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五关斩六将”


虚构显漏洞


《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所写的“过五关斩六将”,乃是书中流传最广的故事之一。它说的是关羽挂印封金,辞别曹操之后,保着甘、麋二夫人,往河北(黄河以北)投奔刘备,先后经过五个关隘;因未向曹操讨取文凭,沿途受到阻挠,不得已斩了六员曹将。这所向披靡的战绩,成为关羽赫赫功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上有没有“过五关斩六将”之事呢?没有,这只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公(指曹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这就是说,在关羽离开曹操之前,刘备已奉袁绍之命到了许都南面的汝南郡,与刘辟等领兵攻打许都附近地区,扰乱曹操的后方。关羽得到刘备的消息后,自然只能由许都南下以归故主,而绝不可能北上河北去寻找刘备。因此,他根本不会去“过五关”,也就不会“斩六将”了另据《三国志·魏书·曹仁传》:“太祖与袁绍久相持于官渡,绍遣刘备徇强诸县。”可见刘备当时是在强(今河南临颍东)一带,距许都不过二百里左右,步行三四天即可到达。所以,关羽此行路途也不算遥远,说不上是“千里走单骑”。






罗贯中为了表现关羽不辞艰辛千里寻兄的忠贞之节和义勇之慨,虚构了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让他先赴河北,再折回汝南,这在小说艺术上是允许的。问题在于,由于罗贯中的历史地理知识不足,他的虚构有一个相当大的漏洞———地理方位混乱。按照情理,关羽既然要到河北投奔刘备,那么,他离开许都之后,就应该向北,直趋延津(今河南延津西北) 或者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渡过黄河,即可进入冀州境内。然而,罗贯中却让他首先通过东岭关(虚构的地名),接着突然莫名其妙地折向西北,跋涉一千多里,走到洛阳,白白绕了一个大弯;然后才折回东方,经过汜水关(即《演义》第五回写到的虎牢关)、荥阳,最后再到达滑州(应为白马),从那里过河。这样的路线,犹如一个大“之”字,让人物来回折腾,行程将近三千里,完全不合逻辑。此外,在具体事件的设计上,也有不合理之处。比如,韩福要阻挡关羽过洛阳,只需把城门一闭,就叫关羽无可奈何,他却偏要出城送死,便令人费解。


不过,尽管“过五关斩六将”在艺术上经不起推敲,它却符合听三国故事而无暇辨别地理方位的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天长日久,“过五关斩六将”不仅已被人们接受,而且已经成为典故,化作成语。《三国演义》的影响可见一斑。

曹操和张飞


亲戚关系被抹去


看到这个题目,有的读者可能会哑然失笑:这两个死对头,怎么会沾上亲戚关系?然而,这并非海外奇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


曹操和张飞的亲戚关系,是通过夏侯渊一家搭起来的。


先说曹操。曹操之父曹嵩,是东汉末期大宦官曹腾的养子,但他的本家却是夏侯氏。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及《世语》二书:“(曹)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指曹操)于惇为从父兄弟。”这就是说,从血缘关系来看,曹操其实应该说是夏侯氏的后代;他手下的头号大将夏侯惇就是他的堂弟,另一员大将夏侯渊也是他的族弟。夏侯惇长期独当一面,“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夏侯渊多次领兵出征,也极受信任;除了他们自身的才干勋业之外,与曹操的亲族关系乃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如此,曹操还有意识地与夏侯惇、夏侯渊亲上加亲。夏侯惇之子夏侯楙(按:《三国演义》说夏侯楙原是夏侯渊之子,自幼过继给夏侯惇,误),娶曹操之女清河公主为妻,封列侯,“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可谓官高爵显;夏侯渊的长子夏侯衡,也“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恩宠特隆”(《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总之,在曹魏集团内,夏侯惇、夏侯渊家族真是尊荣无比。所以,陈寿在写史书《三国志》时,干脆把夏侯惇、夏侯渊与曹仁、曹洪等曹氏宗亲合为一传,标名《诸夏侯曹传》。


至于张飞,作为刘备的心腹大将,无论就其家世出身还是政治观点来看,本来是很难与夏侯氏家族产生什么瓜葛的。然而,在那天下大乱,人的命运变幻无常的年代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却成了夏侯氏的女婿。据《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略》,事情是这样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时(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采,为张飞所得。飞知其良家女,遂以为妻,产息女,为刘禅皇后。”这就是说,张飞的妻子是夏侯霸(夏侯渊次子)的“从妹”,也就是夏侯渊的堂侄女。论起辈分来,张飞还得算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哩!


通过这样两方面的说明,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既然曹操是夏侯渊的族兄,而张飞是夏侯渊的堂侄女婿,那么,张飞也可以说是曹操的堂侄女婿。不仅如此,就连蜀汉后主刘禅(张飞的女儿是他的皇后),也得算曹操的隔房侄孙女婿!


自从建安五年元月曹操亲自率军击败刘备,重占徐州以后,曹、刘两大集团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态势。所以,曹操和张飞虽然成了亲戚,却没有机会互相走动,互叙亲戚之谊。不过,即使在双方兵戎相见之时,也还没有完全忘记这一层亲戚关系。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进兵争夺汉中地区,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以来一直镇守汉中的夏侯渊与之相拒,在定军山被刘备部下黄忠所杀。张飞之妻闻讯后,便“请而葬之”,算是对这位堂叔尽了一点孝道。再过二十年,魏、蜀两国的开创者们均已谢世,两国的对峙态势虽然如故,但这种对峙和彼此攻伐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双方———曹操、夏侯渊的子孙和刘备、张飞的子孙———在感情上的仇恨心理却有所淡化,这一层亲戚关系更成了急难时的一张王牌。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曹爽集团,独揽曹魏大权。当时任右将军、“征蜀护军”的夏侯霸害怕被株连,惶惶然投奔蜀汉,在阴平道上迷了路,粮食尽绝,杀马充饥,步行又打破了脚,真是狼狈不堪。蜀汉方面闻报,急忙派人迎接。夏侯霸到了成都,刘禅亲自接见,特地向他解释道:“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刘禅还指着自己的儿子说:“此夏侯氏之甥也。”从此,刘禅对夏侯霸“厚加爵宠”,一直让他做到车骑将军。就这样,夏侯霸成了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之一。


曹操和张飞是亲戚,这本来是很好的小说材料。但是,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却完全没有涉及这一点,不仅张飞之妻根本不曾露面,就是写到夏侯霸投奔蜀汉时,也没有顺便略作交待。不知罗贯中是没有注意到这层亲戚关系,还是有意舍弃这一事实,抑或是担心写了这一点会模糊“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这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


貂蝉


历史上并无此人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大都对貂蝉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这个王允府中色艺双绝的歌妓,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厚待之恩,慨然接受王允布置的“连环计”,凭着美丽和机智,巧妙周旋于骄横残暴的董卓和见利忘义的吕布之间,使吕布对董卓由怨生恨,乃至不共戴天,终于站在王允一边,手刃董卓,从而为诛灭极端腐朽的董卓集团建立了奇功。


其实,历史上并无貂蝉其人;王允说服吕布共诛董卓确是事实,但他并未使用什么“连环计”。《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仅云:


(董)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作者按:王允系太原郡祁县人,吕布系五原郡九原人,太原、五原均属并州,故王允视吕布为“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后布诣允,陈卓几见杀状。时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是以告布使为内应。……布遂许之,手刃刺卓。


由此可见,吕布是因为董卓发脾气时将手戟掷向自己而“阴怨卓”,又因为与董卓侍婢私通而“心不自安”,这才被老乡王允说动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以貂蝉为主角的“美人计”。


貂蝉形象完全是宋元以来通俗文艺虚构的产物。在长期的讲唱传说中,民间艺人们对史料中“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点予以改造生发,创造出貂蝉这个形象。元代无名氏的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简名《连环计》)以貂蝉自述的形式交待了她的身世:


您孩儿不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刷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来,因此唤做貂蝉。灵帝将您孩儿赐与丁建阳,当日吕布为丁建阳养子,丁建阳却将您孩儿配与吕布为妻。后来黄巾贼作乱,俺夫妻二人阵上失散……您孩儿幸得落在老爷府中,如亲女一般看待……


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也写到了貂蝉的身世:


贱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因此烧香。


比较而言,《平话》对貂蝉身世的介绍比杂剧简单一些。在情节组织上,二者也有所不同:《平话》写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献与董卓;然后请吕布赴宴,让貂蝉与他夫妻相认,并答应吕布:“择吉日良辰,送貂蝉于太师府去,与温侯完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入太师府,董卓将貂蝉霸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一剑将其刺死。杂剧则写王允先请吕布赴宴,命貂蝉递酒唱曲,使其夫妻相认,并答应选择吉日良辰,倒赔房奁,让二人团圆;随后,王允又宴请董卓,命貂蝉打扇,董卓为色所迷,王允答应将貂蝉献与董卓为妾;事后,吕布知董卓已纳貂蝉,大怒,潜入府中与貂蝉私语;董卓以为他调戏貂蝉,欲拿之;吕布逃到王允府中,共谋诓董卓入朝受禅,将其刺死。


这两者所写有一个共同点:貂蝉与吕布本来就是夫妻,因战乱而失散,于是貂蝉流落王允府中;为了夫妻团圆,吕布愤而杀死霸占貂蝉的董卓。但是,这相似的人物关系也给两者带来相似的弊病:第一,王允既已知道貂蝉与吕布的夫妻关系,并已让二人当堂相认,却还要把貂蝉献给董卓为妾,未免显得太下作,与他拯救汉室的崇高目的太不协调;第二,貂蝉在与吕布夫妻相认之后,居然还毫无怨尤地被送给董卓为妾,实在不近情理;第三,吕布为夺回被霸占的妻子,愤而杀死董卓,这是理所应当,丝毫看不出见利忘义的本质;第四,按照这种人物关系,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装痴撒娇已无可能,离间二人关系也不再需要。总之,按照这种人物关系展开描写,不仅降低了王允的形象,模糊了吕布的性格,使貂蝉形象缺乏美感,而且使整个情节缺少戏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


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根据“据正史,采小说”的创作原则,巧妙吸收了杂剧和《平话》的情节主干,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改成吕布和貂蝉本不认识。这个看似微小的改造使人物关系变得合理了。于是,王允设“连环计”,只使人感到其老谋深算;董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特征,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貂蝉不再是只求夫妻团圆的一般女子,而成了怀有崇高使命的巾帼奇杰,虽然忍辱负重,却获得了在董、吕之间纵横捭阖的心理自由;整个情节也因此波澜起伏,艺术虚构与史实再现水乳交融。正是在这摇曳多姿的情节中,貂蝉的美丽、聪明、机警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使她成为动人的艺术形象、妇孺皆知的人物。


由于貂蝉号称“四大美女”之一,又是《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女性,明清以来,总有人想证明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云:“斩貂蝉事不经见,自是委巷之谈。然《(关)羽传》注称:‘羽欲娶(吕)布妻,启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则非全无所自也。”清代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六亦云:“貂蝉……则确有其人矣。”这些著名学者或含糊推测,或断然肯定,主要依据大致有三:


其一,即上引《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那段“(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的记载,《后汉书·吕布传》也有类似记载。有人便说这“侍婢”就是貂蝉。但是,从上述记载来看,这位侍婢仅仅是与吕布私通,而在诛董卓的行动中并未起任何作用,与充当“美人计”主角的貂蝉岂能画等号?


其二,有人说既然关羽欲娶吕布之妻,曹操又抢先将其占有,那么吕布之妻一定很美,这位美女就是貂蝉。其实,根据《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关羽想娶的是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却被曹操抢先占有。这位杜氏绝非“吕布之妻”,当然更不是貂蝉。即使是胡应麟那样的著名学者,也有读书不细的时候,对史书的明确记载发生误解,以为关羽是“欲娶吕布之妻”,进而误为“欲娶貂蝉”,犯了一个错误。


其三,有人引用唐代诗人李贺《吕将军歌》中“傅粉女郎大旗下”一句,说其中的“傅粉女郎”便是貂蝉。这更是无稽之谈。李贺诗中多有浪漫主义想象,岂可一一指实?这里的“傅粉女郎”跟貂蝉有什么联系?


以上种种,均非严格的学术考证,不能证明历史上确有貂蝉其人。相反,只能说是民间艺人们在长期的讲唱传说中,对史料中“布与卓侍婢私通”这一点予以生发虚构,创造出貂蝉这个美女形象,使之成为王允“美人计”中的主角。罗贯中再对人物关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才进一步突出了貂蝉的美丽、聪明和机警,使其形象更加优美动人。


既然貂蝉是虚构人物,通俗文艺叙述其籍贯、经历等自然有较大的随意性。具有代表性的是元杂剧《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貂蝉自述身世是“忻州木耳村人氏”。对此,学术界从来没有当过真,因为本来就是虚构。


今天,仍然不时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说法,企图把貂蝉拉作自己的“老乡”。1991年,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貂蝉是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貂家谷沟人”。我当即撰文予以反驳。后来,又有人根据民间故事,说貂蝉和吕布都是山西定襄人。最近,四川某县又称发现了貂蝉的墓碑,貂蝉又成了四川人。这些说法,比之上面的“忻州”说,其“资格”嫩得多,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的不同版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