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期望、国民党阻挠:难产的美军登陆中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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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共期望、国民党阻挠:难产的美军登陆中国计划 美军错过中共出的政治“选择题” 抗日战争后期,曾有一个令中共期望、国民党阻挠、苏联人担忧的美军“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只停留于中共和美军观察组军官的探讨阶段,并未得以实施,最后不了了之。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军方“偶然”改变在华策略,或原子弹的“突然”爆炸而放弃,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个计划实际上只有部分美国前线军官“看好”并努力促成,但却因有悖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战略而注定无法实现。 美军观察组大胆猜测登陆计划并积极行动

中共期望、国民党阻挠:难产的美军登陆中国计划


美军错过中共出的政治“选择题”

抗日战争后期,曾有一个令中共期望、国民党阻挠、苏联人担忧的美军“中国沿海登陆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只停留于中共和美军观察组军官的探讨阶段,并未得以实施,最后不了了之。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军方“偶然”改变在华策略,或原子弹的“突然”爆炸而放弃,但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个计划实际上只有部分美国前线军官“看好”并努力促成,但却因有悖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战略而注定无法实现。

美军观察组大胆猜测登陆计划并积极行动

戴维斯,这位生于四川乐山的美国传教士之子,自信对中国、中共的了解远胜华盛顿,不止一次地建议美国向中共地区派遣观察员。在1944年1月15日第二次提出向中共地区派观察员的建议中,他甚至列出了军事调查团应该完成的四种“任务”:

1.调查日本军事情报;2.准备美军在共区作战之方法;3.调查中共实力;

4.视察华北、东北有无变成苏联傀儡政权之可能等任务。

其中第二项———“准备美军在共区作战之方法”,可说是这批美国前线军官想象中的美国在华战略的典型体现。戴维斯等人虽然对中共采用与陈纳德“清除”方式相反的、貌似“同情”的态度,但在美国的对华战略问题上,他们和陈纳德一样存在一系列的致命性错误,而“最致命的错误在于,认为美国要在中国进行一场大的决战”。

两派人物判断的明显错误在于与美国总战略相悖。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43年5月5日《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关于1943—1944年全球形势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在1944年的总战略是避免在中国进行大的战役,而在中太平洋上发起对日最后进攻”。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年轻的下级军官们除了收集军事情报,还积极主动地收集他们认为很重要的“政治情报”,甚至策划他们认为极有可能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接受的军事行动。戴维斯等人所“预测”的“华北大决战”对中共来说,由于能因此得到租借物资,故是一个利好消息,中共方面因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不久的8月23日,毛泽东就邀请“资历较浅”的谢伟思前往与之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会谈。在这次演讲式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了美军在中国沿海中共控制区域登陆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自然,它取决于日军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但是日军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更不要说满洲了。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对中国来说那将是最不幸的事。国民党作为政府———而又没有能力成为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如果实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和中国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合作。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军在内线,国民党军队在更远的后方。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此时所希望的美军登陆计划已超出了普通的军事意义,俨然成为一道留给美国的政治选择题:战后美国必须在占据华北、华东优势的中共,与“没有能力”的国民党政府之间作理性的选择。谢伟思明明知道“战争可能用其它方式取得胜利,登陆是不必要的”,但面对毛泽东在“美军登陆”上的热情,他仅仅是“暗示”,而没明确表态,这就给毛泽东的判断带来了干扰,使之认为“美军登陆”有相当的可能性。

既然“负责政治情报”的谢伟思都在与中共谈论双方的“军事合作”,包瑞德这位负责军事情报的美国军官就更是如此了。包瑞德本已离开使团,但12月他又奉命再次前往延安。给他下达命令的并非中缅印战区新任指挥官魏德迈将军本人,而是他的参谋长罗伯特•B.麦克卢尔少将。当时魏德迈不在重庆,麦克卢尔口头告诉包瑞德,要他到延安通知中共的领导人,“击败德国人以后(也许这即将来临),那时正在欧洲服役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可能要派到中国来,参加对日本列岛的最后攻击”。包瑞德因此要“询问共产党人,当该师在山东沿海共产党控制区建立滩头阵地之后,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他们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这不包括弹药武器和其它作战军用品”。但麦克卢尔又要求他“必须向共产党人表明,同他们的会谈纯属探索性的,因为击败德国以后,这个美国师是否会派到中国,还未作出最后决定”。

12月27日包瑞德到达延安后,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了可能登陆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相当高兴,并明确保证:如果美军登陆,他们可以向这个师提供供应品,直到美军的正规供应机关能够承担这一任务为止。

包瑞德此行在延安的所作所为很快被重庆方面获悉,并提出了强烈抗议。魏德迈原本要提拔包瑞德为准将,此事的出现让赫尔利阻止了这个提名。这些低级军官的行为不仅为国民党所难容忍,还“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时常让美国的首脑们头痛,甚至激怒了华盛顿参谋部的大多数人”。

明知不可为还有意为之的人还不止包瑞德、谢伟思,极力提倡与中共接触的戴维斯也是这样,明明知道华盛顿并不主张登陆,还专门跑到延安就登陆之事与中共“商议”。

1944年10月22日,戴维斯抵达延安当晚就与毛泽东专门商议登陆之事。戴维斯甚至和包瑞德一起把他们的“登陆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了中共军方。这个被陈纳德称为“嗦嗦没个条理的作战计划”设想使用空降和两栖部队在连云港地区进行登陆。


美国媒体为“计划”大造舆论

以为美、共军事合作计划有相当可能性,并散布利用中共华北、华东基地消息的人不止于美军观察组,美国的一些新闻记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美亚杂志》1944年1月7日有一篇题为《作为反攻基地的中国游击区》的文章说:“许多军事当局的意见认为,如果边区的(指中共———笔者注)部队能得到充分的援助,这些区域可以成为缩短对日战争的有力的反攻基地。”

1944年6月10日美国的《星期六晚报》刊登了斯诺一篇题为《六千万被遗忘的同盟者》的报道。文章对于中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意义颇有见解,甚至具有相当的“可靠性”:“2月间尼米兹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香港或广州或许将首先被美军攻取,但是轰炸机由这些城市起飞到日本仍是遥远的距离,只有在更北面的中国地方,才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

1944年8月18日的《新华日报》再次为美军登陆制造舆论,而且此次舆论的来源似乎极为可靠。以前这方面的信息多来自陆军的一些下级军官,这一次登陆的消息则是来自军阶甚高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这篇名为《中国的基地很重要》的报道没有任何“新闻背景”,开篇就是:

(中央社关岛十一日合众电)尼米兹海军上将说:马里亚纳群岛的战事,在盟军进攻太平洋很关重要。但是他说:日本军队即使被击溃,我们也不能单由海军作战打败日本。为了确保盟军的胜利起见,中国方面的基地实在重要……

这仍是一篇模棱两可、让中共抱有巨大热情和希望的报道。不管这是尼米兹固执己见的一家之言,还是美国的一种情报策略:针对日本人故意放出要从中国最后出击的信息以达声东击西之效,都对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共对观察组抱有极大的希望,以为他们可能带来美国的合作、租借物资。这种近似幻想的期待,伴随着观察组成员自主呈上的“包裹着糖衣的苦药”,与对美国总体政策理性的判断交替出现。

美军观察组在华的真正使命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中共准确判断美国是否将在华北、华东等中国沿海地区登陆是种脱离历史环境的苛求。那时,中共对美国的了解相当有限———当时还没有同美国建立直接联系渠道。而作为当时中共了解美国信息的重要渠道———美军观察组,由于美国战时战略的保密性,中共对其在华使命并不真正了解,由此导致中共无法准确判断、决策。

美军观察组在华的真正使命究竟是什么呢?现有多种笼统的解释,但都没有认识到它和美国核战略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紧密关系。

1944年6月至次年3月,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曾在印度及中国实施一项用B-29轰炸日本本土的马特洪恩计划。由于马计划实际是美国斥资30亿美元的B-29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缅印战场具有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美国首造原子弹的计划)的优先权。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予高度重视,于1944年2月到6月间,多次亲自致电蒋介石要求派遣人员到中共控制的华北、华东地区建立情报网,以配合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执行马特洪恩计划收集气象情报、搜救回飞人员的需要。

蒋介石因美、共直接接触可能造成美国承认中共的既定事实和“恶劣影响”而极力反对。但马计划的迫切需求和机密性(刚生产下线的B-29将作为原子弹载机,而此时尚不够成熟,需要及时进入实战以便改进),使美国已经顾不上蒋介石的感受,特派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促成军事观察组的成行。这个最终让蒋介石放行被派到延安便是“美军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为马特洪恩计划收集情报,马计划又是为原子弹计划提供成熟的弹载机,其中关系在当时和原子弹计划一样具有顶级的保密性。观察组为成都的B-29轰炸机提供作战情报,这一点即便作为美国盟友的国民党也无法相信,更何况于中共!如胡乔木在建国后所说“美国政策到底怎样,我们原先并不清楚”,无法正确把握美方全球或对华总战略,再加上对马计划这一具体计划战略目标的完全无知,使得中共判别失据。

尽管罗斯福派出美军观察组的真正动因并非早期的建议者戴维斯、谢伟思等人所期望的那样,而是为配合马特洪恩计划的一个具体行动,但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还是被国共双方看成是对中共某种程度上的承认。而从军事上来看,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又很容易让人以为美国会在中共控制区域与之进行“联合登陆”之类的军事合作,并获得美国的援助。

中共不仅响应美国陆军下级军官的这些建议,甚至主动寻求与美国海军高层建立联系。1944年12月,在美军观察组成员、海军军官希契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共请他向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转交了一封以朱德的名义、表达中共愿意“配合美军在中国实施任何军事作战活动”的信。

战局明朗后中共坚决拒绝美军登陆要求

在战局明朗之前,中共可以说备受这种干扰信号的煎熬,一直希望,也以为能与美国登陆部队协同作战。直到1944年12月,华盛顿再次明确“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白宫否认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在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设想”,毛泽东等人才“对观察组渐渐不感兴趣了”。中共清醒地意识到,观察组的那些“热情的”下级军官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他们的建议不能代表华盛顿。

尽管如此,这些在华美国下级军官,甚至史迪威仍然没有放弃在中国沿海登陆的努力。

1945年7月,也就是日本最后崩溃大约一个月之前,当时史迪威在冲绳担任美国第十军司令,提出了一个直接援助中共的计划:第十军部队应在上海之北的江苏省登陆,以与中共的军队获得接触,把美国的军火和弹药给予中共,让他们向日军占据的上海发起进攻。国民政府立即向美方提出紧急“强烈抗议”,使得这个自视比华盛顿更了解中共和中国的人所提出的、更有“远见”的宏伟计划未能得以实施。

中共尽管受这些干扰信息的困惑,但几乎从未放弃自身的努力,不断壮大着自己。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独立和谨慎如谢伟思所说“除非美军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否则他们是不会下注的”。也就是说即便美军不像中共所期望的那样“登陆合作”,“他们仍对他们日益增长的实力满怀信心”。

到1945年中共快速占领山东等沿海地区时,已经不再需要美军的协同登陆了,也不再受到此类美军前方军官私自发出信号的干扰。1945年9月下旬,美军海军陆战队拟在烟台“登陆”,并要求第十八集团军驻军及烟台市政府撤离该市。叶剑英奉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之命,致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叶顿上校,请其转告美军“有关司令部”停止中共曾经期望的登陆的函电。

中共此前不久如此希望美军登陆,而今为何坚决拒绝美海军登陆要求?这首先在于此时中共在军事上已无需美军的协助、支持。其次,美方此时挟“中国战区最高军事首长”之命,图谋插足其中的行为让中共无法接受。

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军事问题。如前所述,毛泽东曾经很明确地告诉谢伟思,“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对中国来说那将是最不幸的事”,此话若说得更明白一点应该是:如果美军不抓住时机在中共需要时登陆,承认中共并与之合作,那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不幸的事。

现在中共已靠自己的力量占领中国主要经济地区,美军即便登陆也已错过了中共留给美方那道政治“选择题”的时效。也就是说,由于美国在中共需要的时候并没有选择与之合作,实际上是从政治上放弃了中共,此时美军登陆对中共来说既无军事效用也无政治意义,何况此时美军竟然还要求中共撤出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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