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军事统一战线的思想原则


抗日战争期间,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当时处境维艰的红军来说,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与各种武装力量周旋以争取其共同抗日,这是对共产党这个新生党派的考验。


大家都知道,以国共军事合作为主体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军事联盟。双方各自保持着对自己军队的领导权,既相互配合又相对独立。双方貌合神离,蒋介石从未放弃过消灭我党吞并我军的野心,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博弈中真正做到了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思想原则,并成功地把它们运用于军事统战实践,在实践中使之不断完善和发展,并使自己的力量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壮大。


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友军原则


(一)认清矛盾,争取最大多数的抗日武装力量


整个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在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诸矛盾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对社会矛盾状况的这种正确认识就成为我们党抗战时期军事统一战线全部政策的前提和依据。由此出发,当时我们面对的最主要敌人就是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党的任务,就是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作为友军,形成全民族抗战的格局,共同打败日寇,取得抗战的胜利。


需要强调的是,争取最大多数的抗日武装力量,必须克服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瓦窑堡会议上,我们党就已认识到关门主义对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危害性,因为它把本来能够争取的抗日友军拒之于门外,甚至推向敌人的阵营。与关门主义相反,就是要把握时局,把握矛盾和统一规律,一方面,“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即使这种同盟是暂时的、松散的。


(二)在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基础上提出团结各种友军的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抗日武装除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外,主要还有:①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②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③蒙回等少数民族组织的抗日部队;④地主的民团武装;⑤土匪会门中的抗日队伍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武装队伍,尽管他们的性质、特点、背景及主张各不相同,但只要主张抗日救亡(虽然有暂时或勉强的一面),都是我们要团结的抗日武装力量。我们对其总的方针是团结和争取,而不是分化与瓦解。


为了团结这些抗日友军,使他们能够坚持在反日战线中,我党我军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和工作。(1)设立专门机构,提供组织保证。全面抗战之初,我军就在各级政治部(处)设立民运指导部,其职责之一就是对友军工作。到1938年11月,又另在各级政治机关设联络部,专门负责联络友军工作。(2)党规定,不在友党友军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3)对驻地周围的友军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大力开展和友军的联络工作。党多次强调,交朋友是扩大友军的主要方式。利用与友军有社会关系的党员,通过精神和物质的方式,主动不间断地给友军以联络和帮助,并免除友军家属的一切劳役与捐税。(4)对友军的团结并不否认对它的批评帮助。但这种批评应适时、谨慎,注意策略。四十年代初,针对军事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倾向和抗战中的困难,党中央要求在对外宣传时,“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这样,既批评了国民党内的投降倾向,堵住了其投降之路,又避免了与其正面交锋,使其停留在军事统一战线中。(5)对友军的团结并不意味着把一切友军都八路军新四军化。为此,我们党提出“外围军”的思想。即使是愿意受我方收编指挥去抗日的友军,也只把它看作是环绕在八路军新四军(骨干军)周围的“外围军”,在要求上对骨干军严格而外围军则宽大。


除了上述团结友军的一般政策外,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依照各种友军的不同性质、特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决定我党我军的对策,成为党成功进行军事统战工作的要诀。就国民党军队而言,它从整体上可分为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即使在抗战时期,蒋介石分化与消灭异己的企图也没有消除,利用非嫡系军队打头阵甚至乘机消灭的例子有很多。徐州会战时蒋系军队拒援桂军致使其受挫就是一明证。对此,我们党提出“争取受国民党压迫歧视的军队与我靠拢”的政策。


少数民族武装、土匪会门武装、民团等杂牌抗日武装,往往带有较浓的封建色彩和小团体主义,容易游离于人民武装和敌伪军之间,对他们需要谨慎的引导和彻底的改造。在民族地区,我们党坚持民族自治与共同抗日的政策,在团结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战的同时,努力争取领导这些武装的民族上层分子(如德王)到抗战中来,从而粉碎了日军挑拨各民族关系的阴谋,在这些地区成功地开辟了大青山、琼崖等抗日根据地,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对土匪、会门、民团等武装,则采取有步骤地争取与改造政策,从其现有的政治水平出发教育和提高,作适当的迁就与让步;适当地鼓励与表扬他们的进步。正如徐向前所说的,这是使他们投身于抗战的洪流,“提高他们政治的组织的战斗的积极性最好的方法”。但对那些勾结日军、坚决反共的旧式武装,则坚决消灭之。


一般来说,抗战初期的军事统一战线中,友军的表现比较积极。但到相持阶段便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这时,我们党依据实际对这些队伍分门别类,采取相应的政策:(1)对已经与日军勾结好而坚决反共的即隐藏的汉奸队伍,在政治上,揭露其汉奸事实,使群众不为蒙蔽,同时建立或恢复党的秘密组织从内部瓦解之;在军事上,坚决打击直到消灭它。(2)对尚未与日军勾结但也坚决反共的即真正的顽固派队伍,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继续联络,给他们制造机会与日作战并加以赞扬,在其有被歼灭危险时予以帮助;另一方面指出反共必然走向投降,对其反共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3)对暂守中立的队伍,照顾它的利益,在言论上互相尊重,防地给养上实行互让,对日作战中实行互助,对顽作战中不侵犯其中立地位,争取使它继续抗日成为我们的外围军。(4)对同情我党我军的进步部队,给以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在征得同意的前提下帮助其改造部队,使其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分子手中,从而不断巩固与发展,不为日军和顽军消灭。但要避免将这些进步部队直接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免其形式与内容上过分“红”而不利于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区分这些武装不是根据一时的个别现象,而是根据其本质,同时各类军队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转化的。


这些正确的政策使我党我军团结了最大多数的抗日友军,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基础。


本文内容于 2008-2-4 8:37:45 被沙漠绿胡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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