责任地推到人民的身上,社会不公正就只能由人民自己来承担后果;而真正的道德伪善者,甚至可以假借道义的使命,向人民进行道德说教。

有些不便推到人民身上的社会责任,还可以通过道德这个迂回途径,令人信服地推到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身上。五四运动破坏了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摧毁了道德传统。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是危险的,迷失了道德的人民是不理性的,因此,新权威主义就大行其道。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自由民主到处深入人心,为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竟然流行国家权威主义?这就是理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民的道德素质既然太低,国家权威主义就是一个良好的替代选择。

像历史上每一个所谓的太平盛世一样,儒家的鼓噪声也在这时候乘机回潮。他们总是在这种时候适时地回潮。他们不知道如何应付乱世,也不知道如何迎来盛世,但他们总是试图来分享盛世的果实;而且,每一次都获得了成功。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儒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的人群,因为他们总是能以最小的政治风险换取了最大的政治收益;为他们的政治收益付出牺牲的,是国家、人民、甚至包括最高统治者。

结果就是最高统治者被儒家的春秋笔法任意糟蹋,人民满脑子天理,离真理越来越远。国家文弱且自以为是,空谈道德说教而不信奉实力,重仕途经济而鄙视劳动,不注重技术而落后。民族只有挨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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