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军事能力软弱的原因---军事指挥的若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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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事指挥的若干评价




宋朝军事能力软弱的原因十分复杂。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而在各次具体的战争和战役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又是变化多端的。前面介绍宋军的种种弱点和弊病,如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如此等等,都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这里就宋朝军事指挥等方面的缺陷,以及宋军的某些战术优点,作一些评述。


(一)将从中御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僻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宋会要》兵14之13)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败事”。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中从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王禹僻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2)。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卷365《岳飞传》)实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不容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史》卷271《赵延进传》)。

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长编》卷20十月庚午)。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败之余,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宋史》卷311《晏殊传》)。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宋史》卷278《王德用传》)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历代名臣奏议》卷221)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手诏,指挥前线军事。如刘锜步兵在顺昌府遭受兀术主力骑兵围攻,处于若要弃城退遁,必被迫歼的险境,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令他“择利班师”(《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岳飞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轻率地下令西线的吴璘撤兵,“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川陕的宋军精锐主力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筘制;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

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权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南末后期,贾似道忌恨勇

将高达,他宁肯听任襄阳和樊城的失陷,而不愿派高达率兵救援。由于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加速了南宋

的灭亡。


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

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象宋太宗那样,简

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二)消极防御


宋朝还没有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等现代军事辞汇,事实上也从未制订过明确的一贯的战略方针。然而依据军事史的史实,则宋朝的传统战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夫疑忌和提防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击敌军。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末太宗时。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粱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宋廷不是设法如何集中军力,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遏辽朝骑兵的奔冲,“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

待到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作,亦败亡相继”。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长编》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傅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完全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自然大败亏输。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寅)这也是实行消极防御的后果。宋仁宗时,“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本可与西夏一决雌雄,可是宋廷却分兵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西夏方面却是“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余万人”。一方面是集中的骑兵,另一方面却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由于宋廷笨拙的军事部署,使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在战役上的劣势。“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连战而连负。[关于宋夏战争中宋方的指挥缺点,可见《长编》卷132庆历元年六月己亥,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朔,《历代名臣奏议》卷324范仲淹奏,《范文正公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故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饶。


在南、北宋之交,金军击破腐败的宋军,势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宋军军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超过金军。如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和颍昌之战,都能以少破众,便是明证。但宋军终于不能战胜全军,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降金求和之外,宋军不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而各支宋军又不能协同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弱点。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金佗粹编》卷1高宗御札),他曾一度心血来潮,破例地委任岳飞节制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然而经张浚和秦桧劝说之后,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岳飞兵多势雄,立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而宁愿兵分势弱,牺牲军事胜利。


从当时具体的战役看,绍兴六年(1136)春季韩世忠攻淮阳军,秋季岳飞突击伊洛,都是孤军独进,而吴玠、张俊、刘光世等军却按兵不动。绍兴十年(1140),岳家军孤军深入,进逼开封外围之时,张俊却从毫州撤兵,刘锜也在顺昌驻守不进。绍兴十一年(1141),金军主力突入淮西,宋廷临时调动张俊、杨沂中、刘锜、韩世忠和岳飞五支大军应战。忌功害能的张俊在柘皋战胜后,急忙通报岳飞,说金军已退,前途乏粮,制止他进兵。不料金军转攻濠州,并在攻破州城后,以逸待劳,分别击败前来救援的张俊、韩世忠等军,待到岳飞率兵赶来,又退遁淮北。这些都是各军互不协同,影响战局的实例。相形之下,金军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优势。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结大军北伐,却分命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将指挥。结果在两将不和,战事不利的情势下,“大军十三万,一夕奔溃”(《藏一话腴》外编卷上),使南宋丧失了继续与金军周旋的能力。这同样也是指挥不统一的恶果。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后分成包括三衙在内的十三支屯驻大兵,分屯长江沿岸和四川,守内虚外,也同样体现了消极防御的方针。


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也人体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吴潜曾批评当时的防御说,“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择要地而聚大兵,不过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蚁列,皆不成军,欲使沿淮沿汉千里之地,寸寸而得守乎”(《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上官涣也说:“嘉定以来,州县往往增筑城壁,自谓备御密于先朝,而不知备多力分,反贻后患。”(《咸淳遗事》卷下)


由于传统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的重要原因。


(三)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这已是马列主义的常识。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发生影响的。宋朝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是很多方面的,前面介绍军中的各种积弊,很多即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而赵宋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严重地损伤了军事能力。


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乐全集》卷20《请因郊里肆赦招怀西贼札子》)“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不应当追溯到宋太祖时,大致上可说是萌生于宋太宗时,确立于宋真宗寸。宋太祖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实行对内防范,但并不打算对辽议和苟安。宋太宗比较“外忧”和“内患”的轻重时,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为赵宋以后的历代皇帝所继承。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经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朔)。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


宋真宗不敢冒与辽军决战的风险,才订立澶渊之盟。在历史上,不乏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以利再战的事例;而宋朝统治者与此不同,其处理和战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盘算。富弼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揞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历代名臣奏议》卷327)这段评论活画了澶渊之盟后以和为安,文恬武嬉的状态。但是按照封建专制的惯例,他不能诿过于君父,而只好归罪于臣子。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


宋高宗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防内的需要,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以求偏安东南。绍兴和议后二十年间,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杀害和废黜抗金将领,摧残军心士气之余,也必然是“将帅养骄,军士惰敝”(《会编》卷228)。完颜亮侵宋战争的史实表明,尽管宋朝在战前已有一段时间被迫重整战备,而宋军素质仍比二十年前大为退化。淮南战场的宋军主力打得一败涂地,连众望所归,倚若长城的名将刘锜,也声誉扫地。南末只是依仗长江天堑和水军,才得以挡住完颜亮的兵锋。甚至当金军内讧,完颜亮被杀,整师北撤之际,宋军都不敢稍作拦击或尾袭。宋高宗在庆幸之余,又故态复萌,准备恢复和议,继续苟安。


宋朝军事史表明,在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指导和影响下,和议往往招致军备废弛,军力减弱。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兴和议后,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军经武,但因整个官僚军事机构的腐化,成效并不显著;而随着宋光宗即位后的政治混乱,本来就不显著的成效又很快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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