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看宋代军事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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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我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于其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以起义者与朝廷官军对抗的故事为内容,所以必然涉及到当时的诸多军事史实。而宋代又是史学家们公认的我国历史上最弱的一个朝代,多以“冗兵、冗费、冗员”和“积贫、积弱”评价之。事实上,可谓“三冗”是因,而“两积”是果。通过《水浒传》中的一些描写,我们略加分析,就能够明白形成这种军事弊端的原因。



经过唐末五代时的战乱,不仅民心思安,就连宋朝的统治者也一心盼望安定。与唐朝相比,宋朝在某些程度上的确安定了许多,以往那些困扰封建王朝的痼疾,如外戚篡权、藩镇割据、宦官干政等类似的状况,从宋朝开国直至灭亡都没有发生过。但是,宋朝并没有因此而强大,其原因是为了追求表面上的安定,于是在许多军国大政的问题上无原则地迁就。至于宋朝对外采取的“作揖主义”的政策,这里就不多说了。对内,特别是对军队,宋王朝同样姑息迁就,结果使“三冗”、“两积”的现象愈演愈烈。



在《水浒》中常见的区分军队类别的两个词,就是“禁军”和“厢军”。所谓“厢军”,是地方守备部队,而“禁军”则是直属于皇帝的首都卫戍部队。在不同的朝代,禁军有不同的称呼,如“虎贲”、“羽林万骑”、“金吾”等……但一般都是在军队中所占比例不大的精锐部队。然而,宋朝的百万大军之中,禁军的编制却占据了绝大多数,《水浒》中所说的“八十万禁军”,其实一点都不夸张。由于唐朝军权旁落,最后导致藩镇割据与叛乱,大概宋朝以此为前车之鉴,所以把几乎全部军队都由皇帝直接统辖。可惜,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却根本多少战斗力,在平时无所事事,而战乱时刻又无济于事。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兵源。在宋朝前后的各个朝代,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兵役制”或“府兵制”,兵役制是用法律形式规定百姓必须无偿服役,并有一定期限;府兵制是“寓兵于农”的预备役制度,既政府为府兵授予一定的耕地,平日务农,闲暇时操练,一旦有战事时则自备武器出征。只有这两种方式都不能满足足够的员额时,才会用“募兵制”作为补充——征召雇佣兵。但是,由于在唐朝末年土地兼并现象异常剧烈,使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或佃农(即《水浒》中所说的“庄客”),而宋朝在开国之后又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所以府兵制根本无法实行。再加上唐末五代以来,兵源大多是招募而来,宋朝自然也继承了以募兵制为主的征兵方式。



但是,宋朝的募兵制却走了另一个极端,使军营变成了一个大收容所。每当某地发生饥荒时,政府便将一批饥民招募为兵,以防由于饥荒而引起的变乱。然而,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因为平均每名士卒的军饷是每年十贯钱,按当时的价格可以买十亩耕地。



为什么宋江会翘首以待地盼望着朝廷的招安?他为什么会对招安信心十足?这又涉及到宋朝的另一个“惯例”了——对已经发生的暴动或民变,基本上都是采用“安抚”的态度,办法同样是将这些暴徒强梁招募为兵,对其首领还授以军职。难怪在宋朝流行这样一句话——“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种“招安”方式,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渐渐地,这些“雇佣兵”被养出了惰性。在以往的朝代,如果百姓们得知朝廷征兵,人人逃之犹恐不及,甚至会自残手足以避免征召;而军中的士卒,最大的愿望就是解甲归田。但到了宋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皇帝下令解散某支军队,就等于砸了那些当兵的饭碗,士卒不反了才怪呢。



禁军们养尊处优,但戍守边塞的任务总要有人去的,于是只好交给发配的犯人了。令犯人戍边,在以往也曾有过先例,但依然是在宋朝才达到了高峰。为什么《水浒》中“发配”和“充军”是一个意义,大家都明白了吧?可是,这些充军的犯人们自然不会死心塌地为朝廷效力,所以边塞上的逃亡事件层出不穷,许多逃亡的犯人成了辽和西夏的内应,“充军”简直成为变相的“资敌”。



面对这样的军队,大概就算是孙武子复生,也未必能够使之具有战斗力,而宋王朝在“招募——供养——再招募——再供养”的怪圈中根本走不出来,以至于许多部队不得不驻扎在物产富庶的地方,并不是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仅仅是因为那里易于筹措军粮,因此这些驻军也被称为“粮军”。这样一支臃肿且没有战斗力的军队,正是造成“冗员、冗兵”的根本原因。而政府再将绝大多数的税收去供养他们,“冗费”开支日益庞大,财政越来越难以负担,终于导致“积贫”。这样的政策、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制度,如果国家不因此而“积弱”,那反倒是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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