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骂和污蔑的集合体:评帝国军刀之是革命还是邪教,恢复太平天国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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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帝国军刀所引用的《太平杂说》一书中记述史实错误百出,对各种记载随意断章取义,甚至相互嫁接,且90%以上不注出处,令人对其说法难以考证。作者作为是某大学的教授,不可能连学术著作注明资料来源,尤其是提出新观点时应著名依据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书名《杂说》,其实讲的根本不是太平天国历史,它不过是对历史采取随意的剪接,夸张,甚至歪曲,以达到政治影射目的而已,与文革期间所谓的“李秀成晚节讨论”并无本质区别。大家通过它可以了解到当今知识份子的某些心态,及隐讳在文字间对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要通过它来了解太

帝国军刀所引用的《太平杂说》一书中记述史实错误百出,对各种记载随意断章取义,甚至相互嫁接,且90%以上不注出处,令人对其说法难以考证。作者作为是某大学的教授,不可能连学术著作注明资料来源,尤其是提出新观点时应著名依据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书名《杂说》,其实讲的根本不是太平天国历史,它不过是对历史采取随意的剪接,夸张,甚至歪曲,以达到政治影射目的而已,与文革期间所谓的“李秀成晚节讨论”并无本质区别。大家通过它可以了解到当今知识份子的某些心态,及隐讳在文字间对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要通过它来了解太平天国历史,恐怕就错会著作原意了。



原作说明是“杂说”,原本就没有以学术著作自居,在史学问题上较真似乎文不对题。但该书作者毕竟以史论的形势抛出了它的这些文章,并且也被大部分的读者当成了学术论著来读。鉴于其“作为学术著作”的影响极大,名声极响,就其中一些史实问题假以澄清,以在下看来不无必要。



本文仅就书中讨论太平天国妇女地位的《那时,妇女不是人》(又名《天堂的妇女》)一文,做些简要的驳斥(由于错误太多,只能挑几处重点)。



文中说,“太平军***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大谬。不要说拜上帝会会众之家属未必全部参加起义,就连拜上帝会的会众也不是都参加起义。例如曾跟随洪秀全一起砸甘王庙的曾玉珍,他的家族多为拜上帝会会员,但很多没有参加团营起义。就连拜上帝会的首领也未必全家参加,例如翼王石达开,他的姐姐,元配,舅父,就都没有参加起义。事实是,很多人因为土客***中土地被抢,房子被烧,无家可归,才举家加入拜上帝会的“上帝大家庭”我在这儿引一份太平天国的家册(户口本),只看最后两行便可见所谓太平军强迫会众全家从军之说的荒谬!





後二军 军帅 梁立泰年三十四岁,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白沙墟人。

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九月升前营旅帅,

辛开元年十一月封後二师帅,十二月天王 东王大开天恩封为後二军军帅。



父梁万铸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随营封为後四军女军帅


妻廖大妹在绣锦衙


妹梁晚妹北殿内贵使


子梁小保幼


女梁二妹幼


以上俱随营


兄梁立汉在武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梁立洲在家未随来





说到“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就有些莫名奇妙了,太平天国从来没有亲族株连的条例,这是任何对太平天国历史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最典型的就是北王韦昌辉,



天京事变后,韦昌辉是以谋逆大罪被论处的,他死后被剥夺了爵位,所有太平天国文书不再称“北王”而改称“昌辉”。但是,韦氏一族在天京事变后全部得到了保护,并没有任何株连的行为,相反还擢升五军主将之一。



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此后韦昌辉的弟弟韦俊率部投降清军,军中他的子侄也一起投降,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叛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太平军倒戈将领中镇压昔日战友最卖力的几位之一。



如果说上次韦昌辉的倒行逆施可看做个人行为,那么这次韦氏将领集体叛变,可就是家族集团行为了。但留在天京的韦氏族人仍未遭到任何株连甚至歧视,连韦昌辉韦俊的父亲此后都仍在天京为官,并有加官进爵,并且得以善终。



除了韦氏一族以外,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1852年年底,满清钦差大臣赛尚阿遣叛徒周锡能带朱八、陈五回永安州作内应,图行刺太平天国领导人员,朱八是监军朱锡琨的叔父,入城后极力劝说朱锡琨倒戈,为后者所拒。但朱锡琨并没有立即禀报此时。



周锡能等人回城后的一切行动,均在东王杨秀清掌握之中,不久,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揭穿了周锡能集团的阴谋。朱锡琨作为朱八之侄,且知情不报,但并未因此就被当成妖人一党受株,只被以知情不报罪处以杖责。周锡能集团事件是太平天国初期一次重大阴谋,与之甚有牵连的朱锡琨却并没有从此收到歧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不断因功受封,很快晋升为检点,并成为北伐军的主要将领。1853年秋封剿胡侯,成为太平天国最早的几位侯爵之一。后来与北伐主将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一起追封为王。



类似的例子还有1854年太平天国破获张继庚集团勾结江南大营,谋害天京领导人并献城的事件,此案涉入人员不少,其中包括数十名受诬陷的无辜者,但也并无株连之说。此外1856年天京事变中韦昌辉的帮凶秦日纲,先后参加过东王和翼王府两次大屠杀,事后被处死,革爵,但秦日纲的族人后来有多人在太平天国身居高位。


谋逆一向被视为大罪,而谋逆罪中,以谋害国家领导人又一向最重。太平天国政权对三次涉及谋害国家主要领导人及献城的集团阴谋事后都未有株连亲族的行为,而且相关亲族也未受到任何歧视待遇,足见《太平刑律》不事株连,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而且是切实执行的。取消株连,可以算是太平天国政策较之历代王朝的重大进步,《太平杂说》作者又一次黑白颠倒了。



再说”男行女行“的政策。作者既然已经承认,行军之中男行女行已经必要,又承认了癸好三年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就解散了女馆,那么他还在这里大段大段痛诉女馆的“罪恶”,不知想证明什么?女馆制度,只在天京全面实施,外省并未全面推行,女馆制度在天京只执行了一年多,而天京失守是解散女馆十年后的事情。难道仅仅在天京实行了一年多就予以废除的一项政策,可以代表“太平天国的妇女地位”吗?



而且这个政策只在天京一地推行了不到两年,比起“知青下乡”来,无论广度和时间上都远远不能相比。建国以后,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无法团聚的夫妻何其多也!较之他们,太平天国的夫妻们忍受了一两年的分离便守得云开见月明,实在已是幸福多了。



太平天国禁止休妻,禁娼和妇女买卖,也就是禁止一切夫妻关系以外的性关系,正因如此,才必须建立起封建王朝所没有的严格的婚姻登记制度。男女结婚前必须报告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登记后,由政府颁发结婚证书,上写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参加起义的时间。婚姻关系一经确定,除非双方一方死亡,否则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媒官就是负责这一过程的政府公务员,这些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有清楚的记载。不否认太平天国诸王选美时有强迫行为,以及太平天国后期在个别地区有将女子分配给有功将士的行为,但将这作为一种普遍政策,用以判定”太平天国妇女的地位”,实在缺乏根据。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的”,这就是自暴无知了。他若不是先确定观点,再挑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那就是有意断章取义,误导读者了。太平天国后期有“姊妹馆”,这是很多史料都有记载的。但“姊妹馆”的建立初衷,是因为太平军后期新兵很多,难以约束,在破城之时难保没有趁乱强奸妇女的行为,因此太平军在破城之初将全城妇女集中起来,设专人保护。一但秩序恢复,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姊妹馆即解散,妇女也各自回家。作者竟然把姊妹馆和“男女分居”相提并论,对史料的不求甚解可见一斑。


再说作者所举杨宣娇,苏三娘,傅善祥的例子,所谓杨宣娇受训,是来自天父旨意,其时说得很明白,因为她一言一行都很受瞩目,因此务必要教她注意言行在群众中的影响,起到表率作用。



天父天兄下凡训示兄弟姐妹是极平常的事,冯云山,洪秀全,韦昌辉都曾多次被天父天兄教训,他们的家人也都一样,至于对普通兄弟就更平常了,杨秀清萧朝贵自己也常常是被训示的对象。在太平天国,只有地位高的人才会经常被天父天兄点名,如1853年天父下凡训示陈承容,秦日纲,黄玉昆等时就曾明确说过,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他们统领百官,务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杨宣娇的被“教育”何以竟能证明太平军中妇女地位低下?实在令人不解。



再说杨宣娇起义前地位重要,主要是宗教方面的地位,起义后,她本来就没什么特别表现,又怎谈得到定都天京后如何如何?《贼情汇篡》中提到太平军“素有女将,皆伪王亲属”,可见所谓西王娘被迫留在西王府不得出门云云的推测,纯属无端臆测,且明显与史实相悖!



再说苏三娘,作者说她被派去“打镇江”,由此得出她地位不重要的结论,不知是何逻辑?主持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主帅向荣曾在奏章中指出“镇江是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太平天国攻取金陵后,立即出兵攻打镇江和扬州,从此建立起“天京,镇江,扬州”三位一体的天京城防体系。后来扬州因兵力不足而弃守,镇江却一直极为看重,最初江南太平军将领中除石达开以外最能战的罗大纲驻守。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在镇江设关,命所有前往太平天国进行商贸活动的外国商人到镇江登记备案。



1853年春,英国公使文翰在未经支会任何一级太平天国政府及驻军的情况下,乘军舰直闯太平天国领土,当他们闯入镇江时,太平军镇江炮台立即开炮还击,英舰退回上游。数日后,英舰再次闯入镇江防区,再次遭到沿江炮台的炮击,迫使英舰停轮。接着镇江守将向英舰递交抗议信。1855年11月,北王韦昌辉亲自率兵三救镇江,清军也派出江南大营最凶悍的张国梁迎战,三次将其击败,杨秀清迫不得已从西征前线千里调将,他调燕王秦日纲为统帅,又掉了包括陈玉成,李秀成在内的四位丞相,副丞相援救镇江。。。。。。



凡此种种,一再证明了太平天国政府对镇江的重视。所以苏三娘被派去镇江参加战斗,何以能证明她不受太平天国政府重视,实在令人费解。她在后来下落不明,可能原因甚多。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其文献史料被清王朝毁灭殆尽,现存少量太平天国方的文献是当时访问过太平天国的外国人所流传,或清廷文书中抄录的部份,太平天国高级将领下落不明的不计其数,如《天父天兄圣旨》中出现的金田起义以前的主要人物,多数在后来的历史中踪迹不明,又如石达开远征军中地位最仅次于石达开的张遂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但关于他的下落却没有任何踪迹很寻。



连天京前期地位仅次于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燕王的豫王胡以晃何时,如何死的,都没有任何史料的明确记载。苏三娘的下落不明不过是成百上千下落不明的天国中高级将领中的一例而已,何以能断定是因为妇女在太平天国被压制的结果?



再说傅善祥,她在太平天国正史中唯一事迹见于1853年一次天父下凡,当时她身为东殿女官,解说“天父”关于肯定历代忠臣孝子及传统文化的地位的传言,“天父”十分满意。另外清方笔记中有关于她是东殿女状元,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簿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甚得东王看重的记载。至于什么杨秀清的小老婆云云,和世传很多关于洪宣娇的离奇经历一样,都是稗官野史,猎奇之作,这种东西也可以作准的话,《金瓶梅》也可以拿来当史料了。



作者说,虽然不免有失实之处,却和“这个时代”的风貌是符合的。作者举此为例来揭露太平天国时代妇女地位的“实际情况”,又以太平天国时代的妇女的“实际情况”来来论证此例是“可信的”,用论点来论证论据的可信度,实在是本文作者的一大发明。



至于那个叫罗孝全的洋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积极推行者,是西方侵略政策的忠实走狗,太平天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立场一但被确认无可动摇,他自然不会说太平天国什么好话。此人曾公开声称太平天国官员“当面”杀死了他的男仆,他因愤于太平天国对“人权”的不尊重,才毅然离开对他十分礼重的太平天国。然而,他的那位“可怜的被杀死的男仆”,竟然被人发现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地,并无“人权”受到任何侵害的迹象。



此事经东南亚数家媒体曝露后,这位罗孝全先生在“太平天国问题”上的权威性也就尽人皆知,海外闻名了。唯独《太平杂说》的作者竟不知此事,还把这位罗先生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所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是没啥实权的摆设”,这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结论了。首先,在太平天国,“丞相”本来就是一个职衔,而不是具体职务。既然是“虚衔”,原本就是摆设,“丞相”的实权不如比它低五级的“监军”也完全可能,与‘男女”何干!说这话,只再一次暴露了作者对太平天国的制度缺乏集体常识,连“丞相”是官衔不是实职都不知道。太平天国有影响力的女性高级官员甚少,这是不难理解的。封建时代,女子被三从四德限制,有条件”知书达礼”的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且只读些《烈女传》等书,否则便是不正经。



而穷人家的女孩子虽没这么多清规戒律,却很少有条件读书识字。太平天国准女子作官,鼓励女子走出家门,毕竟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再说如前所述,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几乎毁灭殆尽,清王朝方面记太平天国人物又以高级军事将领为主,因此关于太平天国女官的记载甚少,也是很正常的。从现存史料看,太平天国无论前期后期都有不少女丞相,女检点,女监军等,而且也都有女将参战,至于她们姓名不著,与其说是太平天国方面的问题,倒毋宁说是清廷方面的问题吧。(民间传说中涉及太平天国女官女将的很多,笔杆子握在当官的手里,老百姓记载历史的方法,就只有传说故事了)。



不要说太平天国了,辛亥革命的资料大都完好地保存下来,请问辛亥革命中又有多大比例的女性高级官员?国民党大陆政权的高级官员中情况又如何?甚至今日之中国,政府及军队中真正有实权有影响,值得名垂青史(值得150年后的人们还记得的)女性政府官员又有多少?(扣除丈夫是著名人物的以外)。国共两党的政权中,没有任何裙带或家族关系,凭自身实力成为有实权的高级军政人员的女性尚如此有限,何况150年前,国祚仅仅十四年,又不曾统一过全中国的太平天国呢?太平天国封了很多女官,与其说是指望她们真正发挥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对女子走出深闺,走入社会的鼓励罢。


作者引《幼学诗》作为考据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依据。必须承认,太平天国远远没有做到彻底的“妇女解放”和完全的“男女平等”,别说150年前的太平天国,就是今天,大城市里也远未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



即使经过文革那样的岁月,在占中国人口2/3的广大农村,男女地位也仍极端不平等。但太平天国仍存在男女不不平等现象以及思想,与太平天国对当时妇女地位的解放和提高并不矛盾。就在《幼学诗》连续颁布的三年中同时,辛开元年《太平礼制》中明确了对“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监军”的称呼,再次肯定了女子作官的权力及女官的地位,壬子二年《永安突围诏》鼓励“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癸好三年《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女子在分土地等一切国家分发财产的时候享有和男子完全相同的权力,即肯定女子和男子平等的经济地位。



作者引用“幼学诗”中的几个句子来作为全面评价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标准,实在太过片面。几句与行政司法都毫无挂隔的诗和《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这些由国家政权正式推行的法规政策,哪个实际影响力更大,哪个更能代表太平天国的政策?



至于作者引《天父诗》论证太平天国的妇女地位,就又是缺乏常识的表现了。《天父诗》涉及女子行为规范的部份,全是洪秀全写给他自己后妃的教材,这是基本常识。在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首所列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共有二十九种,特地将原先曾列入这一范围的书目中的《天父诗》剔除,无疑是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对此著作地位所做的一次公开正式的澄清和表态,即《天父诗》是私人著作,不代表太平天国政府,更不是要求全国国民都遵守学习的红头文件。作者视太平天国政府这次特别澄清于不见,拿它来评价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实在令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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