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落后并非始自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读过几年书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其实,那场战争1840年6月的第一役,首先开炮的英军并未得到国会向中国宣战的战书,首批战斗部队也仅16艘军舰、28艘运输船、540门大炮、4000余名士兵,外加4艘新的武装蒸汽轮船;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规模非常有限的更多呆在印度的远征军,开战伊始就确立了“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的作战方案,迅速绕过广东、福建,“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

英军嚣张之极,但自有其狂傲的原因。接下来的谈判证明了这一点,一位在谈判现场的英国军官说,中国的代表对外交家一向均极为重视的条约字句和语法,皆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唯一巴望的是英军赶快离开。

1857年12月28日广州的交火,更是势如摧枯拉朽,联军24小时的炮击,几近将广州夷为平地,每一炮几乎都准确地打中城头的目标。1884年的中法战争,次于英国的法军马江之战,中国南洋海军仅持续了40分钟,9艘主力舰被击沉击毁,逃脱的2舰亦负伤累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中国舰队的旗舰在开战的第一分钟就被鱼雷击沉。此一役中国福州的兵工厂和码头皆遭摧毁,中国军队521人阵亡,51人失踪,而法军仅战死5人。

怪不得当时的英国首相巴麦尊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事实又何尝不是如此。1860年10月圆明园烧成一片焦土之日,中国皇帝就早已仓皇迁出皇宫,一路狼狈西逃。想来,入侵者当年没有一口气顺势拿下紫禁城,并非不可取,而是不便取。紫禁城被拿下,皇帝还有何颜面撑下去,中国在无统一号令的混乱中,如果个个奋起,节节抵抗,人人自保,反倒不利。英军压根就没有打算去犯这两年美军的错误,美军在巴格达虽然拉下了萨达姆,却使伊拉克怎么也理不顺,只能不断地填进官兵,当年的英军凭武力威慑牵着中国皇帝的鼻子,乖乖地为西方列强源源不断地供上银子。

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国力,而国力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军队素质、国家人财物的调度能力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首要因素是经济实力。

1973年第九次中东战争,仅打了18天,每天军费消耗达6亿美元;1982年英阿冲突,马岛之争,英国劳师远征,平均每小时的消耗为120万美元。当然,向前推一百余年,战争消耗没有这么大,但同样打仗就是打钱,打实力。

“海军至今不名一钱,不得一将”,李鸿章战前为此呼吁;战后更加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就可敷衍一时”。再看甲午海战期间,我们的两大舰队的往返电文。北洋致南洋电文:“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回北洋电文:“无兵可调,无饷可筹。”据说,李鸿章访美期间华盛顿赴纽约,随员某君先行预为布置,来电请示,只是为了住房的价钱:“一等每间每日180元,二等减半,三、四等递减。”李鸿章阅电咋舌,斟酌再三,始电复,令订二等一间(自己居住),三四等各五间(随员、仆人分居之)。国弱至此,信夫!

道光时就有东南水师5万之众,李鸿章时更有战舰25艘的北洋海军,位居世界海军第七强,却“陆军见敌即溃,海军经战即败,真成无一可恃者(严复语)”。只因军队素质惨不忍“述”。道光年间,广东水师的一次技能测试每人弓箭发5箭、鸟枪射10枪,结果吃零分的过半。编制5万之众,可用之兵区区数千。李鸿章训练出的时称“东方无敌舰队”的“北洋水师”,“其藐视武装若此,终不堪一击也!”1891年日本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应邀上“北洋水师”的“定远”舰参观,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晒裤子,如此归语同僚。素质高下甚巨的军队,加之武器相差甚远,因此如一个大沽炮台面对英法联军只能坚守不到二分半钟。

今人谈起中国的衰落,往往从鸦片战争说起。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的落后缘起于1840年,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固然,《南京条约》之后,不仅接二连三地割地赔款,而且份份效尤英国人在1843年提出的“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备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外交谈判的主动权亦已尽失。一个比一个更加严苛的条约,在经济上也使这个所谓的大国负债累累,仅一个《辛丑条约》赔偿打进家门口的外国人白银4500万两,连利息复计,中国39年间赔款总数达9822万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总计不过25000万两。穷国易战败,战败更加穷。百年后有一位伟人说过“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起,接仗即败,连连挨打,是因为此前已经落后才挨打,不是因为挨打了才开始落后。

查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其论及中国时说: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广,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勤劳,可以说,“中国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但查日本学者福叶君山著《清朝全史》,上面记载的马嘎尔尼(1793年到中国访问被迫下跪而蜚声中外)的日记,就不认为大清天朝“无所不有”了,也并不认为英国是“仰慕天朝,观习教化”。马嘎尔尼的日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能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有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有纪律和安全了。”

不,马嘎尔尼也不全对,即使有才干的人上了这艘大船,它一向以世界中心之国自居,实际上大船千疮百孔,谁在甲板上指挥,也不能保证它不沉没。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通过炮火证明了以上判断而已,这与时任“船长”的道光帝等的能力以及勤勉、节俭的个人素质,其实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就如梁启超说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谁也无力扶大厦之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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