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谈判

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谈判

6月6日在旧金山会议上,斯退丁纽斯告诉宋子文,斯大林希望他在7月1日以前去莫斯科。三天以后,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把斯大林对霍普金斯所作的保证以及雅尔塔协定的情况告诉了宋子文。杜鲁门是把他给赫尔利电文的抄本(其中谈到这些情况)拿给宋子文看的;赫尔利将在6月15日把这份电文转交给蒋介石。6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当时已任副国务卿的格鲁,还会见了杜鲁门,目的是为了想知道究竟美国政府答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但是格鲁和杜鲁门都没法确切说明雅尔塔条款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

很明显,6月12日,苏联大使已在重庆把有关苏联参战的条件告诉蒋介石,但他没有提到斯大林向霍普金斯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保证。赫尔利在6月15日把华盛顿的信件转给蒋介石的时候,蒋建议:不管中苏签订的是什么条约,美国和英国都应参与;旅顺口应成为四大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共用的海军基地,四大国也应讨论把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得到的是苏联保证遵守它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

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并开始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谈判。起初,苏方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满洲让与苏联一块军事区域,包括大连、旅顺及其周围地区与海域;同意由苏联独占满洲的铁路和与之有关的煤矿、工厂及其他企业。而在苏联方面,斯大林答应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支持蒋介石,不援助蒋的国内敌人。苏联的条件大大超出了对雅尔塔协定的任何合理的解释,而且也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能够作出的让步的范围。虽然俄国人表示愿意作出某些妥协,但他们坚决要求大连必须包括在他们所建议的军事区域内,满洲的铁路必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几点上,宋子文不能作出让步;7月14日,他回到重庆同本国政府磋商。

由于贝尔纳斯和史汀生已提醒过杜鲁门:苏联对满洲铁路的控制可能导致俄国人垄断满洲的经济,而“门户开放”就完结了,因此,7月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位苏联独裁者说,大连应成为一个自由港,并且明显地作出保证,他不会利用他所希望获得的铁路特权来阻碍美国在满洲的贸易。

中苏谈判于8月7日在莫斯科继续进行。宋子文很不乐意地又到莫斯科去了,和他同去的是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王是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名义上的负责人。美国大使哈里曼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强烈反对把大连包括在拟议中的军事区域内,并竭力主张,大连应成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但斯大林掌握着主动权:他的部队现在正源源开进满洲,而且在8月10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因此,宋子文作了让步。他同意大连可以包括在苏联的租借区内,以换取斯大林的许诺,即在和平时期他不在大连行使军事权力;在铁路管理问题上,他进一步对某些细节作了让步;在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不给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敌人以任何帮助的问题上,他接受了措词不太明确的提法,而哈里曼和贝尔纳斯则认为提法应更明确些。但宋子文认为“这完全是一个信用问题”,的确,事情是这样的。宋认为他已获得了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说,总的说来他是满意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该条约附有两个照会和四个协定。根据条约的条款规定,苏中双方同意在继续对日作战方面相互协作(第一条);非经彼此同意,不单独同没有放弃一切侵略企图的任何日本政府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或和约(第二条)。条约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如遭到日本的新的进攻,缔约国他方应给予军事援助(第三条)。双方都不缔结或参加任何反对另一方的同盟(第四条)。双方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第五条)。而且,双方进一步“为了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复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第六条)。条约有效期限为三十年,并规定,条约期满时如不通知废止,则该条约继续有效。

在条约的第一个照会中,苏联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还同意尊重中国对于东三省(满洲)的主权,并承认东三省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苏联还进一步确认,苏联无意干涉新疆。在第二个照会中,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作为国界。”

满洲铁路协定规定,由满洲里到绥汾河及由哈尔滨到大连、旅顺口的干线,合并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这个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条约并规定:

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

一切其他铁路和附属事业,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第一条)。

中国长春铁路委托给中苏合办的公司经营;该公司设理事会,由理事十名组成,两国政府各派理事五名(第三条)。理事长由中国人担任,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中长铁路局局长由苏联公民担任,副局长一人由中国人担任(第六条)。局长以下的职员,根据局长的提名由理事会派任。条约明确规定,中长铁路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企业(第一条),只有在对日作战时期才能用于运输苏联军队(第十条)。中国政府负责保护铁路,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第九条)。

根据第二个协定,苏联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海港供苏联和中国的军舰及商船使用(第一条和第二条)。海军根据地的防护,委托苏联政府办理(第四条),苏联有权在该根据地驻军(第六条);军事管理由五人组成的中苏军事委员会担任,苏联政府派任三名委员,其中一人为委员长(第三条)。民政管理由中国担任,但是官员的任免必须得到苏联军事当局的同意(第五条)。该协定的附件重新规定了海军根据地区域的地理地界,新地界同原关东租借地的地界大致相同,重要的不同点是新地界不包括大连。

根据第三个协定,大连成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和航运一律开放。但是,该协定的议定书规定,中国把港口所有工事和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中长路当局在征得大连市市长同意后派一位苏联人员担任。副主任应是中国人,依同样手续派任。通过大连经中长路转运的俄国进出口物资均免除关税,但是,由该港进入中国的物资及由该港出口的物资须缴纳进出口税。在旅顺口设定的军事统制只有在对日作战的情况下才能行之于大连。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和关于大连的协定,同条约本身一样,有效期为三十年。

第四个中苏协定是关于在满洲的苏军与该地中国行政当局的关系。协定规定,有关作战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在作战地带,属于苏军总司令。但是,协定规定,中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复的领土上,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以保证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合作,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的积极合作。中国军事代表团派驻苏军总司令部,以保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之间的联络。对中国公民的司法权一般由中国行使。有关财政事项,另定协定。

关于满洲的各项协定的总的结果是,苏联得到了实质上是帝俄从1898年至1904年期间享受过的同样的法定权利;主要的区别是新协定不给予在满洲的苏联公民以治外法权,不恢复帝俄曾经在铁路区域内一度行使过的行政和警察的权力。在给予苏联这些特权上所作的让步,无疑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悔恨,因为这同以前要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倾向相比,是一个大倒退。从中国人坚称他们对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的观点来看,对外蒙古独立的事实上的承认,又是一帖苦药。

然而,对中国谈判者来说,取得的成果是,苏联保证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话算数的话,那么,条约及其必然的结果是阻止了苏联支持中共反对中国政府,并迫使苏联帮助中国政府重新控制由苏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那些地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得到的东西比它在条约中所失去的要多得多。8月25日,中国方面批准了该条约,并在第二天公布了该项条约和有关的协定。中国报界跟着官方欢呼条约是对中国的和平与安全的保证,并且盛赞苏联的政策。美国也表示赞同。8月27日,国务卿说,他认为条约及有关诸协定“在中苏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9月10日的一个电报中却发出了警告。这份电报暗示,虽然苏联政府答应不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是想消除人们对中共可能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任何怀疑,但是俄国人还是可能通过苏联共产党控制中共。电报也预料说,在满洲的苏联当局会鼓励在那里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

如果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定,那么,这些悲观的预见就不会象后来的事实那样很快地实现了。但是,我们将看到,赫尔利将军寻求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于是,当日本人投降时,中国重新爆发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开始了一场新的危机,一次比满清王朝崩溃以来所发生过的任何变化更为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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