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主体民族发展研究管窥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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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异族”是巴人。古代巴族人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川东、鄂西。巴人始祖不可考,但部分估计称其原居于今甘肃一带。如果确实如此,则巴人似乎也属于东进的诸夏部落一个分支。有巴、樊、瞫、相、郑五姓,传说中的蜀道“五丁开山”很可能实际是“五姓开山”的误传。柳叶剑是其特有武器,其他族群从未见过,或为其特殊标志。此外,巴人与四川境内其他族群关系仍难考证,尤其是殷商余脉的三星堆文化在川如何发展、又如何湮灭,与巴人有何关联等,目前皆难以考证。但可以确认的事,秦灭巴后,大量移民入蜀,原住巴人称板楯蛮,很快在

从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异族”是巴人。古代巴族人主要分布于今天的川东、鄂西。巴人始祖不可考,但部分估计称其原居于今甘肃一带。如果确实如此,则巴人似乎也属于东进的诸夏部落一个分支。有巴、樊、瞫、相、郑五姓,传说中的蜀道“五丁开山”很可能实际是“五姓开山”的误传。柳叶剑是其特有武器,其他族群从未见过,或为其特殊标志。此外,巴人与四川境内其他族群关系仍难考证,尤其是殷商余脉的三星堆文化在川如何发展、又如何湮灭,与巴人有何关联等,目前皆难以考证。但可以确认的事,秦灭巴后,大量移民入蜀,原住巴人称板楯蛮,很快在入川的移民浪潮中被融合,部分巴人为逃避战乱,迁徙至鄂东,即东汉时期的江夏蛮/五水蛮,部分则迁徙至湘西,构成武陵蛮的一部。这几部蛮族均出善战武士,尤其在三国时期,这几部的武士威名遍传天下!如蜀军著名的无当飞军兵员构成主力就是板楯蛮。

第三个重要“异族”则是南方的南越。前219年,秦始皇统一七国之后,任命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精锐秦军平定岭南百越。屠睢在平定战役中战死,任嚣接替为主将,前214年岭南被平定。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任嚣任南海郡尉。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赵佗被委任为龙川县令。前209年,反秦起义爆发,中原混乱。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死,赵佗继之,因南海掌握岭南通向中原的通道和驻留秦军主力,故赵佗此时已经掌握岭南的走向。赵佗不仅未服从秦政权令其北上平叛的命令,反而堵塞了岭南通道,前203年又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建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南越的主要居民是古越族,主要是闽越、西瓯和骆越三支,另外就是赵佗等带去的50万秦军。因此,南越国制度仿秦,并很快和西汉王朝建立了联系,并尊西汉为上国。其国内部族经过数十年混血,逐渐成为了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前身。其间曾与西汉发生冲突,但大多以和平收场,盖因南越王室本为中原出身,深受中原文明影响。且深知中原王朝庞大实力,故一直以尊奉上国的姿态维持半独立格局。直至武帝时吕嘉作乱反汉,武帝一怒之下令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大军难症,大破南越,将南越分化九郡并入汉版图。

第四个重要“异族”就是古蜀人。古蜀人曾建立了高度的文明,今天发掘出的三星堆、金沙遗址都是古蜀人建立的辉煌文明。过去一直难以考证古蜀人的来源,但目前最新的考古研究判断古蜀人的文明很可能来自殷商余脉,但肯定与当地原住民有大量的混血。古蜀人建立的文明后来应当是在战火中被摧毁,目前仍无法确知古蜀文明因何原因毁灭,侵略者来自何方。有人认为可能是川东的巴人,但显然缺乏足够证据的支持。不过可以推定的是:古蜀人并未因此彻底灭亡,而是再进一步和当地族群混合,形成了许多后来存在于西南的少数民族。但古蜀人的社会组织如何?与华夏族群有何关系?与西南原少数民族如何融合?其演变程序如何?今天的了解仍然殊为稀少,还需考古实据的进一步搜寻。

第五个重要“异族”为西南夷。西南夷是汉时对西南诸少数民族和小国的统称。其中的滇国是楚国将军庄峤建立,很快即成为楚国的重要附属国。另有夜郎等诸国。这些国家从民族属性上说难以确认其是否完全属于古越族。但随着汉平定西南建立七郡,该地区出现汉化趋势,并随着汉化程度的不同,生产力发展出现裂解。其民族属性开始复杂化。部分西南夷融入汉族,部分则分别成为今天西南部分少数民族的直系祖先。

第六个重要异族为“东越”人。东越在汉代建立了闽越国和东瓯两个小国。根据《史记》记载,其传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其居民显然为古越族。汉后将其并入版图。

第七个重要异族为西域诸部。与以上所说的“异族”区别最大的是,西域诸部从人种属性上和华夏族群不同,属印欧人种,而其他的“异族”和华夏族群则都属于蒙古种。西域部族数量繁杂,但大多游牧。虽汉建立西域都护,但管理并不严谨,其与中原主要是经济往来,人口混血则较少,其后各部族因多种因素先后迁徙,湮灭于历史中。

第八个重要“异族”为朝鲜。汉时的“朝鲜”仅指今北朝鲜地区。南朝鲜地区当时尚属荒蛮,可能仅有少量原始部族生存。北朝鲜地区其时为战国时燕国旧贵族率部分移民建立殖民地。但旋为汉平灭。居民内徙,国除。

从战国开始至汉,华夏民族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折。战国时代的战乱几乎从根本上摧毁了周公设立的封建制度,也摧毁了华夏民族逐渐融合的艰苦努力。由于各国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原本的中原文明观念被国家观念所取代。至秦灭周祀。则从法理上宣告周朝灭亡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原文明统一的破碎。秦历经六世,重新统一中国,但短暂的统一并未有效的重新集聚人心,也并无大一统的中原文明观念。至反秦战争大爆发,六国贵族纷涌而起,短时间内即集聚庞大实力,可见此事已经不是“中原文明”的观念为思想主要潮流,相反,以地域和族群区分的国家观念成为主流。这说明,“民族意识”是随着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战国时代的各国经济全部为战争服务。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圈,包括货币、度量衡等俱自成一体,甚至语音也各有不同,应该说,这种情形是中原民族裂解的前兆。

但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秦统一不久随即发生大暴乱,但持续的反秦战争不仅颠覆了秦,也毁灭了六国仅存的力量。流氓刘邦借势登上了最高宝座,建立了汉王朝。

汉基本沿袭了秦制,但再次封建显然是个败笔。不过,七国叛乱的平定和推恩令的颁布基本上解除了这一危机。而汉早期的休养生息客观上加速了经济恢复和经济流通,后期的盐铁专卖等政策虽然是一个败笔,但在当时也确有一定的意义。尤其重视农桑,使得汉帝国境内各地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再次逐渐拉平,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而政令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提供了稳定的环境,逐渐削弱了国内的地域裂解意识,另一方面更导致了“大一统”思想的出现,为中原民族第一次从思想上建立了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的思想萌芽其实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存在,在春秋时期更为百家所推崇,但到了董仲舒才将其系统化,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衣装,以法家思想为内核,以道家思想为修饰的统一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国家政令的推动下很快即成为汉帝国境内的主流思想,而其代表的儒家思想虽然经过后代不断篡改阉割,但仍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基准。可以说,这一思想体系的建立甚至堪与周公所建立的封建制度相比,为汉代及以后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从军事角度看,汉与匈奴的长期战争使得汉朝内部逐渐重新形成了“文明”和“野蛮”的对抗意识,更由于接连外战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文明”的自信。尤其是汉的北方,长期遭受匈奴骑兵的威胁,原有的疆域观念在与共同敌人的共同对抗中迅速削除,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的族”的观念。而且,由于北方激烈战事的原因,两汉都极为重视交通的发展——征收赋税和调动军队的需要,客观上为经济融合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几次大规模的远征更是逐步完善了国家作为行政机构主体的组织力和领导力,使得国家政权进一步完善,行政机构的富于效率又推动了国家在民族同化上不自觉地起到了领导和骨干的作用。因此,飘花认为,现代汉族的发源就是汉朝时期,正是上述四个原因导致了汉民族的初起与中华第一帝国的诞生同步。而两汉四百年天下,威加西北,无论是国力还是民间财富,较之周边各国差异极大。整体看来,中华第一帝国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军事力上,都无疑是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正是中华第一帝国建立起了天朝上国——藩属国的东方式帝国概念:各藩属国几乎全部俯首于中央帝国的脚下,其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安全都由中央帝国所主宰和控制。各藩属国间关系全由中央帝国调节管理。这种朝贡体制显然极为稳定,一直延续至今。与西方帝国建立所伴随的赤裸裸的野蛮抢掠、杀戮不同,东方帝国建立虽然同样使用了强大的武力,但军事力量更多的是作为后盾,主要方式仍然是通过文化和经济的双向传播发展。中央帝国的文明和先进无疑使得周边各“异族”心怀向往,这为此后主体民族向周边的发展和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然而,强大的第一帝国对外固然是恐怖的,却没能摆脱内部的崩塌。东汉末年,人口的剧增和政治的腐败引发了巨大的危机。终于在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中,庞大的农民起义军揭开了第一帝国覆灭的序幕……

秦汉这个中华第一帝国的建立,孕育了今天中国的主体民族,并为其今后的发展、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好事多磨”,而中国主体民族这个婴儿在刚刚爬出摇篮的时候就遭到了第一次重击——三国分立和此后的五胡乱华。

虽然两汉并称,但后汉(东汉)与前汉(西汉)相比,实际上是大大的退步了。西汉直至末年王莽新政,国力一直强盛不衰,政权相当巩固,皇权基础相当坚实。因此,王莽虽然能够一时夺取汉中央权力,却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击下身死业除。而东汉则不然,自光武中兴后,仅仅经过明帝、章帝三代,皇权即已经沦为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既是由于章帝早丧的偶然,却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秦汉第一帝国晚期陷入衰落的必然。而此种皇权、外戚、宦官集团三角对峙的激烈斗争,使得中央政权的威望和对地方的控制日益削弱。况且东汉帝国本来就是依仗地方势力的支持才夺取中央政权,中央权力的弱势更导致原本已经难以控制的地方豪强势力进一步扩张——这也是第一帝国晚期陷入衰落的的根源。可以说,到东汉后期,即便皇权重新一统,出现精明强干的帝王,也不可能改变地方豪强裂解中国的最终结局,至多是向后推迟这一期限罢了——何况以当时外戚和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斗,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一句“跋扈将军”就能毒死一位帝王的时代,岂能容忍一位精明强干的天子出现呢!

整个东汉,外戚与宦官集团都在作生死斗,但由于皇权制度不能改变,双方都难以做到将对方根除。到桓、灵两帝时,国事日坏,一场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将本已风雨飘摇的汉王朝打得千疮百孔,中央政权掌握的军队力量在平叛战斗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丧,而地方豪强却借机篡夺了大量的地方行政、军事、经济权力,为此后的军阀混战奠定了基础。而在中央,外戚与宦官集团的争斗日趋白热。外戚集团聚拢于大将军何进麾下,试图彻底消灭宦官集团。何进屠户出身,志大才疏,其本打算趁灵帝死亡后清除宦官集团实力,却不料走漏风声,反为宦官集团设计诛杀,朝中当即出现混乱,而外地名士(地方豪强)领袖袁绍立即发兵彻底诛灭宦官集团。此时掌控中央的外戚和宦官集团全部灭亡,中央权力立即出现真空,地方豪强趁虚而入,终于导致了东汉政权的最后灭亡。

首先掌握中央政权的是西凉军阀董卓。董卓上洛有其偶然性,于大将军何进的愚笨有着直接关系。何进欲诛除宦官集团,却又恐惧宦官集团实力强大。因此密招董卓入京。当时身为何进下属的曹操对此发表不同意见如下: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既治其罪,当诛首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招外将乎?

可惜曹操的正确意见并未被何进、袁绍采纳,结果董卓带兵进京反而捡了个大便宜。但董卓本人将领出身,对政治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控制中央政权后连番犯错,先是擅自废立,而后是不恤百姓(地方豪强),导致朝野上下无一不满,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州郡、势力组成讨董联军,以袁绍为盟主。董卓见势不妙,便裹挟献帝回长安根据地,以避锋芒。而关东诸侯很快即因内部矛盾分裂。而董卓很快又为何部分朝中反董势力勾结的亲信吕布谋杀,于是天下分裂,再无一个可以制衡的势力,诸侯彼此攻杀,军阀混战开始。

此时黄巾主力虽已平定,但各地余部仍坚持战斗,黄巾作为宗教性反政府力量,破坏性极大,所过之处,可谓寸草不生。在黄巾起义所过地区,人口普遍损失50%左右甚至更多,大量人口逃亡,相当一部分流亡人口被地主豪强收为部曲逃户。而接下来的诸侯混战,兵火遍野,中原地区无一处不遭战火,各方为追求胜利,往往大量屠戮、掳掠敌方人口,曹操《蒿里行》中描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显然是战乱的真实写照。这场混战接连数十年。曹操凭借其过人的才干和善于识人、用人的能力,历经苦战,先占据了中原豫州、兖州、青州,并于建安元年率大军迎回献帝,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政治地位,吸引了大批仍然忠于汉室的士大夫投效,建立了雄厚的人才储备,并采用远交近攻的方式逐步扩张实力。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控制了北方局势,207年,曹军北出卢龙塞,大败与袁氏家族勾结的乌桓,在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危机后最终统一了北方。208年,已无后顾之忧的曹操大举南征,试图削平最后尚有实力抵抗的荆州、东吴和刘备三个军事集团。由于荆州集团首领刘表的猝死,荆州集团内部发生严重分裂,成功掌控荆州的蔡氏集团为对抗与刘备集团结盟的刘表长子刘琦,投降曹操,曹操几乎兵不血刃即占据荆州,并给与当时寄寓荆州的刘备集团以重大打击,长板坡一战,刘备弃妻子,与诸葛亮等数十骑仓惶而逃。曹操随即转兵东向,准备顺势一举荡平江南。然而危机中,占据江左的孙吴集团联合刘备集团,在乌林利用北方军队不熟悉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谙水战等因素,发动突袭,大败曹军。此即后世所称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虽然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被视为汉家正朔的重大胜利,但飘花认为,对于主体民族来说,这是最严重、最致命的打击。事实上,真正的“正义”一方恰恰是掌控中央政权大义名分南下的曹操。而曹操若是获得胜利,毫无疑问将顺利统一汉帝国的原有疆域,并取代汉帝国建立新的帝国,使第一帝国继续延长,则中原文明、主体民族势必可因此继续良好成长。但曹操却是兵败于斯,天下局势当即如著名谋臣诸葛亮战前所分析的“……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中国由是三分,更导致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经济严重倒退,终于导致后来五胡乱华的严重后果。

三国混战七十余年,但从法理上计算,则应从孙权称帝(229年)始,而280年晋灭吴使得三国时代最终结束。中国再次统一于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西晋之下。

尽管战乱年代,中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和文化,但历史原本并未注定西晋是一个夭折的朝代。晋灭吴时期,中原地区已经有所恢复,而晋之国力、军力仍然镇压四方,周边诸国、诸族慑于中原积威,无人敢有异动。然而晋人自己的愚蠢却葬送了自己。

1、政权主掌者存在严重问题。晋武帝灭吴后即感觉良好,认为天下大定,四海平安,随即耽于享乐,不理政事,国家政权在建立初期的开创者期间即如此玩物丧志的,晋为第一。而更严重的是,其嗣子惠帝为低能儿,却仍因宗法原因被定为皇位继承人,对于封建皇权制度这种行政运行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本身素质的行政组织体系而言,可想而知意味着什么。正如许多大臣当时即已经忧虑的,果不其然,低能的惠帝时期果然毁灭了刚刚统一的西晋。

2、恢复分封制度,诸王掌握国家武力。根据晋武帝自己的意见,他是认为曹魏灭亡是因为宗室诸王没有权力,以至于中央危局却无诸藩支持。坦率地说,这很可笑。在政治上从来就没有所谓“亲情”一说。而强势的诸藩扶持暗弱的中央,仅仅在东周早期,周王室尚有一定力量的时候才存在。而后诸强藩的发展更是周王朝结束的根本原因。春秋战国或者已经久远,但西汉初年吴楚七国之乱就在眼前,飘花确实很难理解武帝的想法为何如此幼稚。估计若是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怎么也不会犯下此等低级错误。而后西晋果然毁于宗室的八王之乱,而东晋的灭亡也与宗室难逃干系!

3、《晋书•山涛传》记载: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猋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这段记载冷静地指出了西晋崩溃的最根本原因——裁汰武备。一个大国,竟然因为所谓的“和平局面”放弃武装。中央政权立刻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制裁手段。而如果不是没有可靠的武装力量,即便惠帝昏暗低能,即便诸王作乱,只要中央政权有武装力量存在,那么在能干的大臣的指挥管理下,即便不能迅速平定叛乱,凭借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至少能不至于祸乱过大,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王朝。然而,西晋开国的统治者就将这几个错误都犯了,其灭亡不速才真是有违天理!

之所以详述这些问题,是因为西晋当时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胡人内居。而此后为皇汉诟病的“五胡乱华”正是起源于此。

异族(主要是胡族)内迁始于西汉武帝。武帝雄才大略,征战四方,不仅要征服,还要同化。故而周边异族来降,多徙往内地与汉人杂居,或者是干脆设郡县,征发汉人前往混居,分散降胡部众,使之逐步汉化。这一方式实际上与武帝所提倡的“大一统”观念恰好符合,既无所谓民族性,实质上创建了多民族的庞大帝国。这一方针政策也被后来的东汉所继承。帝国的本质恰恰是将要将各民族熔炼为一,而事实上,这一目的至少也是部分达到了,如东汉末年的南匈奴、氐、羌等,俱都归属中央王朝统一治理之下,其部落性在数百年中消磨许多,对中原文明向心力逐渐增强。

但东汉末年的黄巾暴乱导致中原残破,尤其关中经董卓祸乱,人口锐减,原本人烟稠密的城乡十室九空。中原汉人不堪战乱,多有逃亡,除南下江左外,许多人逃亡至胡人所居的边地郡县,不仅使得胡人户口、实力增强,也使得胡人掌握了大量中原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而同样由于战乱,骠悍的北方胡人显然是骑兵的最好兵员,如曹魏最负盛名的“虎豹骑”中,胡人的比例很高(南方的精锐山地步兵也同样是由蛮族充当)。而常年的胡汉杂居使得胡人基本使用汉人语文,双方生活习性也逐渐趋同。

然而,虽然胡族汉化已经成为普遍趋势,但仅仅数百年的时间并不足以完成彻底的融合,双方仍然有着实质上的区别,而中原汉人对北方诸胡的戒备心理依然严重。三国混战,各方战事激烈,人口、军队损失严重,急需户口补充,因此排胡论暂时止歇,但当西晋已经略有修养生息之时,仍然广纳诸胡部,即立为朝中大臣所批评。《晋书》记载,武帝太康元年时:

郭钦上书曰:戎狄强犷,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

元康九年,又有江统作《徙戎论》:其辞曰: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

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忲,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逷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其拓迹,谋及子孙者也。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之所以全篇引用《晋书•江统传》中的这部分记载,正是因为江作恰恰是当时汉族士大夫对异族不信任心态的共识。与汉代虽有排胡论却无人重视不同,西晋的排胡论却是实实在在的思想主流,原因何在?

汉武之时,正是汉家极盛,国力雄厚,人口众多,国民心态开放强盛,对于吸纳异族,显然丝毫无惧。且异族带来了良好的骑兵兵源和畜牧技术,对于加强汉军事力量和改进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将领和大臣甚至以有异族仆从、护卫为时尚。但东汉末年中原的战乱损失了太多的人口,相反,聚于边塞的胡族反而受损颇轻,由于中原空虚,匈奴、鲜卑、羯、氐、羌不断由塞外迁入中原内地。因此人口比例发生了重大改变,汉人不再占据绝对多数,而胡人由于得到大量的汉人加入,其实力急剧增长,当然对汉人士大夫的心理底线构成了严重威胁。

胡人内迁虽然令相当部分士大夫心怀忧虑,但出于各种局势的考虑,至少在西晋以前,根本就没有具体的处理办法。例如嘉平三年(251年),邓艾就指出了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甚至还提出对于杂居汉人的羌胡,应当逐步迁往塞外的提议。这一主张,便是日后《徙戎论》的雏形。但也正是邓艾本人,为了与姜维争夺少数民族,招抚了数万鲜卑人安置在雍、凉一带。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出于战争时期的形势需要。而到西晋初年,由于官吏横暴,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终于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鲜卑秃发树机,氐齐万年为首的两次重大叛乱。而郭钦、江统的上疏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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