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說說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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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明朝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推翻后,清軍入關,定都北京,開始長達260多年的統治,在這段歷史中清朝基本繼承了明朝的體制,經濟制度,政策法律,所以歷史界把明清合在一起評價。 首先一,清朝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 中央集權可以說是中國歷朝歷代統治階層的一個夢想,從秦朝的郡縣制度到漢武帝時期的擺黜百傢獨尊儒術,從隋朝的三省六部到明朝的内閣首輔制度再到清朝的軍機處,可以看出這其中的脈絡,如果你單一拿出其中一段是很難看出這其中的因果關係,但是如果是縱貫整個中華民族的上千年的政治變遷無疑可以看出這種關係。秦朝

明朝被李自成的農民起義推翻后,清軍入關,定都北京,開始長達260多年的統治,在這段歷史中清朝基本繼承了明朝的體制,經濟制度,政策法律,所以歷史界把明清合在一起評價。

首先一,清朝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

中央集權可以說是中國歷朝歷代統治階層的一個夢想,從秦朝的郡縣制度到漢武帝時期的擺黜百傢獨尊儒術,從隋朝的三省六部到明朝的内閣首輔制度再到清朝的軍機處,可以看出這其中的脈絡,如果你單一拿出其中一段是很難看出這其中的因果關係,但是如果是縱貫整個中華民族的上千年的政治變遷無疑可以看出這種關係。秦朝的郡縣制度首先將地方職權衲歸中央管轄,地方官員的任命必須由中央授予,首先打破了中國的早在商周時代的分封制度,開始了中國延綿兩千多年的中央權力擴張的道路,到漢武帝時期將儒術擺到了國家戰略層面在思想層面加強了中央的權力,但是在隋唐以前各地的門閥實力非常龐大中央和地方的權力相互牽制,但是到了隋唐時期,由於科舉制度三省六部制度的推行,逐漸壓縮地方權力,打破地方門閥的人才壟斷,以及到明朝時期的内閣首輔制度推行,地方的權力壓縮到了非常小的地步,地方的權力基本不會威脅到中央權力,有人縂是說明朝的内閣制度很像英國的内閣制度,其實不然其中一個根本的區別就在於法律,英國在早期議會内閣制的君權也是很大的,比如君主就有宣佈戰爭權,但是和明朝相比其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一個是君權神授 一個是君權法授 這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英國將君主的權力置於法律之下,雖然君主還擁有相當的權利,但是由於有法律的束縛權利的分配還是比較均衡的,而且是常態的平衡,什麽事常態的平衡,也就是在體制上確認一種權力平衡狀態。但是明朝的君主卻不然,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明朝的制度和英國有些想象,但是君主的權力並沒有固定的約束,當時君權大於内閣的權力的時候,往往就出現君主的權力膨脹,權力重心偏移,而儅内閣的權力大於君主的權力的時候,又出現内閣和君主扯皮的現象,這種拉鋸戰直接的結果是君主和大臣的對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太監和内閣之間的爭鬥。所謂的明朝的太監干政和他唐朝的干政實際上有相當大的區別的,明朝的太監執行的君權而唐朝的太監並不一定是君權,往往是政治勢力的鬥爭。到清朝的時候這種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以雍正的軍機處的設立為一個轉折點,軍機處實際上就是皇帝的一個秘書機構,完全聽命于皇帝,此時的大臣的權利基本被架空,所有的權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的手中,相對于明朝的内閣制度君權達到頂峰,可以說這也是歷史的一個必然。清朝的中央集權制度有利也有弊,其利有三,第一,鞏固了中央政府的權力,使更多的中央政府以更多的精力處理國家事務,而不必因爲君權和臣權的鬥爭虛耗國家的精力。使政令更容易得到貫徹,中央和地方之間關係單一,在大的事物上處理更多得力。第二,加強各個地方與中央之間的關係,鞏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對於防此分裂有相當大的作用。特別是對於邊疆民族聚集區域的管理更加有力。如西藏與新疆的管理就比明朝要得力的多。第三,減少由於權力分配上的内耗,在軍隊的管理上更加得力,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其也有三,第一,由於權力高度集中,君主權力失去制衡,國家的發展全凴君主的意志,使國家發展處於一種不確定狀態,完全凴這君主好惡,使得國家機器在對抗一些緊急事務上顯得反映遲鈍,缺乏靈活性。第二,由於君主的集權,容易導致人才的流失,國家發展過於單調,失去活力。第三,過渡的權利集中導致容易腐敗盛行,官吏失去自主權,導致官吏的積極性不高,嚴重打擊官員的創新意志。第四,軍隊獨立作戰能力削弱,軍隊指揮僵硬。縂的來説清朝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是古代封建制度的發展頂峰,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種延續,是可以適應古代的社會的一種形式,但是隨著歐洲逐步走上近代,清朝的政治體制的弊端逐漸顯現,保守的社會機制就很難適應近代社會的發展,對於這種制度好壞,不能單論好與坏,只能從各個角度去看,一個制度不能簡單說是好,還是不好,而在合適與否,在清朝前期的封建社會中,這種制度無疑加強了國家的力量,出現了康乾盛世以及人口膨脹,其多少和整個制度本身是有關係的。

二,清朝的經濟

清朝的經濟縂的來説相對明朝是有進步的,但是由於清朝繼承了以前中國其他王朝的治國思想,經濟結構單一,以農業為基本經濟形態,在其基礎上輕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其經濟的總量龐大,但是由於經濟結構的單一,使得經濟的附加值不高,經濟難有大的突破,這點和歐洲的經濟發展有著顯著的區別。

第一,清朝的農業。由於清朝繼承了以農為本的發展思路,農業在清朝得到一定的發展,其發展有六。一,耕地面積恢復到了明朝時期並有一定的發展,從清初的五百四万公頃到清嘉慶時期達到八百萬左右公頃,清朝初年剛剛結束戰亂,全國耕地面積僅僅只有明朝萬曆年間的1/3左右,為了擺脫這個現象清朝前期大力鼓勵墾荒,如:清朝康熙年間即公元1683年,發佈“凡地土有數年無人耕種,完糧者,即係抛荒。以後如已經墾熟,不許原主訃問”“見行墾荒定具限六年起科,朕思小民拮据,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期迫,反致失業,朕心深爲軫念。嗣後,各省開墾荒地,具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這些措施的實行使的荒地開墾數目不斷增加,及到嘉慶時期恢復到明朝時期,並稍微有所增長,但是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恐漢心理,限制漢人進入東北,所以東北大片土地並未得到大規模開發。二清朝的稅賦制度。清朝稅賦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可以算做比較低的,清朝初年,順治連續十次頒佈減輕稅賦,但是由於前期的戰事不斷,事實上暗征不斷,到清康熙年間,大的戰事結束,才逐步的減輕了農民的賦稅,但是在此期間由於稅收形式混亂,實際上在雍正以前,農民實際獲得的收益並不多,直至雍正年間推行攤丁入畝制度后,田賦以實際的田畝數量為徵稅標準,實際上攤丁入畝制度也是張居正的一條鞭稅法的延續,直到乾隆中期才在全國範圍完全推行歷經半個世紀,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封建王朝的弊病—吏治腐敗,對於農民的賦稅剝削並不能從根本上改善這種賦稅重的特點,當然這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局限性的問題,一直到新中國建立50年后,胡景濤取消農業稅才算真正使農民擺脫賦稅的壓力,當然這是題外話。就整個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上,清朝的賦稅制度還是比較輕的。三,大量的耐旱的作物推廣,從明朝起由於大航海運動的進行,大量的耐旱高產的農作物傳入中國,比如:玉米,土豆等,這些農作物在清朝時期得到大規模推廣,使的農民的收入得到一定的提高,但是相對來説由於這些耐旱作物並不是中國人的主食,耕作面積並不大,比如根據民囯時期統計推算,民囯時期全國玉米種植面積只有11%,估計在清朝時期玉米縂耕種面積只有10%左右,而甘薯的種植面積据民囯統計,民囯20-30年代,全國甘薯種植面積只有3%,所以可以看出清朝的作物和以前其它王朝的基本相當,但是由於種植了這些高產量的作物后,卻可以作爲農民應付災年和冬季的食物,作爲輔助性食物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四,人口的大量增加,古代的農業是以人力為基本的,特別是男性勞動力,由於中國的徵稅形式是以男性人口為徵稅對象所以在明末清初時期人口的切確認口到底是多少並沒有詳細的數據,但是以當時農業的主要生産對象-丁來説,在清初人丁大概在一千五百萬左右,到康熙五十年也就是公元1711年,全國人丁數量增加到二千五百萬,農村人力的增加也促使農業耕地面積增加。五,農業技術以及水利設施的發展,在清朝時期農業依然得到重視,以前的農業技術保留下來並得到一定的發展r當然這是相對的,我們不能拿清朝的農業水平和現在的農業水平比較,比如深耕犁 山東河北等地出現三年四熟制 改良鹽鹼地方法等等,在水利方面 在延續以前的水利治理之下,有一些發展,如陝西的井灌 新疆發展坎兒井 江南出現魚鱗塘等水利措施。縂的來説清朝基本繼承以前的農業水平並有所提高,畝產量從明朝的173公斤,提高到清朝的184公斤左右。六,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在清朝時期由於糧食產量的逐步增加,經濟作物比如煙草,油菜,甘蔗,茶葉等作物大量的種植,經濟作物的耕種面積達到10%,比如江西省在清朝以前主要是以主要糧食作物為主,到清朝中期江西省成爲當時的煙草種植大省,以浙江嘉興為例明朝萬曆九年即1581年,桑田面積達到62308畝,佔全縣耕地面積的12%,至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桑田面積發展到207086畝,佔耕地面積的40%。

第二,清朝的工商業以及手工業,清朝的工業和手工業也相繼得到一定的發展,但是由於繼承以前的輕視商人的思想,其工商業和手工業只是在輕工業上有一定發展,但是技術水平增長不大,其發展有三:一,清朝的紡織業,由於清朝時期,糧食作物的增長,導致大量經濟作物的種植,在浙江山東江蘇廣東等幾省的大範圍種植,致使紡織業大規模興盛,明朝時期紡織主要集中在浙江松江一帶,到清代中期擴展到江蘇天津,其中以南京的為最,“緞機以三万計,紗綢戎統不在此數”据不完全統計,清朝中葉,蘇、杭兩地民間機戶達2万多戶,南京地區甚至達到4万有餘。清朝道光年閒直到鴉片戰爭時期,每年由廣州出口的生死達到9万多関但。鴉片戰爭前,南京土布行銷世界各國,英國東印度公司制定要南京土布,据統計,乾隆五十五年到嘉慶四年即1790年至1799年,從廣州出口的土布達到七百多萬匹,嘉慶二十五到道光九年即1820年至1829年增加到一千兩百多万匹,僅英國每年就進口2万匹到鴉片戰爭前增加到20多万匹。當時的英國商人就說;“中國土產的“紫花”佈,無論在質地和成本上都優於曼切斯特的棉布”。由此可見清朝時期中國紡織業發達的程度。二,陶瓷業 陶瓷業繼承了以前的工藝水平,並有所發展,其中陶瓷的製作流程細分,分作11道工序,形成工種18种,清代有所發展,主要在規模上,以景德鎮為例:清代的瓷器以細分爲生産18個專業作坊的分工,陶瓷從業工業達到10万多人,幾乎家家製陶。產業鏈條的擴大,到乾隆年間,甚至出現廣東商人與景德鎮燒造白瓷,運至粵垣,另僱工匠,依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加,于珠江兩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然後出口,可見清代陶瓷產業的規模。三冶煉業,從明朝的“自今聼民開採,不許禁約”,到清朝初年的“聼民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冶煉業就得到大規模的發展,明朝期間全國鉄產量達到九千餘噸,到清朝康熙二十四年至道光十五年也就是1685年至1875年,全國民營鉄場達到千多座,金銀銅錫礦場達到壹千壹佰多座,乾隆年間乾隆年间,佛山的炒鉄,鑄鐵的工匠達到二万至三万人,可見其規模龐大,据不完全統計,到嘉慶年間,全國民營產鉄四万五千多噸,產量居世界第一。僅在廣東一省,乾隆時期就產鉄二万七千多噸,比英國在16世紀初期的鉄產量還多,這僅僅是民營鐵廠產量。但是相對來説,其中鋼產量是極底的,主要是生産工藝的落後,依靠的是比較原始的冶煉技術,單位產量不高,特別是優質鋼的產量極低,總量上優先但是在質量卻落後許多。

第三 商品流通及海外貿易的發展,在清朝由於全面的經濟復蘇和發展,商品流通領域也得到發展,其發展有二,:一國内貿易 由於手工業如陶瓷產業 紡織產業以及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來往販運這些商品的商人也逐漸增多,以長江中游的漢口鎮為例,漢口鎮屬漢陽縣統轄,明嘉靖年間,整個漢陽縣人口2万餘人,到清朝乾隆時,單漢口鎮人口既有十萬有於,成爲華東和東南貿易的樞紐,號稱“九省通衢”。不僅長江上中游商貨匯集于此,淮鹽,蘇佈,東南雜貨也在此集散,到鴉片戰爭前,其年貿易額在一億兩左右。明代時期,還只有松江一個棉布集中產區,主要得產品事標佈和稀佈,一年大概有壹千伍佰万到二千萬匹之間僅進入全國銷售市場,到清朝產區擴大到十個,即:松江地區,無錫地區,常熟,直隸灤州地區。直隸郝家屯地區,山東厤城地區,河南孟縣地區,河南正陽地區,湖北漢陽地區,湖南巴陵地區等(此外還有山西榆次,四川新津等地也產佈,但是這些地區的布匹並不外銷,已本地銷售為主,故不列舉),僅在松江,無錫,常熟三地的布匹產量已經超越四千五百萬匹,進入全國的布匹總量大致在四千萬匹左右,其他各個產區每年進入全國的布匹量大致在五十至一百萬匹,總計全國市場流通的布匹總量達到四千五百至五千萬匹左右,計不完統計,全國市場的銀貨交易量為三點五億兩白銀左右,可見清朝時期的市場還是相當龐大,但是在清朝的市場中,貨物基本極限與地域附近比如直隸的布匹主要銷售在西北,山東厤城佈銷售範圍在東北,基本可以看出整個清朝的貨物流通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長距離運輸,銷售地域比較狹隘。二海外貿易 大家都認爲清朝時閉関鎖國,但是事實上清朝並為與外界沒有接觸,清軍入關初期,承襲了明朝末年的海外貿易制度,對出海經商並無明文禁止,由於為對付佔據在東南的南明勢力以及臺灣的鄭成功勢力,于順治十二年即1655年,十三年即1656年,康熙元年即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即1665年,先後五次頒佈禁海令。但是隨著臺灣的統一,康熙十五年即1676年開始,江蘇巡撫慕天顏,福建總督範承謨,巡撫吳興作等上書請求開海,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由於臺灣的統一,康熙同意開海,“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者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今海内一统,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于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宣佈江蘇的松江,浙江的寧波,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為對外貿易港口,並設立將海關,浙海關,閩海關,以及粵海關,到道光10年長達150多年,關於海禁的具體情況將在後面講述,此僅說說清朝的海外貿易狀況。清朝的海關對於海外貿易的稅收是非常少的,只佔到其貨物的2%至6%左右,比如在乾隆十六年即1775年,英國的一艘船運來毛嗶嘰百匹,收取稅銀206兩,平均每匹收稅二份六哩,乾隆三十三年即1768年,出口二等絲,壹千兩百四十斤,收取十六兩,平均每斤收取二分;上等茶葉伍千五百六十斤收銀30兩,平均每斤不到六哩,可見關稅是非常低的,從康熙二十四年到雅加達的船隻只有10艘,到康熙四十二年即1703年就達到50艘,嘉慶二十五年即1820年往東南亞的船隻數量達到295支,總噸位達到8万五千多噸。乾隆二十三年即1758年到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到廣州港口貿易的商船達到五千多艘,平均每年64艘左右,從康熙三十九即1700年到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的半個世紀裏,西歐各國輸入中國的白銀達到六千八百多元,此之後每年輸入的白銀均在45万兩左右最高達到150万兩,按照明朝時期的海外貿易最高時期的萬曆時期的貿易量可以達到一百萬兩左右,到清朝年間,貿易量呈逐步增長趨勢,清朝海外貿易最高年份是乾隆十年即1745年,貿易總量達到三千六百萬兩白銀,使明朝最頂峰時期的30多倍,即使按照最低的年份雍正七年即1729年,貿易量也達到一百一十萬量,和明朝最頂峰時期幾乎相當。在廣州廣口駐扎的外國商舘達三十傢之多,如: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建立的英國商館法國于康熙三十七年即1698年建立商館,荷蘭于雍正七年即1729年建立商館,丹麥于雍正九年建立商館,瑞典次年建立等,送宋以來,所來往的商船最遠只在非洲東岸,到清代時期發展到當時世界主要的國家都與其發展了海外貿易。從此可以看出清朝在海外貿易上,獲利是非常大的,與世界各個國家都有貿易往來,但是遺憾的是清朝並為從這些貿易中獲得技術科學人文以及思想上的大範圍交流,僅僅只局限于貿易之間的物流往來,確實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縂上所述,由以上幾點可以看出清朝的經濟在繼承前代的發展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和開拓,雖然從總體來説,當時清朝的經濟總量非常大,即使在1840年 中國的經濟全球佔有量達到世界經濟量的23%左右,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美國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例,但是要看到的是在經濟總量上龐大,其經濟核心還是以農業為主的附屬產業,其最大的貨品交易為糧食和紡織,並沒有在國防以及涉及到國家整體實力的產業提升,可以說清朝的產業還是一個比較低級的產業結構,反觀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後,工業性產業佔到絕大部分,工業產值不斷增加,這是歷史給于清王朝以及整個中華民族開了巨大的玩笑。

第三科技思想文化

清軍入關后,在整體上充分吸收了漢族的文化傳統,並推行了一些自己本民族的傳統特色,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清朝大部分接受了漢族的傳統文化特點在科學以及思想領域,禁錮比較多,這也是清朝最被詬病的一個原因。

首先在科學技術上,清朝並沒有像經濟成就一樣獲得大規模發展,但是還是有一些成就,由於清朝取消了工匠紡織行業的技術水平得到一些提高,但是成就不大,在天文曆法上,王錫闡著有《曆法》《厤表》《大統曆法啓蒙》以及《雜著》等,但是對於對於當時社會影響不大,並為得到實行。清朝依舊延續的是明朝的《崇禎曆書》。在數學上成就比較大有梅文鼎其主要成就在總結以前的中國數學成就以及將西方的數學本地化,其孫子的成就反而要比他要大一些,單就數學而言,其孫子梅玉努與陳侯燿,何宗囯等編寫的《數理精蘊》,是中國第一部純由數學圖形和方法分類的數學著作,改變了中國長久以來的數學方式,也可以說是更新吧。在地理方面成就頗大,在乾隆年間製作《皇輿全覽圖》瓤擴了從北冰洋到印度洋,波羅的海紅海可以說是使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完整的亞洲地圖,其成就不在這幅圖,而在當時採用的地理的測量技術,採用了大地三角測量以及天文測量的方法,這種方式大大的提高了地圖的精確程度。在醫學農業都突破不大,從整體上來說在科學技術領域清朝並沒有太多的建樹,其基本上都是繼承和發展明朝的科學基礎,並沒有太大的技術突破。清朝的技術創新能力的下降我個人的看法並未是因爲什麽滿人怕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個人覺得這個證據不足,以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清朝的科學成就少,其主要在於其政治體制的僵化,導致人文精神的喪失,這和明朝科學成就比較類似,明朝的科學成就大多數是建立在從西方學習的科學基礎上的一些小的進步,也沒有取得實質上的發展。

其次在文化領域 思想上清朝初期出現了一些比較先進的思想傢,如王船山(其人爲明末清初,但是因爲主要的成就還是在清朝以後著作的所以應該歸為清朝)、唐甄、戴震,彭端淑,李調元,張問陶,黃爵滋等一批思想家,在文學領域裏,以小説成就最爲顯著,如《紅樓夢》《老殘遊記》《聊齋志異》以及《儒林外史》《醒事姻緣傳》《綠野仙蹤》《隋唐演義》《說岳全傳》《女仙外史》《鏡花緣》《雷鋒塔傳奇》《無聲戯》《十二樓》等在戲劇方面發展也比較顯著,以現在作爲國粹的京劇就是出現在清代,在地方戲劇上如河南的越調,山東的柳子戯都得到發展和興盛,可以說清代的戲劇形式基本上奠定了後來中國的戲劇格局和脈絡,可以說戲劇在清朝發展是頗爲鼎盛的。

綜上可以看出在清朝的文化思想領域,一直都受到壓制和限制,大肆的文字獄以及延續明朝以來八股文取仕的科舉制度導致整個清朝在文化思想領域的衰敗,這可以說是歷史的一种倒退,思想上缺乏活力,在整個清朝200多年的歷史中,保守勢力稱爲主流的政治勢力,繼而斷送了整個清王朝的統治。

最後在談談清朝的海禁,我們都認爲清朝時實行閉關鎖國的,但是從種種的歷史資料上來看,清朝並為象我們想象的那樣封閉,在順治到康熙二十四年的30年的時間裏。清朝一度斷絕了和外來的往來,康熙二十四年開放四個沿海港口,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發生了英國人 (James Flint)駕船闖入寧波,定海,天津事件導致關閉了除廣州之外的其餘三個港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即使如此,清朝和其他國家的海外貿易量還是在逐步增加,而且在其餘三個港口也並不是完全關閉,主要是針對當事的歐美國家的行爲,特別是英國和荷蘭,其他的南洋國家並不這裡限制範圍,列如在乾隆四十六年西班牙商人就在廈門交易了大量貨物。還有對於清朝的本國國民並不受這個限制,如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浙閩各商攜帶吐絲及二產湖絲往柔佛各國貿易”。道光十年即1830年,從三個港口駛出的商船達到二百多艘,可以看出事實上其他口岸也沒有完全關閉,是一種限制政策,南洋各國以及日本朝鮮的船隻,在清朝的各個口岸基本都可以停靠貿易的。事實上關於乾隆至英王的赦玆中也有斷章取義之嫌,往往都提到前面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來説明當時清朝是閉關的,但是事實上這個還有下文,下文應該還有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巾,維西洋各國及爾囯必須之物,是以恩加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卑得日用有資,並佔餘潤,整句話固然有狂傲恩賜的思想,但是並沒有說要與其它國家斷絕商業往來的意思,所以說清朝並不是說要斷絕與外界的往來,可以說在鴉片戰爭之前清朝都是自願和其他國傢貿易的。但是這裡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事情那就是鴉片,其後英國美國荷蘭為了擺脫對清朝的貿易逆差,開始向中國輸出鴉片,即統計從雍正十年即1729年到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就達到65万箱,平均每年輸入近四千箱,到嘉慶五年即1800年中國開始由入超轉爲出超,正是因爲鴉片導致清朝和外國進一步斷絕貿易的,但是也應當要說清朝對於國内的海外貿易船隻的限制也限制了,整個清朝的造船業的發展,如;康熙二十三年規定出海船隻不得超過五百石,康熙五十六年即1717年 規定出海貿易三年内准會原籍,三年之後不歸原籍,這些措施也進一步限制了清朝海外貿易的觸角,同時也限制了造船的需求,使得造船業得不到大規模的發展,可以說這中間的害處也是有的。

所以說清朝還是在一定程度和外界保持着接觸,從清朝本身的經濟體制來看,清朝主要是依靠小農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並不需要大規模的開放進行貿易,從當時歷史環境來説也是可以理解的,儅你不需要更多的產品的時候,你自然就會減少去購買商品的欲望,再加上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思維,出現這種情況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一味的強調清朝禁海也不是事實。

關於清朝其他的地方比如民族政策疆域以及軍事制度等等這些問題就不在這裡繼續復述了,有興趣的網友可以接著往下寫,但是我希望接著寫的朋友能站在中立客觀的角度去評説,這樣才更有參考價值。

綜上所述,清朝在其200多年的歷史上,在前期還是有相當的貢獻比如在經濟上的成就以及鞏固了邊境加強少數民族和中央政府之間的聯係等等,但是也由於是由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所產生的種種恐懼心理所帶來的弊端也不少,比如文字獄殘暴鎮壓反清起義等等,導致漢族和滿族之間的長期對立情緒,民間的反清起義此起彼浮,太平天國起義和辛亥革命不能不說和這種情緒有關,清朝這個中國末代王朝,錯過了整個世界的革命性的發展,而最後淪落,不能不說是歷史的悲劇。當然這也不能完全怪清朝,中國背向了世界,早在明朝就已經開始了,清不過是個延續罷了,中國封建王權在此已經走了2000多年的歷史,要改變它談何容易,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肯定不夠的,不說別的單説思想,要改變2000多年的思維模式,生活習慣,倫理規則等絕對不是依靠内部力量可以完成的,而且在明朝和清朝的整整500來年的歷史裏面,在整個東亞幾乎是無人可以匹敵,而歐洲距離中國又太遠,即使當時的中國人到達了歐洲由於地理的隔絕,也不可能對中國產生太大的影響力,一個缺乏外部威脅的國家走上保守和自閉是必然的,這也是爲什麽今天的美國人要到處尋找對手,只有強悍的對手才能讓自己更加容易審視自己,變革自己,但是遺憾的是在明清時期,卻沒有出現過這種能夠威脅到當時中華民族的對手,我們可以縱觀中國歷史的每一次變法圖強運動,那一次不是在外敵的威脅下,才有這種舉動的,說到這裡很多人會說到火器的運用,明朝的火器真的是明朝願意採用的麽?我看未必,從努爾哈赤叛亂之前,明朝的火器有過大的突破麽,誰能告訴我,我可以直面的說沒有,明朝雖然有大量的火器部隊但是大家都忽略了這些火器部隊根本就無法獨立承擔作戰任何,那個時代的技術限制了火器的大規模應用,騎兵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歐洲都是陸地的霸主,明王朝能夠橫掃蒙古,靠的不是火器而是騎兵,騎兵的絕對優勢的機動力,使當時所有軍種都無法抗拒的,明朝即使在面對滿族的叛亂的時候,其最爲精銳的部隊還是騎兵,以関寧鉄騎為代表,由於不能從蒙古和遼東獲得戰馬,才使得這些騎兵建樹不打,戰爭畢竟打得是消耗,戰馬的消耗無疑是明王朝後期不能承受的。反之如果明王朝有穩定的戰馬供應,我相信明朝還是會以騎兵為主要戰鬥力量,到了清朝,早期騎兵的優勢依舊非常明顯,不把精力投到優勢的兵種上去反而把精力投到火器的研製上去,除非你是穿越者否則按照歷史任何角度來説,都不會選擇這條路,歐洲的火器發展迅速,也是在18世紀隨發槍出現之後的事情,換句話說以以前的火器部隊根本就無法和強大的騎兵部隊作戰,何況當時的火器部隊還需要大量的長槍兵來保護,長槍兵是做什麽用的,不就是用來對付騎兵的麽?站在當時的歷史角度下,誰也無法預先知道最後是火器部隊取代騎兵,即使在歐洲也是如此,哥薩克騎兵直到一次世界大戰仍然是戰功赫赫,真正完全取代騎兵的還得等到後來的坦克的出現,二戰時期的日本鬼子也組建了大量的騎兵部隊,固然是因爲中國的地形原因還有日本資源匱乏的原因,可是端着步槍的國軍,能保證說在平原地區打敗這些騎兵部隊麽?至於有人說清朝是怕漢人掌握了火器製造而造反,我想固然有這個原因,但是反過來明朝政府就不怕那麽農民起義軍掌握了火器製造的技術麽?明朝政府不是一樣把火器製造設為官府的直接管理之下,甚至工匠都要受到嚴格的監督,這恐怕也是為了防着誰吧。所以說不要一說到清朝就縂是上綱上綫,歷史已經發生並且已經過去了,作爲後來人的我們只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審視這從前的歷史,從中找到我們需要借鑑的地方歷史給與我們的難道不是這些麽?糾纏于那些歷史的恩恩怨怨,誰又能找到源頭呢?

注:關於有些人說清朝閹割了中華民族的剛烈精神的人,我勸你好好去看看從1840年有多少各個民族的兒女在對抗外來入侵的時候,堅強的戰鬥,從虎門到鎮海天津 從三元里到義和團 從鎮南関到北洋水師 雖然這些人都失敗了 但是他們多數人的剛烈保家衛國的精神不是依舊還在麽?這其中也有許許多多的滿族人蒙古族人回族人還有哪些在窮山惡水裏掙扎着生活的少數民族勇士們,他們那點像是被閹割了的人。說這些話的人先想想你們講這話的時候對得起那些戰死在對抗外來侵略的英雄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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