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杀新四军名将高敬亭:蒋介石批准 毛泽东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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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原名高志原,河南新县人。1928年参加革命,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党委书记、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红军第二十八军政委等职。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他与中央失去联系,在极其困难条件下,重建红二十八军,勇敢地担负起全面领导边区党、政、军的重任。抗战爆发后,高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奋战在华中抗战一线。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错杀,死时只有32岁。今年是高敬亭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祭奠之。


鄂豫皖的斗争


1932年11月,反“围剿”失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为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下辖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高敬亭任七十五师政委。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党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1934年11月,按照中央指示,吴焕先率红二十五军主力执行战略转移,高敬亭则被安排留下坚持斗争。由于时间仓促,鄂豫皖省委没有来得及当面通知高敬亭,只派人送来了指示信。在信中,省委责成高敬亭新建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机构,重建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此时,鄂豫皖边区红军不足2000人,且正被分割包围在仅存的几小块苏区内,革命面临严重危机,失败的情绪一度弥漫在整个鄂豫皖边区上空。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危急关头,高敬亭以大无畏的气概挺身而出,在失去上级指示和援助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在当地全面领导继续反抗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1935年2月3日,红二十八军在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员(未配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一个军直属手枪团,全军仅1400余人。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始终保持1000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从1935年6月开始,红二十八军进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两个月清剿”计划失败。同年8月,高敬亭率部到达鄂东北麻城县余家冲,在军阀夏斗寅的家乡将地方大小反动官吏及反动地主、民团劣绅全部惩办。此事震动了整个鄂豫皖,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夏斗寅闻此讯,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告状。不久,敌总指挥梁冠英被撤职查办。


此后两年间,高敬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队伍继续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面对百倍于己的敌人,创造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政治上,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建立政委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军事上,坚持了红二十八军能散得开、收得拢、打得赢、拖不垮的方针;确立了“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地方上,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111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在检查其“清剿”失败原因时,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著,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然不定,兵来匪去,已成惯伎。”


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所部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数十个团,成功地歼灭其18个整营加15个整连,共约5千余人,自身也发展到3100余人。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红二十八军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1938年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了高敬亭,当面夸奖说:“中央红军长征后,你们在十分艰苦、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你们功绩很大。在敌后保存住这样一支红军部队,这是了不起的。”

战斗在抗日一线


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由鄂东北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交通员处收到从西安带回的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文件。起初,他深感意外,无论从思想和感情上都难以接受。当他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后,高敬亭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认识到历史转变关头,自己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便不计前嫌,于7月13日主动通知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卫立煌,要求派代表商谈共同抗日。7月18日,国民党派出代表在岳西县与红二十八军谈判。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有坚持党性的高风亮节,又有灵活机智的英雄本色。他向国民党代表提出红二十八军番号应由两党中央共同决定,委婉推辞了国民党任命的“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头衔。7月28日,停战协议正式签订。随即,红二十八军及所属地方武装1800余人,陆续到达七里坪,在这里设立招兵站,扩大武装;又派人到河南桐柏山区与豫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高敬亭多次在大会上强调,不要因为合作而丢掉了红军优良传统,“我们还是我们,我们仍然保持过去的阶级友爱,过去的红军作风”。


7月中旬,党中央相继派郑维山、肖望东、程启文、方毅等到达鄂豫皖。其后,董必武、叶剑英、郭述申等也到达七里坪,传达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年10月2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九团,共3100多人。高敬亭任四支队司令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


根据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东,成为新四军进军敌后最早的部队。他们在进军和县、含山等地途中,发现处处是难民,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皇军不可战胜”的论调甚嚣尘上。高敬亭决定打几个胜仗,鼓舞军民士气。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揭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也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比苏南韦岗战斗还早一个月。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5、6月间,又先后发动大小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8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


棋盘岭位于安庆至桐城之间,离桐城十几里路,安合公路从岭上穿过;路两边的高地高出公路10多米,形成一个天然要隘,卡住公路。在棋盘岭西侧,则有一个七八里长的小坡,长满小树,可以隐蔽部队。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军车通过,是我军伏击敌人运输队的有利地点。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我军9月1日在范家岗伏击了一股敌人,敌人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范家岗西侧地区,而对于棋盘岭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支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由七团政治处主任胡继亭带领,立即从驻地黄甲铺出发,到棋盘岭设伏。受命部队于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立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接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我军迅猛出击,车上200多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军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顽强抵抗。我军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敌人的6辆增援车载着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杨小店下车,从公路东面向我包围过来;接着发现敌人骑兵大队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实施包抄。此时我军的伏击任务已经胜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挥员发出信号,部队按照预案,有条不紊地从何家老屋前隐蔽徒涉小河,向长冲里方向撤出了战斗。棋牌岭伏击战,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共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皖中一带国民党溃兵如蚁、土匪为患。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及肥西的刘家老围子,肃清了皖中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四支队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1年零4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包括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枝、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

错杀与平反


当时,特别复杂的是,在诸如坚持党的独立领导、坚持大别山根据地与东进抗日等重大问题上,高敬亭的意见同当时主政华东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王明、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等都很不一致。对于这些原则分歧,出于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个人性格以及资历等因素,高敬亭都进行了坚决而激烈的抵制,从而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十分生气。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与此同时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一年后,刘少奇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没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想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率部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8月,董必武等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四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


四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四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高敬亭向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但没有得到认可。


带着满腹意见,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军长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到江北,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为敦促四支队尽快按蒋介石命令撤出皖中,1939年5月10日,叶挺军长到舒城西港冲,以军事会议形式要求高敬亭表态。高敬亭以“后方机关和医院一时走不了”为由拖延时间。叶挺断然宣布:“限两星期必须出动。”高敬亭被迫同意。但会后,他却迟迟不下东进命令,矛盾彻底激化。


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宣布高敬亭重大罪状有四:一、不服从军部领导;二、排挤延安干部;三、山头主义;四、宗派主义。高敬亭一条也不承认并以大量事实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说到大家最清楚、最公认的事实时,会场异常死寂。高敬亭沉痛地说:“红二十八军在艰难困苦中战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错!”“我们3年多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在大别山孤军作战,能坚持到今天,容易吗?”高敬亭的拒不承认,招来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被吊起用细竹条抽得遍体鳞伤。肉体的伤害更激起无比义愤,高敬亭怒声责问:“过去都不知道你们搞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你们搞什么的?现在来整我。”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蒋介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项英等领导人,在未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执行了这一电令,从而出现了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借国民党刀杀自己高级将领的怪事。年仅32岁的高敬亭在刑场上大义凛然地说:“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随后含冤就义。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可是,历史的遗憾已经铸成。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说:“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指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1977年4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一生的历史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宣布给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至此,高敬亭38年沉冤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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