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统帅曾立昌的慷慨悲歌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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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后人论太平天国之失败,多以为其不应建都天京(今南京),有人更指出应按天王的策略,暂都开封,在黄河南岸与清廷的首都北京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阵势,然后派大军渡河,直攻北京,有坚固的后方源源支援前线,在当时的形势下,拿下北京当不成问题。由于杨秀清执意定都南京,造成偏安局面,犯下了策略上根本性的大错误。不过,太平天国若在定都南京后以全力底定东南,而后出师北伐,如朱元璋之取元朝,尚不失为中策。可是杨秀清一误再误,在策略上犯了根本性大错误之后,又在战略上犯下另一个大错误,即派孤军北伐。当北伐军因兵乏粮缺只得从天津退却后

后人论太平天国之失败,多以为其不应建都天京(今南京),有人更指出应按天王的策略,暂都开封,在黄河南岸与清廷的首都北京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阵势,然后派大军渡河,直攻北京,有坚固的后方源源支援前线,在当时的形势下,拿下北京当不成问题。由于杨秀清执意定都南京,造成偏安局面,犯下了策略上根本性的大错误。不过,太平天国若在定都南京后以全力底定东南,而后出师北伐,如朱元璋之取元朝,尚不失为中策。可是杨秀清一误再误,在策略上犯了根本性大错误之后,又在战略上犯下另一个大错误,即派孤军北伐。当北伐军因兵乏粮缺只得从天津退却后,杨秀清不是下令迅速合师南归,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派遣援军,再投孤注。


因为杨秀清的不智决策,使得太平天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北伐军被断送,也让北伐援军的统帅——即本文的主角曾立昌成为了悲剧英雄。不过,如果曾立昌没有扩军不治军,而能驭下有方,成功地统援军与北伐军会合的话,则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也。

固守扬州,坚忍不拔


曾立昌(?-1854),太平军将领,死后被追封为径王(一作立王)。广西浔州(今桂平县、位武宣县东南)人。咸丰三年(1853)三月,职任指挥,旋升检点,随林凤祥、李开芳大军渡江攻占扬州。不久林、李率军北伐,曾立昌受命留守扬州,其后多次击败江北大营围城清军。正是在扬州守卫战中,曾立昌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守将的风范,开始在太平军将领中崭露头角,后为东王杨秀清所看重。


扬州孤悬江北,扼运河之吭,京漕之所系,为清廷与太平军的必争之地。因此清“闽浙总督慧成、署漕运总督查文经、漕运总督福济、左副都御史雷以诚、钦差大臣琦善,联翩来犯,四环以攻围……又铸铜铁炮,重万五千余斤以轰城。”扬州城中太平军只有数千人,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曾立昌没有采取以硬碰硬,而是“守险不守陴,以城狭,夹城立板,上施楼橹,置卒为备御。”因州城窄狭,太平军便在路旁支铺板做楼,宽约二、三丈,高与城齐,叫做跑马楼。清肃州镇总兵双来,趁着有几处城垣被大炮击坍,架云梯登上了跑马楼。立昌待敌人既上,“即命左右焚板,烟焰弥空,清兵不能下,守卒枪炮仰击,毙者无算,双来裹伤坠城而免,损其二齿。”双来不甘心失败,又造楼船来攻,立昌焚其船,开城纵击,斩双来,清军为之丧气。


由于立昌固守城池,多次击退来犯之敌。清军屡攻不下,便改用围困战略,“城围四合,内外不通,粮尽,猫狗鼠雀复为之俱空,立昌飞书求救,天京援师再发,皆不得至,健将曾锦发等皆死,城中绝援久,食及蔓草皮箱”。在四面被围,粮食将尽的情况下,立昌仍激励麾下,矢志固守,并不时出击,以待援军。


也许是早期的太平军将士在洪秀全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鼓舞下,信赖上帝的保佑,笃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则上天堂”,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但我更愿相信是曾立昌和太平军出于军人的使命感,而以誓死守城为本分,才使得城屡危殆,清军就是无法攻克,从而为天京派兵增援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十一月,东王“拔赖汉英于删书衙,命统众援扬州,大战于三汊河,转战转前”,太平军援军冲破三汊河防线,抵达扬州。曾立昌趁机在援军帮助下,会同赖汉英等军及大部分民众撤出扬州,经瓜洲(位扬州市南、长江北岸)回天京。


经过这场战役,太平军虽失守扬州,“然挫数倍之敌,全师而反,朝中为之振,与役者皆授平胡加一等,立昌以功封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由此声威大振,后人赞曰:“立昌在扬州,众不过一旅,城不过兼寻,环而攻者三总督,而能坚守不下,奋翼重围,不可谓不坚忍也。”


受命北援,震动京师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直捣清朝的老巢北京,遂于癸好三年(1853)四月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北伐。


北伐军按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诏谕“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略地而磨时日”,一路行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清廷大为恐慌,集合起北方全部兵力进行堵截围攻,并加强各地防守。北伐军一路血战,经河南转入山西境时已兵员大减。到秋季,攻入直隶(今河北),进逼天津,迫近北京。由于孤军深入,粮饷弹药不济,清廷又决运河堤放水,调集重兵合围进剿,北伐军交战受挫,只得屯兵静海、独流镇固守,并派人潜回天京求援,后又退至阜城(今河北省阜城县)待援。


天京接林凤祥报告后,决定选将统兵北援。一般人识别将才,往往注重其是否勇敢,杨秀清亦然,因而将目光投向了曾立昌。然而,勇敢只是将领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之一,仅仅有勇敢甚至连当好一个士兵都不够格。《孙子》更是强调选拔将帅要讲求“智信仁勇严”,即作为一名将领,应有为将的才智,应当赏罚有信,体恤部下,还应作战勇敢,治军严明。纵观曾立昌的戎马生涯,“智仁勇”多少有之,但却缺乏“信严”,并不适合统领大军独当一面。


遗憾的是杨秀清以偏概全,以曾立昌“坚忍不拔,有大将才”,在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七派他与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组建北伐援军,共七千五百人增援北伐。


北伐援军自安庆出发,二月初八日从蟠龙集渡黄河,在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然后兵分三路向山东挺进,势如破竹。援军鉴于兵力有限,一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当时援军途经之苏、鲁省由于黄河连年决口,水灾十分严重,难民“流离转徒,饿殍遍野”,清廷却不顾民生疾苦,以修河道为名强派劳役,征敛赋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故援军一到,当地大批捻党、盐贩、白莲教徒、天理教徒、灾民、饥民、水手等纷纷参军。“自金乡入鲁,连克巨野、郓城,分兵略地,会于寿张之张秋镇。郓、巨各属,山泽纵横,素为捻、幅渊薮,目太平军势大,纷起响应,日投营者如市,声威大振,阳谷、莘县、冠县,皆如破竹”,援军队伍迅速扩大,“统计新旧裹胁者共五、六万人”。红巾帕头,旗帜五色,“马步夹杂横广十余里,自朝至暮始行过完”。


古代兵家早就指出,只有良将,没有纪律严明的军队也是不行的,所以严明法纪,赏罚必信,动有节制是使军队团结一致,增强战斗力的必要保证。而北伐援军在很短的时间内队伍就膨胀了七八倍,但因战事紧张,扩军心切,援军将领对投军者不加鉴别,一概收留,待其入伍后,又未能很好地对新兵进行组织和教育,用严明的太平军军纪加以管束,以致大大降低了援军整体的素质,削弱了战斗力。然而这个隐患却被清军主力正集结于山东北部,援军在鲁西南的军事行动如入无人之境所掩盖。曾立昌和其他将领却为一时的胜利所麻痹,没有认识到援军扩军不治军的严重危害。如果曾立昌也能像赖文光在太平天国亡后指挥捻军时那样,号令严明,则似斩僧格林沁之功,岂为遵王专美?


尽管如此,北伐援军很快还是攻至军事重镇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距阜城北伐军仅二百余里。清廷大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急命钦差大臣胜保等督军反扑,派重兵对临清进行合围。


胜保自阜城分兵七千赴援,此前清军参将武殿魁统高唐州城守兵入临清,与知州张积功合守,“众裁千人,闭四门,婴城登陴相抗。”二月廿七日,太平军以地雷炸城,城破数丈,立昌身先士卒,率众踊跃登城,城中抵死相拒。二月廿九日,胜保至城北,畏惧立昌军势浩盛,竟不敢逼。三月初七日,“城破,殿魁巷战死,积功赴水,百姓阻于四门,不得出,死者枕藉。”自此,北伐援军攻克临清,军行数日可至阜城与北伐军会师,由是“清人大恐,以为祸在旦夕而已。”


扩军不治,终酿苦果


曾立昌虽有勇有谋,但致命的缺点是不善治军。面对不听号令的新附者,他不是像夜入军营代郭子仪统领朔方军的唐朝名将李光弼那样,重惩违反军令的罪将,整顿军纪,号令严明,安置有方,而是一再迁就。因此他戎马生涯的辉煌便要在攻克临清后渐次消磨,经过夜袭敌营的昙花一现后终于殆尽,为后人留下“将才有余,帅才不足”的惜惋。


北伐援军占据临清之后,人马虽多,却几近乌合之众。先是援军内有安徽捻军和清方归附的勇营,太平军不过三分之一,指挥已不易。入山东境后,沿途从伍甚众,指挥更加困难,是时“立昌麾下,众虽号七万,而南来老卒,不过五六千,新附之众,素无纪律,非狡黠即犷悍,众十倍于旧部,旗色纷乱,器械杂陈,立昌等患之而无可如何也。”三月十三日夜,新加入的队伍就在城内哗变,有数千人冲出城外,“破城之后,新附者意在掳掠,而积功已尽焚府库,粮草器械,金宝火药,一无所获,既不得志于囊中,复不满望于口腹,遂相率大哗,逾城而奔。”立昌这才想起加以制止,然为时已晚,兵众不听节制,“立昌等力微势单,不能约束,不得已,踉跄而从之,十七日,弃临清而南。”援军撤出临清后,打算取道故城县进入直隶,前往阜城增援林凤祥军。可是捻军和新归附者仍不听命令,相率南行,退至李官庄。

当时胜保统清兵扎营城外,北伐援军撤出临清四天后,清军才发现。十八日,胜保入城,以克复州城奏闻,并率军来追。立昌拒战,不胜,二十日,再退清水镇,战又不胜,无处购粮,将士都忍饥。立昌料敌人连日追赶,人疲马乏,且连获胜仗,警备必疏懈,遂于二十一日初更,派精兵千人,每人手拿一种叫做先锋包的火毯,乘夜突然冲到敌营帐棚放火,火随风烈,清营顷刻延烧,“一鼓而大破之,烟焰蔽天,声如地裂,胜保出不意,走馆陶,麾下四散”。这时立昌主张再行北进,复取临清、高唐,与北伐军会合,他对众将说:“趁此追杀,将清妖一网打尽,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绝无阻滞,转败为胜,正在此时。”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可取的明智之策,奈何“众心已散,皆不从命”,立昌只得下令速退。然而新附者却又“以为胜保新败,必不敢遽来,士马疲敝,欲安营,休一日”,立昌“苦劝不能止,号泣而罢”。

曾立昌既不善治军,还不能驭将。其时同为援军将领的陈仕保、许宗杨怯敌厌战,也都反对继续北进,立昌十分气愤,却扭不过陈、许二人,只得“自馆陶趋冠县,军益散,无复卒伍之辨,团练邀之,不得前。”胜保军随后而至,与地主乡勇联合发动攻击,援军再次失败。立昌“勉强收集扎住营盘,虽有万人,而无火粮草”,又被迫从冠县向南继续退却。


援军退到丰县时,“众才什一”,胜保又紧追而至,“环攻四门,立昌不能御”,随后退至丰北黄河漫口支河,不意河水陡涨,人马陷入泥淖,损失甚重。接着又转至黄河岸边,立昌指挥余部渡河,“麾众先退,自引数骑为殿”,舍身忘己,可谓义矣!待追兵赶到,他又“援枪奋战,力竭不屈,跃马入黄河而死”,投河殉难,可谓壮哉!自此,北伐援军全军覆灭。

《孙子》有云:“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北伐援军一路招兵买马,三教九流,不论品质优劣,一概收纳,不挑不拣,收纳后又不进行严密的组织和军纪教育。这些人当中部分原有的组织和首领被保留下来,他们各自为政,不听号令。当一路顺风,军事上处于进攻的有利地位时,同仇敌忾之势易于形成,但军事上处于被动防御时,由于扩军而不治军造成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新附者初起时是惊慌失措,接着对前景产生怀疑和失望。一些人干脆腰缠金银,不愿随军打仗,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老战士对他们好言劝阻,却“转为所伤”。在清水镇,曾立昌也曾想严明军纪,整顿秩序,竟因“众伪司马求情不准,各喧哗欲散”而搁浅。“自是号令不行,众司马亦不甚管束”,造成“众心涣散,日夕逃亡不止”的局面。当他无奈地下令从清水南撤时,新附之众却又说“官兵已散,连日辛苦,欲休息一日而后行”,诸将领“亦无如众何”。军令不能执行,将领失去对部队的约束力,扩军而不治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北伐援军以五六万之众攻至距北伐军仅二百里的临清,眼看就要与北伐军会师,但却功亏一篑,委实令人扼腕,最后北伐军与北伐援军分别失败。后人为此评曾立昌曰:“统众北援,不能驭下,胜不知措,败不知止,竟至六万之众,旋起旋散,二百余里,终不能及,当是时也,其坚忍安在?天京兵单,从立昌而北者才数千人,招降纳叛,众至十倍,非饥民乌合,即啸聚犷悍,其意也,非在温饱,即在金帛,胜不可倚,败不可恃,立昌非不知也,力不能至,奈何?其死慷慨,有烈士风,所谓将才有余,帅才不足而已,亦焉忍深责之?然倏忽万里,功亏一篑,扼腕为叹者,又岂李开方一人而已?”这段话颇有不以成败论英雄之意,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有着诸多因素,然而主帅曾立昌扩军不治军则是导致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诸葛亮《兵要》云:“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就是说,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领昏庸无能,也是不会战败的;相反,如果军纪松弛,训练不精,即使有英明的将领指挥,也是无法取胜的。这一观点显然失之片面,故唐太宗批评其“此谈非极致之论”,李靖则认为诸葛亮此论是针对“自古乱军取胜,不可胜记”的客观事实而“有所激云尔”,其目的在于强调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性。客观而论,曾立昌尚算“有能之将”,北伐援军则是“无制之兵”,所以这段话可以算给援军之败作了最好的注脚。吴子总结治军经验时说:“兵以治为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曾立昌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扩军而不治军,即使其有项羽之勇,又焉能不败?


诗曰:


尝梦天国求太平,奈何决策误金陵。

北伐无益复援北,慷慨悲歌殉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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