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李先念不顾受批判 呕心赈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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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各地纷纷告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受到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参与作出并组织实施了一些重要决策,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B]直陈粮食危机 [/B]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显。庐山会议后,又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加之从这年起,全国大面积农田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各地纷纷告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不顾自己刚刚受到错误批判,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情况,参与作出并组织实施了一些重要决策,为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直陈粮食危机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到1959年下半年暴露得更加明显。庐山会议后,又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加之从这年起,全国大面积农田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致使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实际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粮食为433斤,比1957年减少170斤。


—些干部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不敢讲真话、实话,粮食虚假的高产数字降不下来,1960年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6000亿斤。这样就使中央原来确定的粮食“三定”政策受到破坏,带来了粮食的高征购。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征购了农民的一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1960年、1961年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区只有几两。


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数量过高,征购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城市和工矿所需口粮也难以正常供应,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发生浮肿病,人们不得不靠挖野菜、捋树叶、挖观音土充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


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李先念不顾自己刚遭到错误批评,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提出解决意见。1月13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4月16日,他又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泽东正靠在床上看书。毛泽东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是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泽东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毛泽东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毛泽东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毛泽东便留李先念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李先念从毛泽东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深入调查研究


当时,李先念还亲自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1960年6月至7月,李先念受中央委托,到河南信阳地区调查。他发现,饿死人比较多的光山县是信阳地区的一个重灾区,搞浮夸最严重,县里干部竟然宣称亩产高达万斤。李先念又到郑州,听取了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这位负责人仍然不能面对现实,还滔滔不绝地说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


李先念回京后,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河南信阳的情况。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问题。李先念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共产风”严重而暴露较早的河南、山东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这位负责人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共信阳地委积极开展了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阅后,于同年12月31日和1961年1月1日两次批示,将此报告发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随即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引起各地重视,不再发生类似问题。


四项应急措施


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李先念就粮食问题,先后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6个报告,在10次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两篇报告和两次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指出了粮食购销和调运的紧急状况,提出应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且呕心沥血地组织实施,使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


[第一项应急措施] 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


从1960年初开始,粮食缺口大已经显现,粮食调运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为保证完成粮食紧急调运任务,李先念提议,经中共中央于2月21日批准,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并决定由李先念负责,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


1960年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未解决。7月5日,李先念和谭震林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来报送了最近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的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万分火急,李先念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毛泽东和中央写报告。报告中说:“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他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李先念告急时,李先念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地区。李先念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度过春荒。


杨少桥回忆说:“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


李先念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


[第二项应急措施] 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确保城乡居民的基本口粮供应


1960年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农村口粮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自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等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李先念经过反复研究,提出设想: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400斤:第二种类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11个省区,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320斤:第三种类型:吉林、黑龙江、内蒙东部三省区,按照400斤左右原粮安排;辽宁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粮食销量,要从上年度的590亿斤减少到550亿斤,减少40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李先念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不能降低;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可以适当照顾,但要与远郊区接近。


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同年10月8日,李先念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


[第三项应急措施] 从国外进口粮食


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此前,陈云曾向粮食部提出进口粮食的意见。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度过灾荒大有好处。”


周恩来于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信,用毛笔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用铅笔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经李先念、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1961年2月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批粮食抵达天津港。当时,把船上的散装粮食卸到火车厢里,开始是用铁抓斗,但撒漏多,后由沈鸿和粮食部科研所负责人傅立民研制出真空吸粮机,把粮食从轮船中吸出来,解决了装卸粮食遇到的这一难题。


由于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进口粮食43亿斤,首先调运给京、津、沪、辽和重灾区,避免了粮食脱销的危险。从1961年到1965年,共进口粮食547亿斤,年平均进口为109.4亿斤;出口粮食127亿斤,年平均出口25.4亿斤。进出口相抵,净进口粮食420亿斤,年平均净进口84亿斤。这对于解决当时全国人民吃饭问题,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项应急措施] 减少城镇人口


进口粮食绝大部分用于供应1.3亿城市居民。光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陈云、李先念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陈云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于1961年4月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


李先念同陈云想到一起去了。李先念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的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的缺口。怎么解决缺少的50亿斤粮食呢?经过调查研究,他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并附有陈国栋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藁城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


他在信中写道:为解决50亿斤的粮食缺口,他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个方案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李先念采用第二方案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


1963年8月李先念在谈到两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指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过去两年中,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底,全国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人数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万八千人,全国城镇人口共有一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人。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零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二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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