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战败太原500文武官员集体自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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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历史中,阎锡山绝对是最值得研究与回味的人物之一,他复杂的个人奋斗史和自成一体的思想历来就褒贬不一,他的联共与反共更是饱受各方争议。尽管在抗战初期曾经有过短暂的合作,但阎锡山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共分子,他对中国共产党仇恨之深,手段之阴险毒辣,比之同期任何一个反共先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因为与共产党的合作历史而倍受国民党方面的批评。 太原战役开始后,阎锡山可谓事无具细事必躬亲,亲自制定颁布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指导编写碉堡战法,要以所谓

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历史中,阎锡山绝对是最值得研究与回味的人物之一,他复杂的个人奋斗史和自成一体的思想历来就褒贬不一,他的联共与反共更是饱受各方争议。尽管在抗战初期曾经有过短暂的合作,但阎锡山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共分子,他对中国共产党仇恨之深,手段之阴险毒辣,比之同期任何一个反共先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因为与共产党的合作历史而倍受国民党方面的批评。

太原战役开始后,阎锡山可谓事无具细事必躬亲,亲自制定颁布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指导编写碉堡战法,要以所谓强大火力的火海压制共产党的“人海战术”。太原防御体系所有的碉堡位置,阎锡山均要一一过目,亲自研究决定,旧式射口目标太大,他亲自同工人研究了一种隐蔽性较好的圆球射口。阎锡山还曾请人“扶乩”、“打卦”,寄希望用迷信手段来为他指点迷津。

1948年底,阎锡山派遣杨爱源、王怀明到北平请求增援。北平一些有故旧关系的山西籍军政人员劝阎锡山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均遭拒绝,阎锡山表示自己“要做历史上的人物”。阎锡山还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棺材板,表达以身殉城的决心,并把继母送出太原,说是怕继母在最艰难的时候出来动摇他,影响他固守的决心。

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之后,阎锡山昼夜不安,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举棋不定的傅作义打来电报寻求对策,阎锡山回电说:“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阎锡山还吹嘘说,只要他到北平向围城的解放军讲一席话,解放军就都是他的人了。解放军攻克天津,活捉陈长捷后,阎锡山让他在北平的代表转告傅作义,“事到危难宜坚决,遗憾全由俯就成”。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他在第二天拍电报向阎锡山表白自己的苦衷和矛盾心情。阎锡山一方面召集高干和基干开会,要他们“成功成仁”,“不走北平道路”,并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一方面又在回电中建议傅作义牢牢控制军队,如若不能就设法逃到太原。阎锡山在北平的一些旧部也在电报希望求得他的同情,阎锡山回电报说:“到你们知道是受骗的时候,你们还要来找我。”

北平的和平解放对阎锡山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驻北平山西兵站办事处的军需用品全部失陷。山西不少军政人员的家属也都在北平,军心、人心为之动摇,在阎锡山的上层干部中引起震动。籍贯定襄的阎锡山亲信吴绍之,是绥靖公署的秘书长,他私下和同僚们议论时,并不掩饰自己的和平论点,他说先生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共产党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一此同僚鼓动吴绍之向阎锡山进言,吴绍之摇头叹息,悲观地说:“日本人吃高梁面——没有法子。”

北平解放不久,蒋介石让贾景德拍来电报,表示太原从大局上看绝难长久支持,建议他和军政干部们乘飞机撤往西安,军队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但这一建议被阎锡山拒绝,他仍然坚持固守孤城。

面对渺茫的前途,阎锡山政权的山西省新闻处处长杨怀丰对阎锡山说:“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南京对挽救大局,是没有办法的。”刚愎自用的阎锡山说:“南京没办法咱有办法,一线光明在太原。”阎锡山还提出所谓的“以城复省,以省复国”,命令歌剧队大演战国时田单指挥火牛阵以城复国的故事来振作士气。

在日益孤立的情况下,阎锡山的一些部下和朋友都劝他离开太原,阎锡山均表示自己要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誓死不离太原。他在对邱仰睿的回电中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在对祁志厚的回电中说:“山自以为老而无用,任一事结一局以了此生。”在对徐永昌的回电中说:“我决死战太原”。阎锡山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贴了一幅横披,上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

阎锡山还说:“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他向一名德国医生咨询时,听说纳粹军官在牙齿中暗藏氰化钾毒丸,咬破后可以当即毙命,于是让川至制药厂试制。由于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最后配制出五百瓶毒药,阎锡山将它们摆到自己面前让美国记者拍照,并把照片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人。阎锡山还叫来几名士兵,对美国记者吹嘘说:“这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士兵,我让他们跟随我的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将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

阎锡山身上有着浓厚的商人气息,山西的土财主舍命不舍财,阎锡山与他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根据地太原共存亡的决心绝对是他的真情表露,为了保卫太原,一向精打细算的他可以不惜血本,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然,他的属下却并非人人愿意为他陪葬,虽然同志会的基干纪律规定,不得“诋毁会长”、“诬蔑会长”,但背地里议论阎锡山的不乏其人,他们甚至认为阎锡山和亡国之君崇祯是一模一样。阎锡山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要求大家在城破之时服毒自杀,军务中将处长朱崇廉听后用肘部碰了碰他身边的吴绍之,看他有什么表示,吴绍之用手在桌子下面做了个泼酒的动作,再端起来作了个喝酒的表示,两人相视而笑。

在此期间,阎锡山曾两次飞赴南京。1948年12月28日,阎锡山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述职,四天后回到太原。1949年2月14日,阎锡山经青岛再赴南京请求援助,途中先到青岛拜会了美军舰队司令白吉尔,与他就美军出兵的可能性与国际形势进行探讨。阎锡山在南京处理完公务后,又飞赴奉化去看望一个月前下野的蒋介石。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在所谓半日会议上向部下解释了新闻记者所说的他在南京大闹总统府的事情,当时阎锡山要求代总统李宗仁解决太原守军的武器粮食,否则自己回去也没有用,在总统府自杀就是了。阎锡山的坚持终于促使李宗仁答应给予太原以支援,从湖南、四川空运大米。阎锡山还说,傅作义投降后,共产党把他放在内蒙的一个枯井里,坐井观天,解放军叫投降纯粹是骗人,投降了就会象傅作义一样。

3月28日,国民党谋求“划江而治”的和平谈判即将开始,有关山西的条件需要阎锡山前往南京商定,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将于31日飞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次日下午二时,阎锡山召开要员会议,宣布了李宗仁的电文,表示“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随后,阎锡山乘车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与他在山西的统治中心太原古城最后决别,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五妹子阎慧卿。

阎锡山到南京后,与李宗仁商讨国共和谈问题。4月11日,阎锡山飞赴奉化面见蒋介石,二人长谈一夜。阎锡山表示太原战事紧急,拟速返并,蒋介石劝他说:太原虽重要,乃国家之一隅,有国家始能有太原,应以国家为重,留在南京参加主持大计。第二天,阎锡山又匆匆飞回南京参加李宗仁主持的“和战会谈”。

声言很快就要回来的阎锡山再也没有回到太原,大陆的有关著作普遍认为,他的离开是蓄谋已久的临阵脱逃,他所有死守太原的誓言与决心只不过是愚弄部属为他卖命的手段。民间过去有“十三个高干哄一个老汉”的戏言,如今变成了“一个老汉哄了十三个高干”。阎锡山离去时没有带走他的堂妹阎慧卿,人们认为这是阎锡山玩弄的又一欺骗手段,以造成他还要回到太原的假象来稳定军心。

关于阎锡山与他的堂妹阎慧卿的关系,民间有许多猜测和传说,大陆许多著作和电视剧都暗示了这种关系的存在,有的更是言之凿凿地予以确定。小名“五妹子”的阎慧卿基本是个家庭妇女,相貌也极为普通,而且上牙外凸。但阎慧卿工于心计,善于察颜观色,又粗通文墨,因而在阎妻负气出走,阎妾徐兰森病故前后,长年负责照顾阎锡山的生活起居。近年来看到一些文章和王振华先生的《阎锡山传》,也听到一些五台籍朋友的议论,他们认为阎锡山与阎慧卿之间是正常的堂兄妹关系,阎慧卿也基本没有干预过山西政事。

关于阎锡山没有回到太原的原因,也有着不同的说法。东山争夺战结束之后,解放军的炮火已经能够控制太原的各个机场,飞机从此很少降落,运送物资主要依靠空投。四野炮一师抵达太原后,从四月初开始用高射炮封锁太原上空,飞机无法降落,空投时也不敢低空飞行。残留日军军官城野宏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阎锡山曾在四月初飞回太原并在上空盘旋了一个小时,但因为炮火封锁无法着陆而返回南京。《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阎锡山离晋始末》一文中说,当时各航空公司均不愿冒着炮火在太原着陆,阎锡山希望好友博瑞智想办法帮助他回到太原,博瑞智以民航队不愿牺牲一架飞机为辞婉拒,阎锡山提出购买一架飞机,博瑞智又说不愿因降落而牺牲一位飞行员,时年65岁的阎锡山于是又提出以降落伞空降太原。不久,太原阎军拍来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阎锡山于是放弃了回太原的计划。阎锡山后来在回电中说: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两军前沿阵地的严密封锁,太原前线的解放军是在得到中央军委的通报之后,才知道阎锡山已经逃离太原。据城野宏记述,毛泽东曾经指示,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飞机场,阎在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那只有增加牺牲。毛泽东的这则指示无法得到证实,一般常识的看法是,如果阎锡山留在太原,只会顽抗到底,只有毛泽东这样具有政治眼光而且深谙历史的政治家才能做出如此与常理截然相反的判断。

把正义与非正义这个由历史学家们来确定的问题放在一边不说,身陷绝境的孤军究竟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保持军人的气节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应该以普通士兵与无辜百姓的宝贵生命为重而寻求和平,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长春的郑洞国和北平的傅作义,他们的故事为后人留下了多少话题。远在上海遥控的阎锡山最终向太原守军下达了投降的指示,时间是解放军总攻前夕的4月23日。但目前从一些亲身经历者撰写的文史资料来看,关于投降的电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阎锡山在4月23日中午拍来电报说:“五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这也就是说,允许投降。当时阎锡山的电报均由梁化之亲译,24日上午九时许,梁化之自杀之后,这封电报才由梁化之副官的妻子赵佩兰发现并交给吴绍之,吴绍之为此慨叹道:“就因拖延了这么几个钟头,竟把和平解放变成了投降。”

另一种说法是,阎锡山在4月23日午夜,以留沪基干会的名义发来电报:“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高干们传阅电报后,无人表示意见,梁化之看后,面色惨白,两手冰冷,薄毓相握住他的手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吧”,梁化之惨笑无语。谁都知道,太原的守或降,主要取决于梁化之与王靖国,孙楚私下里说,老汉表面说是可以投降,但其实还是想让我们死守到底。

我想,这两封电报可能都确实存在,所不同的只是梁化之是否隐瞒了其中一封而已。后一封电报更是充分体现了阎锡山的个性,首先,太原孤军的顽抗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他不能不对依然为他血战的将士们有所表示,允许他们投降以保全生命,但他自己又不愿担负下达投降命令的名声,因而电报用的是留沪基干会的名义;从内心上讲,阎锡山依然希望太原杀身成仁,完成他心目中的涅槃,所以他又寄希望于王靖国与梁化之,让他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顽抗到底。

阎锡山善于拉拢和控制部下,尽管由于他的多疑和在用人上过于浓重的乡土意识,致使名将孔庚、商震、徐永昌、傅作义、陈长捷等人先后脱离晋军,但他对部下控制之严密、部下对他之忠诚都是其它军阀所不能比拟的。所以,尽管他下达了允许投降的命令,但梁化之、王靖国这些死心塌地为他效命的高干们一直顽抗到解放军攻入绥靖公署。1949年5月18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写给李宗仁的一封长信中,曾对阎锡山守太原有过这样的评价:“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焉。”

4月22日,阎锡山在南京解放前夕逃到上海,在那里以无言的沉默接受了太原解放的现实。不久,阎锡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为扶大厦于将倾而奔走努力,但最终难以抗拒时势,败走台湾。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苦心撑持危局九个月的阎锡山递交辞呈,迁往阳明山的菁山草芦居住,开始了他“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晚年生活。1960年5月22日,阎锡山在不能追随蒋介石重回大陆的遗憾中去世,终年78岁。

早在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未梗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阎锡山的未梗手令和他精心培养的数万名铁军基干将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绑上了战争列车,共同驶向失败的终结。

失败早已注定,但这些败军之将的结局则不尽相同。除了战死和自杀的一部分外,阎锡山的大部分军政干部没有勇气服下那为五百基干准备的氢化钾,而是同七万七千余名官兵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渺茫的前途与严酷的军纪促使阎军将领做出决择,在关键时刻临阵起义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晋中战役后,解放军不断把被俘的阎军官兵放回,这些官兵经过反省甄别之后,全部编入雪耻奋斗团。阎锡曾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说:“延安真把事情做绝了,放回被俘军官,使你用不能用,杀不能杀,又不能不管。”他又解释说:“被俘过的人,象失过节的女人,到困难的时候,又容易失节。”不幸被阎锡山言中,阎军最起战场起义的,正是雪奋八团团长李佩膺和他的部下。阎军第8总队司令赵瑞、第71师参谋长孟壁也先后率部起义。赵瑞起义后,阎军中曾流传过“包文正用的是王朝、马汉,杨六郎用的是孟良、焦赞,赵承绶用的是杨诚、赵瑞。”的说法,杨诚是赵承绶的部下,他在晋中战役中被俘后与赵承绶一起投降了解放军。

败军之将中,结局最为悲惨的是死在阎军军法之下的官兵们。为了杀一儆百,稳定残局,阎锡山先后以盗卖武器的罪名枪决了上校侍从参谋解兆义,以战场上倡议投降的罪名枪决了被俘后又逃归的步重炮团长肖利锋,以放弃聂家山阵地的为罪名枪决了中校守碉司令郝志中等人,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因为将阎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被借口私通共产党送交梁化之审讯暗杀。此外,还有多名团营级军官因作战不力而被持法队就地枪决,仅东山淖马争夺战中,就有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枪决。

阎锡山离开太原后,将军政大权交给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而实权则集中在前三人手中,王靖国与孙楚执掌实际兵权,梁化之负责与阎锡山联系,所有请示报告与阎锡山的机密指示都必须先通过梁化之之手。

1893年,在父亲死后的百天忌日,王靖国出生于五台新河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他与傅作义、李生达等有“十三太保”之称。王靖国带兵极重风纪,关怀下属,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善于揣摸阎锡山的意向,同时也较为恭谦,因而在得到阎锡山器重的同时,与其它晋军将领得以相安无事。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分期调训全国高级军官,王靖国在学习期间深得蒋介石青睐。1936年蒋介石来太原会晤阎锡山时,下榻王宅,对王母行鞠躬礼并亲笔题词,盛赞王母懿德。后来,蒋介石曾通过胡宗南调王靖国至河南负一方重任,誓死效忠阎锡山的王靖国却不为所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靖国率部参加山西抗战,奉令固守崞县为忻口布防争取时间,在日军飞机与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守城工事几乎全部被毁,两位团长阵亡,王靖国几欲自尽。次年二月,王靖国在担任晋西阻击作战任务时,因为所部在忻口战役中伤亡过半,实际战斗力相当薄弱,阵地先后被突破。援军陈长捷部与敌激战数日,也因伤亡过重撤退。张培梅要求将王、陈处以军法,阎锡山说:“咱们就这几个人,把他们都杀了,还靠得上谁?”张培梅愤而服毒自杀,王靖国因此深受舆论遣责。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将部队整编为两个兵团,孙楚担任第15兵团司令,王靖国担任第10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阎军将领商得功病逝后,前往吊唁的王靖国触目感怀,哀叹道:“我继得功之后,大去之期,亦将不远矣。”这是王靖国对坚守太原缺乏信心的真情流露,但是,对阎锡山的绝对效忠却促使他冥顽不化地顽抗到底。

1949年3月,王靖国在北平上学的四女儿王瑞书受共产党派遣,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通过两军前沿阵地回到太原,劝王靖国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对女儿说:“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救援,实难确保,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果阎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阎没有命令,我只有战斗到底。傅作义够个俊杰,但我不那样做。你可革你的命,我要尽我的忠。”并把女儿回来的事报告阎锡山。3月29日,阎锡山飞往南京,行前让他将女儿带来,由阎锡山携往南京转送台湾,但王瑞书坚决要走革命道路,最终设法回到北平。

总攻前夕,王靖国素为亲信的文职人员婉言劝他应变形势,均遭严厉痛斥,王靖国还经常荒谬地说:“我们能就守一天,就能守三天,守三天就能守三个月,守三个月就能守三年。”原阎军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受徐向前派遣,进入阎军61军阵地,要求入城谈判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在电话中答复了三点,一、中央有命令,被俘人员不准进城;二、老头不在,无人作主;三、从什么地方进来,还从什么地方出去。

王靖国在城破前两天还亲自前往城外阵地巡视,将作战不力和丢失要地的两个团长就地正法。总攻太原前一天,为了对城内守军作最后争取,赵承绶再次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到达阎军前沿的一个团部,打电话给王靖国,劝其为全城军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前途着想,依傅作义的先例,和平起义,仍遭坚决拒绝,王靖国同时劝赵承绶不要入城,免遭梁化之杀害。

城破之日,解放军攻入绥署,署内侍卫部队仍在负隅顽抗,侍卫队长刘有泰眼见无法支持,派遣下属进入地下室报告王靖国,跪倒在地恳求说:“顶不住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王靖国起身说:“走,我出去。”孙楚阻止他说:“完了,你出去顶什么事。”正迟疑间,解放军已攻至地下室门口,阎军高级军政人员全体被俘。此后,王靖国被单独关押,三年后病死于战犯管理所,时年59岁。

孙楚是山西解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14年从阎军的见习排长一直提升到1928年时的33师师长。北伐战争期间,孙楚率领第三方面军率先进入北京,出任北京市警备司令。中原大战中,率军奔赴邢台、郑州一线作战,中原大战结束后,出任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是第一个与共产党军队交手的阎军将领,在临县黄河一线阻击红军东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楚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战役中,孙楚倾向于投降,但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阎锡山离开太原后,一名已经投降解放军的阎军军官穿越封锁线,入城劝降,王靖国准备将其处决,孙楚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为由阻止,将其释放。孙楚后来在战犯管理所渡过了12个春秋,1961年冬天获特赦,几个月后因病去世,时年72岁。

阎锡山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从1938年12月,先后建立起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三个各有侧重的特工组织。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是阎锡山特工系统中最庞大、最反动、最残酷的一个组织,它对中共隐蔽战线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破坏和危害,特警处的主要首脑,就是梁化之。

梁化之,名敦厚,字化之,1905年生于山西定襄。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因为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在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逐步成为山西政坛上新兴的活跃人物。

阎锡山离开太原前夕,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付以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为顽固、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和平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权势,而阎锡山政权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也不得不让他三分。解放军总攻前夕,赵承绶想进城劝降,王靖国在拒绝投降的同时也劝说赵承绶不要进城,以免被梁化之杀害。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解放后,梁化之、戴炳南和被捕的共产党员赵宗复是解放军重点查找的三个人。根据梁化之卫士的交待,解放军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经医学专家检验无误后方才向党中央确认梁化之已经自杀。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改革开放以后,梁化之的儿女从美国归来为父亲扫墓,但因为城市建设的扩展和地形的变化,当年负责埋葬的人员终究未能找到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墓地。

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

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是阎锡山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当时特警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在疯狂屠杀被捕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同时,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集体居住。4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刘建德等一些20岁上下的特警处女职员。在他们的胁迫下一同殉难的,还有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和年仅18岁的晋剧演员王桂燕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不甘心自己的彻底失败,为了安慰自己和进一步欺骗世人,大肆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话。阎锡山逃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拔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园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碑文和祭文。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共产党)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阎锡山亲手将他的部下送上了不归之路,此时又为他们唱上一曲挽歌来安慰他们的灵魂,这完全是其政治权术的应用。台湾一些文人也著文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童年时代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于1979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后,才全面了解此事。山西文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调查后认定,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至今还活在世上或根本没有其人。太原解放后,经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辩认,能够确认自杀的,只有46人。另据一些学者估计,自杀者最多不过一二百人。

吴绍之是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定襄人,毕业于阎锡山的川至中学,从督军公署的练习员一直做到阎锡山的“高干”。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吴绍之是“主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太原解放后,他积极配合人民政府接收太原,检举继续顽抗的反动分子,后来历任太原工商联主任、市民革社联部主任等职,1960年因病去世。

五人小组中的赵世铃,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之前,曾因私藏武器等过失受到撤职处分,在阎锡山的关照下得以复出,赵世铃因此为保卫太原显得格外卖力。阎军全部撤入城内前夕,为了扫清城头视线,不被解放军在攻城时用以隐蔽,赵世铃下令将城门外的所有民房全部烧毁,数千市民在刺刀的驱赶下痛失家园。目睹这映红天空的烈焰,残留的日本军官城野宏也因此感受到战争的冷酷无情和悲惨。太原解放以后,赵世铃因为这一罪状而被判处死刑,阎锡山同志会宣传组长孟际丰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枪决。

除了赵世铃、孟际丰、戴炳南和解放军的叛徒张士英四人外,被太原市军管会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的阎锡山政权高级军政官员,还有阎锡山政卫系统特工头子杨贞吉、阎锡山政权太原市市长白志沂、“三自传训”的积极推行者续如辑、“兵农合一”政策的首倡者薄毓相、阎锡山军队的兵役头子孙凤翔五人。被枪决的薄毓相事实上曾经掩护过一名共产党地下党员,当时如果审查得细致一些,完全可以将功折罪,免除死刑。总攻太原前夕,解放军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和日本顾问岩田五人为战犯,杨贞吉和白志沂两人还为此相互安慰:战犯名单上没有我们!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列入战犯名单的阎军将领孙楚、王靖国被送进战犯管理所并最终获得特赦,而他们却被押上了刑场。

在太原战役中,出现了一批分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的绝无仅有的双料战犯,这就是阎锡山军队中的“残留日军”。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希望利用日本军队维护他的统治,对抗共产党,一批日本军官则希望利用阎锡山的保护残留于中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以图卷土重来。经过阎日双方策划,投降日军共有五千余人残留于山西,编入阎军建制,所有残留日军一律官升三级,兵发双饷。此外,还有数百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和医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也留在了山西。在此期间,一些日本少女嫁给了中国人,而太原女师的一些女学生也嫁给了残留日军。

山西的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阎锡山与解放军的历次重要战役,他们明显高出一筹的战斗素养和顽强作风赢得了阎军官兵的钦佩和阎锡山的倚重。在日常训练与生活中,残留日军也表现出他们特有的风格和个性,他们遥望着东山的硝烟在城内举行棒球比赛,他们赤裸上身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出操,引得太原市民驻足围观。1948年夏天,残留日军在晋中战役中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残留日军司令元全福负伤后自杀。太原战役前夕,阎锡山曾与日本军官城野宏计划从日本招募10万人的雇佣军来太原参战,因时间仓促而未能实施。此后,残留日军将非战斗人员和家属全部送回日本,剩余3000余名日军被整编为四个团,今村担任司令,岩田担任炮兵总指挥。牛驼寨争夺战之后,残留日军主力被歼灭,余部被编为500人的炮兵大队。太原解放后,今村自杀,岩田、城野宏、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河本大作等人被俘,送入战犯管理所,五六十年代先后被遣返回国。

阎锡山对日军残留部队倚重有加,太原被围困以后,阎军士兵吃的是“红大米”,而残留日军与中央军则供应大米白面。太原战役后期,军粮供应紧张,太原市内三家医院收容的伤员多达一万五千人,有关官员想从轻伤员口中挤出些白面大米来保障日本人和中央军的供给,结果,愤怒的伤兵们上街游行,砸毁了孙楚、王靖国的公馆。

太原被围后,粮食供应能否保障是阎锡山固守太原的关键之一,太原战役之所以提前13天发起,就是因为阎军出城抢粮。在城内存粮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阎锡山绞尽脑汁寻求对策,清查出多达五万的军队空额,裁减一万名机关职员,停发留用官员眷属约一万人的粮食,将山西大学等大、中学校迁往北平或解散。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援华空军志愿军“飞虎队”的陈纳德准备继续留在中国,在上海筹组航空公司。阎锡山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与其接洽。1948年6月,陈纳德与夫人陈香梅来到太原,阎锡山在柳巷正太饭店设宴招待,陈纳德向阎锡山赠送了飞机模型。经过协商,阎锡山以一百条黄金入股,陈纳德航空公司帮助太原空运物资。

陈纳德的航空公司是当时中国三家航空公司中规模最小的一个,但却担负了太原空运一半以上的任务,以18架运输机,每天平均起运28架次。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的八个月里,据不完全统计,陈纳德航空公司为太原空运粮食2500余万斤,副食10万余斤,子弹2500万发,炮弹10万余发,以及其它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空运的军用物资中,包括化学弹和黄磷燃烧手掷弹,这种燃烧弹和火焰喷射器在东山要塞争夺战和坑道作战中给解放军造成很大的损失。在最后攻城时刻,为了防止燃烧弹,攻城士兵大都不系棉衣,一旦被火引燃就可以尽快脱去。

陈纳德的航空公司还有过直接参加国共内战的记录,一名阎军官从军事杂志上看到关于凝固汽油弹的文章,转而向阎锡山介绍。阎锡山向南京方面请求拔付,但南京没有库存,阎锡山于是通过其它途径弄来一颗,由陈纳德的飞机投放在西山黄坡前线,将解放军阵地烧成了火焰山。此后,陈纳德将率数百架战斗机前来保卫太原成为阎军反复宣扬的政治谎言。

军粮虽然基本得到解决,但普通士兵因为长期吃不到蔬菜而患上夜盲症,一到天黑就看不到东西。阎锡山飞往青岛时,购买了一批干带鱼,以解决士兵缺乏营养问题。带鱼下发部队后,士兵们都不知道带鱼的吃法,只在火上烤烤就撕着吃,并没有解决夜盲。不久,南京方面调拔的大米开始向太原空运,据说向太原运粮的费用差不多是当时全国军费的四分之一。但运到太原的是粗糙的陈年“红大米”,士兵们浸上点盐吃白饭,无不感觉难以下咽。

空投的粮食只保证军粮供应,每名士兵每天也只有12两的定额,阎锡山政权的下层机关职员也经常饿肚子,曾经有一名普通职员得到上司的餐券,在机关食堂暴食一顿而被撑死。虽然太原没有发生类似长春围困战中市民锐减十几万的悲剧,但军政人员尚且如此,普通市民的境遇就更为悲惨。解放军的炮火控制太原所有的飞机场后,陈纳德的飞机从此很少降落,物资主要依靠空投,经常有从天而降的麻袋包砸坏民房,一些抢粮的市民被扫粮队打得头破血流,城外空投场的士兵还曾向抢粮的饥民开枪射击。太原战役后期,市内酒厂醋厂库存的糟糠和油房的豆饼也成了抢手货,一块豆饼最贵时卖到二三十块银元,一些市民一天只吃一顿豆饼,连野菜都没有。市面上传说有人抱着金子被饿死、首义门当街卖人肉包子。由于阎锡山行政当局的严格保密,很难知道究竟有多少市民被饿死。为了减少城内的粮食消耗,阎锡山政权又以避免炮弹伤亡为名组织疏散,将原籍在太原城外的居民和老弱病残武装护送出城。但是,这些难民很多难以通过封锁线,经常是早晨离去到晚上又回来,与守城阎军发生冲突,还有一些难民滞留于双方阵地之间被活活饿死。

1949年的早春三月,太原城内已经没有春的气息,日益绝望与恐慌的败军之将早已注定的败亡结局正在一天天逼近。

1949年 4月24日清晨,解放军1300门大炮向太原城垣同时开火,25万解放军兵分12路攻上城头,在歼灭阎军13万余人、解放军付出了 45000余人的伤亡之后解放太原。这场持续了六个多月近百万人被无情卷入的残酷战役,成为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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