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宛如梦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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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碧蹄馆


平壤一役,明军以强攻弱,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从此李如松就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日军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兵所到之处,他们全都会望风而逃,不堪一战。而日本方面因为损失惨重(据说小西行长所部减员接近七成),各路兵马遂都后退,齐会京城,无形中分散的主力凝聚起来,准备再打一次大规模会战。就当时在朝鲜的双方兵数来看,明军四万余,日军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还剩十余万,几乎是明军的三倍。

李如松对于日军的兵力聚合似乎毫无警觉,虽然经过激烈的攻城战,明军损失很大,但他在平壤才休整了十天就匆匆南进,朝鲜官兵和各路义军与明军配合,很快就收复了开城及其以北被侵占的领土。元月二十四日,明军先锋查大受所部三千精骑南下京城,在京城西北方突然遭遇日军,展开激战。

当时日军在京城聚集了五万余人,随即以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统率四万三千兵马北上,准备复夺开城。查大受所碰到的,乃是加藤光泰所率领的日军前锋,很快就被明军击败了。小早川隆景部两万余人闻讯而来,查大受撤退不及,被日军团团包围在一处名叫碧蹄馆的地方。

据说当时李如松正在勘查前往京城的道路,身边兵马本就不多,闻听查大受被围,竟然仅带着一千亲卫赶来救援——真是一员悍将,他应该当先锋,不该当主帅。结果李如松所部也陷入了碧蹄馆之围,日军看到他的旗号,纷纷绕开查大受所部,直奔李如松而来。明军奋勇抵抗,但骑兵射出的火箭因为下雨的关系威力减小,相反日军的铁砲因为防雨装备而仍能反复鸣响。李如松且战且走,数度被日军冲到马前,禆将李有升为了保护他而英勇战死。

激战至夜,中军官杨元率一千步兵赶来增援。日军不知虚实,因为害怕明军主力将要陆续开到,所以停止追击,朝京城方向退却。从这场四千对两万还打了一整天的恶仗来看,明军的战斗力实在顽强,然而以少击多终究不是兵法的正道,将帅无能,轻敌冒进,这才导致援朝抗日战争旷日持久,竟然前后打了整整六年。

碧蹄馆之战双方的伤亡比率众说纷纭,但肯定明朝的精锐骑兵受到重挫,李如松被迫暂时放弃南进的打算,退到开城休整。不久后,他听说日军有绕路袭击平壤,切断明军后路的打算,就又匆匆退往平壤。正在各处收复失地的朝鲜官军闻听此讯,吓得也都驳马北逃,很多眼看即将收复的城池全部都被放弃了。

丰臣秀吉就曾经说过,朝鲜最麻烦的不是“大明奴们(指朝鲜官军)”而是一揆(指朝鲜义军)。然而不管是“一揆”还是明军,都没能彻底打垮日军,打垮日军的是粮草不继。本来因为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骚扰日方的运输船团,已经使日军捉襟见肘了,当年二月间,京畿、庆尚等道又闹起了罕见的大饥荒。李如松撤退前也还玩了一招狠的,他探听到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就派查大受和李如梅率军奇袭龙山大仓,将数十万石粮食烧了个干干净净。日军乏食,再也没有力量北进去夺取开城了。

日军军心涣散,很多人偷偷逃离前线,渡海回去日本老家,而国内也纷纷爆发一揆。尤以侵朝的急先锋岛津氏为最,早在去年(1592年),侵略战争开始后不久,岛津家臣海北国兼、田尻但马守、伊集院三河等人就率军两千,进攻肥后的八代城和佐敷城,叫嚷着要讨伐丰臣秀吉,史称“海北一揆”。虽然这次暴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使留在北九州名护屋的岛津义久和已经前往朝鲜的岛津义弘大为惊愕的是,两千一揆中竟然有三百名都是兄弟岁久的家臣!

丰臣秀吉因此下达了岁久讨伐令,岛津义久无奈之下,只得亲自领兵进攻岁久。七月十八日,岛津岁久战败,在龙之水自杀。岛津氏因为岁久之死,暂时避过了危机,但他们对丰臣氏的仇恨却更为强烈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丰臣秀吉被迫于1593年四月九日下令各军火速从京城后撤,为了确保仍然占有朝鲜南部领土,日军连新登陆增援的部队在内,总共集合了九万三千大军,进攻前此细川忠兴拿不下来的庆尚道重镇晋州。晋州守军包括朝鲜官兵和义军才不过七千人而已,守将金千镒急派使者,请求明军南下增援。然而远水难救近火,别说李如松此时根本没有实力快速南下,就算他真的派骑兵南下了,也是根本赶不及的。

六月二十二日,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一直打到二十九日,晋州城破,日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不管是官军、义军还是普通百姓,城内数万军民全都倒卧在血泊中……



●大奸小丑沈惟敬


文禄二年(1593年)春夏之交,日本方面,前线兵将普遍厌战,尤以小西行长为最。行长军在平壤之战中丧尽了主力,这些主力大都是他自己的子弟兵,不是丰臣政权从上而下拨给的,在行长想来,如果再战下去,自己的实力只有丧得更多,而再来两场败仗,即便最后打赢了,论功行赏也未必有自己的份儿,既然如此,不如议和。而在明朝方面,李如松在碧蹄馆吃了败仗不算,此后一直后退,放弃开城回到平壤,这一举动引起中朝双方的舆论大哗。普通朝臣和百姓不知兵事,并不清楚明军究竟遭到了多大损失,光看李如松退兵的举动,就以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于是议和之声此起彼伏。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就站在议和派的最前沿。

于是在石星的授意下,经略宋应昌于三月十五日派沈惟敬到京城去和小西行长等人商谈和平退兵事宜。最后双方达成四点协议:一,明军撤出朝鲜;二,日军从京城后退;三,日方释放俘虏的朝鲜二王子和官吏;四,明朝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开始正式和谈。

在小西行长的大力游说下,日方绝大多数将领,包括曾经坚决主战的小早川隆景和加藤清正也被迫认清了现实。四月八日,以参将谢用梓、游击徐一贯和沈为敬等人组成的讲和使团进入京城,催促日军撤离,加藤清正、立花宗茂等将领态度突然大变,又跳起来怒骂,小西行长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压制下去了。

丰臣秀吉的亲信将领主要分为三个集团,即跟他从尾张出来的子弟、受封长滨后招收的近江人,以及征伐中国地区时招收的东中国豪族们,这三个集团互相争功,早有矛盾。其中加藤清正是尾张系的代表人物,他本是秀吉正妻北政所的亲戚,从小如同养子一般被抚育长大。小西行长则是堺的豪商小西隆佐之子,后来出仕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转从丰臣秀吉,是东中国系的代表人物,和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也一贯交好。在朝鲜战场,清正和行长两人各自统兵前进的时候,就摩擦不断,矛盾很深,此刻行长既然一立主和,清正当然要跳出来坚决主战,以表明与对方的不同。然而事实上,清正早就通过沈惟敬和宋应昌有所联络,主动表示愿意退出京城。

四月十八日,在丰臣秀吉的命令下,日军全部撤出京城,次日李如松率中朝联军进城。五月十五日,李如松渡过汉江进至庆尚道东南部的庆州,在这里对朝鲜军做了一番防御部署后就又退回京城。此时,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地区外,中朝联军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当年七月,李如松如约撤出朝鲜,明朝只留下四川参将刘綎和游击吴惟忠率七千六百人分驻要隘,防备日军背信进攻。

五月八日,明朝使团在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三奉行和小西行长的陪同下,从釜山出海,十五日到达九州名护屋。虽然中方的正式讲和使乃是谢用梓和徐一贯,但因为语言不通,直接商谈相关事宜的还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丰臣秀吉狂妄地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命令行长传达给明使——

一,迎明朝公主为日本皇后;二,继续发展勘合贸易;三,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因为日本是武人掌权的);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给日本;五,朝鲜送一王子到日本作人质;六、日军交还俘获的朝鲜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七,朝鲜大臣发誓永不背叛日本。

如此苛刻的条件,让小西行长也很难向明使开口。在明朝使节想来,蕞尔小国的日本,所以发兵打一下朝鲜,不过为了引起明朝的注意,想要发展双边贸易,多得点钱财,天朝上国,有谁不倾慕的吗?因此明使谈判的前提就是“封贡”,即日本承认明朝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明朝给予赏赐和允许通商,让他们大发一笔横财,仅此而已。小西行长本人也是希望封贡的,封不关他事,贡则可以给他这个九州大名带来很大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明朝讲和使听不懂日本话,急于停战的小西行长和急于立功的沈惟敬就串通起来,开始欺上瞒下,大耍阴谋手段。行长对秀吉说,明使已经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但必须回去北京交皇帝最后批准,明朝人最爱面子,皇帝可能会提出要日本称臣,咱们挂个空名却得实利,没什么不好。沈惟敬则对谢用梓和徐一贯说,日本人已经答应了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

丰臣秀吉不愧老奸巨猾,他怕事情还有反复,就命令在朝日本军队部分撤兵,留下九州大名们在朝鲜沿海筑城固守,以等待谈判协议的正式签署。不仅如此,他还下达了进攻晋州的命令,这才发生了六月二十九日的晋州大屠杀。小西行长陪同明朝讲和使回到朝鲜以后,以自己必须留下来勒束部下为名,派家臣内藤如安为使者,随同明使前往北京。内藤如安,中国史书上记载为小西飞,他本是丹波内藤家的家督,也就是继承内藤苗字的松永长赖的儿子。



●册封闹剧


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停战一年多,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也即日本文禄三年(1554年)十二月,内藤如安等人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进了北京城,胆大包天的沈惟敬竟然伪造了日本称臣的表章呈递上去。石星另外派人和内藤如安谈判,提出三项条款:一,日军立刻撤出朝鲜全境,甚至撤出对马岛;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三,日本、朝鲜从此修好,互不侵犯。如果换了别人,沈惟敬的西洋镜立刻就要拆穿,但内藤如安秉持着家主小西行长教授的原则,一概点头,全盘答应下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下旨,派李宗城为正使,杨方亨为副使,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内藤如安请求封丰臣秀次为都督关白(此时秀吉已将关白之位让给养子秀次),封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人为都督,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明朝都一一答应了。内藤如安唯独没提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人的名字,日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是万历二十三年,日本文禄四年(1595年),正月三十日,明朝册封使团从北京出发,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朝鲜京城,随后南下釜山。小西行长看内藤如安一切搞定,大为兴奋,于是请求丰臣秀吉下达回国命令,想要把撤兵变成既成事实。秀吉一开始欣然同意,但随后又有所犹豫,下令诸将暂缓撤兵,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次年(1596年)四月,明朝册封正史李宗城因为贪淫女色,遭到日本人的驱逐,凄凄惶惶从釜山跑出来,逃回京城,随即就被明廷下诏捕拿入狱,于是小西行长只好陪同副使杨方亨回归日本。此时秀吉早就离开了九州的名护屋,并且大坂城也不呆了,他在京都附近开始营建更为豪华的伏见城。六月,沈惟敬在伏见城见到了秀吉,秀吉本想在伏见城会见明使,但因为畿内地区地震频繁,所以最终还是敲定了大坂城。

九月一日,以毛利辉元为向导,引领杨方亨等一行人来到大坂城接见所。日本诸将四十人列座观礼,杨方亨、沈惟敬等人捧着金印、诏书站立。等到丰臣秀吉穿戴着明朝送去的册封衣冠,满脸笑容地出现的时候,沈惟敬竟然跪拜在地,使随员们无不感到愤慨。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典礼顺利完成了,秀吉还盛宴款待了来使,在他想来,我答应做你大明王朝属下的日本国王,用这个空头衔换来朝鲜一半疆土,就此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可对出征诸侯有个交代,真是事事称心如意。

然而西洋镜终究是要拆穿的,明使手捧诏书,以中文宣读,日本人根本就听不懂,而就算两国文字基本相通,那些深奥的句子,也不是丰臣秀吉这种武人所能够理解的。等到第二天,秀吉让僧人承兑以日语宣读诏书,并且加以解说,虽然小西行长事先关照承兑要改动一些句子,但承兑仓促间无法完成如此繁难之事,还是原样照读了。

秀吉听到诏书中全然不提割让朝鲜一半领土和派朝鲜王子赴日为质等问题,不禁勃然大怒,于是下令驱逐明使,再伐朝鲜。这一年是日本的庆长元年,侵朝战争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称为“庆长之役”。

小西行长分辩说是明朝违约,不干自己的事情,终于逃过了制裁,却被丰臣秀吉再度扔回朝鲜战场。至于那位胡作非为的沈惟敬先生,他逃回朝鲜后还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章,派人送回北京。然而花样不可一玩再玩,西洋镜终于被拆穿了,万历皇帝大怒,先把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下了大牢(最后死于狱中),然后传令驻朝明军捕拿沈惟敬,就地正法。

其实这个时候,丰臣政权的内部斗争已经愈演愈烈,丰臣秀吉得不到一点实利是断然不肯从朝鲜撤兵的,因为他已经威信扫地了……



●茶人之死


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日本人也没能从中得到丝毫益处。被驱赶上前线的武士们陷身在朝鲜这个大泥沼中,缺衣少粮,而又必须成天提防朝鲜义军的袭击;留在后方的百姓、町人则被迫缴纳高额贡赋,担当劳役以支撑不义的并且看不到前途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当前线战事明显不利于己以后,连秀吉本人也开始悲观丧气,为了散心,他的生活更为奢靡腐化,放着好好的大坂城不呆,还要修建更为宏伟的伏见城,就是一个例证。

就在“文禄之役”爆发的前一年,也即天正十九年(1591年)元月,丰臣政权的最大栋梁、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病逝了。秀长是丰臣政权的核心人物,他是著名的内政家,并且拥有很强的统合能力,在年轻的谱代众和老奸巨猾的外样中间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秀长去世以后,石田三成等秀吉亲信与德川家康等有力大名间的矛盾益发突出,并且逐渐迈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丰臣秀吉在他最后的统治期间,先后杀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死亡,给他的政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同时也使他的威信遭到极大损害——一个是茶道宗师千宗易,还有一个是他的养嗣子丰臣秀次。

千宗易本是堺的豪商,师从武野绍鸥学习茶道,号抛筌斋、利休居士。天正十一年(1583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的次年,宗易被丰臣秀吉聘请为家中茶头,负责茶事。在当时,茶道并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因为很多知名武将都醉心于茶道,所以茶人也经常会扮演外交使节的角色。千宗易成为丰臣家的茶头,也就等同于他进入了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对秀吉协调与朝廷、大名乃至于豪商们的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号称“天下第一茶人”的千宗易,最终却被秀吉勒令自杀。这件事发生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的二月份,也就是丰臣秀长去世后的翌月。事实上,秀吉和宗易的和睦关系早就破裂了,当可以保护宗易的最后一道墙垣秀长倒塌后,宗易也就终于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死期。

从表面上来看,有两件事促成了千宗易的死亡。首先是大德寺山门事件,天正十七年(1589年),宗易资助修建了大德寺山门的金毛阁,大德寺住持古溪宗陈感念其恩,就在阁上安置了宗易木像,此事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嫉恨。另外一件事据说是因为宗易倒卖茶器,他早已出家为僧,如此贪图财富的恶性使秀吉异常愤怒。当然,这些都不过藉口和导火索而已,宗易与秀吉在茶道方面的认知全然不同,才是导致两人反目的重要原因。

千宗易开创了“千家流”的茶道流派,他主张“幽、寂”的茶道精髓,崇尚古朴简约。相反的,丰臣秀吉则追求奢华绚丽的风格,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开放了自己苦心设计的“黄金茶室”,这座茶室规模很小,这点可以说和宗易所追求的风格是相通的,然而茶室及其中布置的各种器物都由黄金铸造,并且可以拆卸运输,造价昂贵,恐怕除了天下人秀吉外谁都无法仿效,这却是使宗易瞠目结舌,并且大摇其头的。

在茶道方面的理念不同,其实正体现了千宗易和丰臣秀吉两人对世间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定位的不同。在宗易看来,茶道是超脱了世俗的、直指人心的艺术,更是支撑宇宙间的大道的体现,古朴简约,正是大道所规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在秀吉看来,茶道是显示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的工具,也是他个人权威的体现,宗易的茶道理论势必将超凡的艺术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势必导致天意掌握在艺术家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社会认同。

大德寺山门金毛阁的塑像,本身就是千宗易茶道思想的体现。这座木像所描绘的宗易的外貌,是安祥而平和的,他穿着木屐,柱着拐杖,有如儒家思想中的“玄圣”,有如道家传说中的“真人”,是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更脱离于世俗统治者所管辖的道德的代表。如果不是因为如此,掌握天下的丰臣秀吉为何会对一座茶人的塑像感到如此嫉恨和恼怒呢?

千宗易并不仅仅在茶道思想,更根本的是在社会道德教化上与丰臣秀吉背道而驰,他与反对侵略战争的蒲生赋秀等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甚至还预言侵朝战争必将失败,这更使丰臣秀吉忍无可忍。丰臣秀吉原本继承了织田信长在近畿的势力,对于近畿最大的贸易港口堺依赖甚深,等到他以九州为基地图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时候,逐渐倾向于利用北九州地区尤其是博多的豪商们,而把堺抛到了脑后。天正十五年(1587年),秀吉在征伐九州的过程中于箱崎召开了盛大的茶会,主要邀请了博多的豪商神谷宗湛和岛井宗室等人——对比千宗易“幽、寂”的茶道,神谷和岛井等人的茶道要温和得多,与秀吉的茶道并不那么格格不入。

天正十七年(1589年)四月,曾经继千宗易成为丰臣家茶头的、宗易最有天分的弟子山上宗二,因为屡屡忤逆丰臣秀吉,在小田原之阵中被秀吉处死了,这件事给宗易的刺激是很大的。宗二为人执拗,他更明确地认识到,并且着意体现艺术家是无冕之王,不应屈从于世俗统治者,因此才会被杀。可以说,正是宗易本人的思想教导出了宗二,也导致了宗二的死亡。

就这样,山上宗二被杀后才过了不到两年,丰臣秀吉就以大德寺山门事件和倒卖茶器为名,于天正十九年(1591年)二月十三日,下令将千宗易幽禁在堺,并于二十五日将他召回京都,勒令自杀。宗易本是商人出身,商人总是要赚钱的,况且茶人养家之道,本就是鉴定和出售茶器,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二月二十八日,千宗易在聚乐第葭屋町的邸宅切腹自尽,死前留下一偈:“人世七十,力围希咄,吾之宝剑,佛祖共杀。”



●关白秀次的被杀


相比千宗易之死来说,丰臣秀次的死亡其实更具有悲剧性,并且对丰臣政权的损害更深。秀次本是丰臣秀吉的姐姐瑞龙院日秀之子,是秀吉的亲外甥。秀吉出身寒微,所以一般认为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农民,然而既然咱们已经分析过秀吉也并非普通农民出身,那么他的姐夫起码该是个低级的乡下武士吧。总之,因为瑞龙院早死,秀吉就把外甥领过来自己抚养,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秀次与其说是秀吉的亲戚,倒不如说是被亲舅舅频繁耍弄的一件政治道具。

当丰臣秀吉还在织田信长麾下为将的时候,他跟随信长鏖战江州,对抗浅井氏和北面的朝仓氏。为了立功,秀吉前往拉拢原属浅井氏的豪族宫部继润,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就把亲外甥送去宫部家做了养子兼人质——那是元龟二年(1571年)间的事情,这可怜的孩子年仅三岁。

等到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事业,掌控了天下,宫部继润就把小人质送了回来。当时秀吉还没有获赐“丰臣”姓,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就首先要为那些穷亲戚都找个高贵的靠山。想来想去,他让自己的姐夫去做名门三好氏的养子,改名为三好吉房,而吉房之子,也就是秀吉的那个亲外甥,就起名为三好信吉,又被送去了三好家。其后因为秀吉没有子嗣,就把信吉接回来做了自己的养子,赐以上字,这才被称为羽柴秀次,后改丰臣秀次。

丰臣秀次初次上阵,就是著名的小牧•长久手合战,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孩子虽然名为总大将,但根本不具有军事指挥能力,更不具备总大将应有的威信,从而导致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成长价值。事实上,秀次此后屡次跟随丰臣秀长和丰臣秀吉南征北战,参加过四国之阵和小田原之阵,表现也还算中规中矩。

据说丰臣秀次受其养祖父三好笑岩入道的影响很深。笑岩入道原名三好康长,是三好长庆的叔祖父,本为河内高屋城主,后归降织田信长而受封阿波一国。笑岩是著名的文化人,秀次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在三好家中,围绕在笑岩膝下,这对他性格和才能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天正十三年(1585年),因为从征四国有功,秀次受封近江四十三万石的领地,主城在八幡山,对于八幡山的内政建设,这个孩子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据说丰臣秀次很具有商业头脑,他规划了八幡山城城下町的格局,并且颁布《八幡山下町中掟书十三条》,包括乐市乐座、免税等举措,使市场变得非常繁荣。此外,他还开掘八幡堀,便利水路交通,在城下町设置了日本最早的排水道。因为他治理得法,加上从征小田原北条氏的功劳,天正十八年(1590年)被加封尾张国,主城移到清洲,领地年贡超过了一百万石。

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丰臣秀吉唯一的嫡子鹤松夭折了,秀吉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很难再有子嗣,就于十二月将关白之位让给了秀次,自己名义上退居二线——因为退位的关白习惯上被尊称为“太阁”,所以此后人们就称秀吉为“丰太阁”。这等于是确定了秀次的继承人地位,并且朝廷也下诏任命秀次为正二位内大臣。

当丰臣秀吉前往北九州名护屋,遥控侵朝战事的时候,丰臣秀次就留在大坂和京都处理政事,虽然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还要秀吉点头认同,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傀儡只是暂时的,只要秀吉一咽气,秀次就是新的天下人。这种格局本来很利于长治久安,然而变数终于出现了——

文禄二年(1593年),就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暂时停战,准备开始和谈的时候,丰臣秀吉竟然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嫡子,鹤松的母亲淀姬再度生产,孩子起名拾儿,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赖。秀赖的诞生,使丰臣秀次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他虽然仍冠有关白的头衔,但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继承人的宝座。

日本历史上,仅室町晚期和战国时代,类似事情就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都是臣子们分裂为二,一派拥护嫡子,一派拥护养子,从此大打出手——“应仁之乱”就肇端于此。当然,丰臣秀吉非足利义政可比,他不会让这种变乱真的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为此睁大了眼睛,看着秀次究竟会何去何从。

据说丰臣秀次对和歌、茶道、书法、将棋等艺术门类都深有研究,他还下令保护逐渐衰退的官学,将在战乱中遗失的书籍重新整理起来——作为深受三好笑岩熏陶的文化人秀次来说,做这些事情本是理所当然的吧,况且国家大政仍然控制在秀吉手中,他也有很多闲空可以做这些琐事。然而在秀吉看来,秀次这般举动,是想麻痹自己呢,还是想提升威望,收买人心呢?

况且,因为关白丰臣秀次即将成为下一位天下人,各地诸侯纷纷趋势逢迎,羽州的大名最上义光就把十五岁的爱女驹姬献给秀次为妾——秀次和他的亲舅舅丰臣秀吉只有一事相象,那就是极好女色,各处搜罗妻妾无数。然而大名们这种拍马屁的举动,反而使秀次遭到秀吉的猜忌,为了给亲生儿子铺平道路,丰臣秀吉终于下了毒手。

文禄四年(1595年)七月,丰臣秀吉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下令将关白秀次流放到高野山中。十五日,正当秀次在青岩寺和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时候,突然接到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人带来的罪状书,被勒令自杀——享年仅二十八岁。

丰臣秀吉的刻毒残暴,在杀死养子秀次一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秀次虽然切腹了,他仍下令将其首级割回,放在京都附近处决犯人的三条河原曝晒示众,不仅如此,还将秀次的妻妾子女三十多人也都押往彼处斩首。最上义光的爱女驹姬当然名列其中,据说义光请托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未能救下女儿的性命。

驹姬临终前作绝命诗一首,大意是:“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年仅十九岁——丰臣秀吉此时残忍疯狂的行为,不亚于织田信长当年,所以丰臣政权的末日,也随之很快到来了。



倭奴和平秀吉


明朝人喜欢叫日本人为倭奴,其实这个词汇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大家知道,日本列岛上最早和中国取得联系的很多国家中,有“倭国”也有“奴国”,到了南朝范晔写《后汉书》,就记载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是倭国降服了奴国,两国归并为一。

从此以后,“倭奴”一词就变成了倭国也即日本国的代名词。然而可怜的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中含义都不大好,倭最早的意思是低垂,而奴就是奴隶,两者合起来,似乎是指一个奴才垂首听命。元朝以后,因为倭寇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老百姓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倭奴一词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贬义词。

然而事实上,以“奴”来贬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叫日本为“倭奴”外,在中国古代是根本没有过的。唯一的例外是《旧唐书》里有“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的话,不过那是用来骂高句丽出身的将领高仙芝的,所指是个体而非群体。明人曾经写道:“倭奴夷亦曰日本,东海外之夷也。谓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国是已。”实际日本向中国称臣的次数不多,时间也都不长,说中国是倭奴之主,未免是自欺欺人的狂妄之语。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了解都很浅薄,明朝中期闭关锁国以后,对于远在东海外的日本更是知之寥寥。清人所编的《明史》中对日本的相关记载就错讹百出,读之非常可笑。比如关于丰臣秀吉的出身,《明史》上是这样说的:

“日本原本有国王,国王下面称关白者最尊贵,当时以山城州首领信长担任关白。信长某次出猎,碰到一个人躺在树底下,惊了信长的坐骑,于是捉住此人,详加审问。这人自称叫作平秀吉,是萨摩州的奴隶,身体灵活,能言善辩。信长很喜欢此人,让他给自己放马,并且起名叫做木下人……”

丰臣秀吉之变为平秀吉,其实是秀吉自己搞的花样,他在给朝鲜国王写信的时候,正想冒充平氏,于是在国书中署名为“关白秀吉”或者“平秀吉”,既然知道关白是官名不是姓氏,那么大家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姓平了。后来明朝给秀吉的册封诏书中,就封他为“日本国王平秀吉”。不过说他因为在树下被信长撞见,就起名“木下”,未免太想当然了。

《明史》后面还说:

“秀吉后来逐渐受到重用,为信长谋划,夺取吞并了二十余个州,于是被拜为摄津镇守大将(秀吉的主城大坂确实在摄津国内)。信长有个参谋名叫阿奇支(即“明智”的音译),得罪了信长,信长派秀吉前往讨伐。时隔不久,信长被其部下明智所杀,秀吉才刚攻灭了阿奇支,听闻此事后,就统率所部乘胜回师,杀死了明智,威名大盛。于是不久后秀吉废黜了信长的三个儿子,僭称关白,吞并了信长的部众。”

竟然把明智光秀拆分为两个人,如此不实之言堂堂皇皇地记载入史书中,也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后,有多么的封闭,对外国情况和事务有多么不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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