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前3世纪中外军事比较[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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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与盾的碰撞构成了世界各国古代中期军事争伐的主旋律。为了战

争,各国都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先后用铁制武器取代了铜兵器,使用诸

种兵制以保证兵源,并运用了各种军事奇谋:无论是较低层次的战术,

抑或较高层次的战略,都有相当发展,并趋于成熟老练。所有这些,均

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自己、吞并他人,其表现是弱肉强食,强

权即真理。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表层下面,隐藏着社会变革及文明整合

等进步史实;越是在古代,社会进步的代价越是沉重。本时期,世界各

国在军事上的运作,既有共性,亦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对构成当时世界

军事格局的三大区域(地中海、印度、中国)作一简略比较。

1.战争规模与军制比较

在人类历史上,罕有战争如此频繁的时期。当时世界,只要是有国

家的地方,均有战争之祸,地中海世界大国的涨落和兴衰,摩竭陀从列

国到帝国的过渡,中国从小国之争到列国争霸直到秦帝国的建立,无一

不是通过千百次的战争来完成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呈现出两个比较鲜

明的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希波战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伯罗奔尼

撒战争继续了27年,布匿战争(第一、二次)断断续续进行了60年,

亚历山大东征用了10年,吴楚战争长达百余年;甚至一次军事行动也会

相持数月乃至几年,如雅典远征西西里,时近3年,秦赵长平大战,时

近一年。其二,战争规模大。无论中外,一旦用兵,动辄几十万乃至百

万,如薛西斯亲自领兵进攻希腊,据保守估计,兵力不下四五十万;长

平一战,秦、赵双方各投兵力均在45万以上;王翦灭楚,带兵60万。

战争,尤其是征服战争也不限于一国一地,而是数国,波斯与马其顿,

甚至将战火烧遍三洲。不仅有陆上厮杀,亦有海上大战。之所以出现这

种兵连祸结的局面,乃是奴隶制小国走向大国这一规律的普遍反映,在

中国,它还是社会制度转型这一深层变迁的外在反映。相比之下,中国

的战事更见频繁,但它主要是华夏诸族之间的相互角力;而地中海世界

的战争,虽然显示出时急时缓的慢节奏,但却是数十个民族和国家之间

的拼杀与争夺,因而更显得场面宏伟、波澜壮阔。

频繁的战争也反映在兵制上。本时期的兵役制呈现出三个特点:其

一,为适应日益频繁的战争,各国都先后扩大征兵范围。在古希腊、罗

马,将征兵对象扩大到原本不服役的不入级者;在中国,冲破了“国”

“野”界限,“野人”获得了当兵的权利;在其他国家,也使用种种办

法扩大兵源。其二,无论各国采用何种兵制,都体现了兵民合一的特点,

因为正规的征兵制一般仅用以组建常备兵,而国家一旦有紧急事件发

生,都是全民皆兵。其三,服役年限普遍较长。波斯帝国规定的服役年

龄为15-50岁,罗马为17-60岁,希腊诸邦一般是20-60岁,中国春

秋时期为18-60岁,而战国时代则是15-65岁。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

不仅服役年限最长,更具特色的是,除了征兵适龄男子外,适龄适役女

子也要服兵役。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服役年限长及女子当兵,

是我国战争频繁在兵制上的反映。

2.军事技术比较

在本时期,从世界范围看,军事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出现了多

种冷兵器,弓与弩是射程最远的进攻性武器,均能杀人于百步或数百步

开外。攻城与城防机械方面更见进展,出现了多种军械,如弩炮、投石

器、攻城塔等。希腊化时代的重投掷机械,能将70公斤重的巨石射出300

-500米。叙拉古科学家阿基米得(公元前287-前211)发明的城防机

械威力更大,在公元前213年-公元前211年的叙拉古保卫战①中,大逞

威风。据波利比乌斯记载,阿基米得发明了远程投石机和弩机,从卫城

垛口发射出大量的巨石和箭,有的巨石重达30公斤,罗马战舰多被打坏

或击沉。当余下的舰队以8船连成一排向叙拉古城冲来时,阿基米得使

用了巨型起重机械,这是一种长臂杠杆,杠杆底座有绞盘,中间安有复

合滑轮,前端链子上系有铁钩,城垛上放下的这些铁钩抓住接近城墙的

罗马舰船的船头,然后转动绞盘,将船头吊起来,再猛然放下,使敌舰

翻倒或碰坏。孔雀帝国的城防设备有十余种,其中威力较大者,有能自

动射出排箭的弩和能发射骤雨般石块的投射器。可见,他们的军械,已

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成果。相比之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攻城器械则较

为原始,诸如云梯、轒輼(f8n w5n,一种攻城车)、大橹(盾)、望楼

(一种攻城塔)、钩撞车等,均结构简单,与科学技术无缘。最常用的

冲撞城门的车轮輼,只是在两轮车上绑二棵大圆木而已,使用时还得凭

借数名士兵的推动,其威力与西方的机械装置相差甚远。至于用于攻城

的投射器械,似尚未发明。在城防攻守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与印

度。究其原因,这一方面受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但亦与

当时中国的军事理论相关。春秋战国时代的兵书,论述攻城及城防战术

者极少,大部分兵书讨论的是排兵布阵、野战对垒、战争谋略等用兵原

则,其重点是野战,而不是攻城。这自然会影响军事技术的发展。

3.战略运用比较

古代中期是战略运用趋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各国的争霸战争或征

服战争,都十分注重战略的运用:亚述打击乌拉尔图,运用了先断其左

膀右臂各个击破的战略;摩竭陀称霸列国,运用了结盟与联姻的策略;

汉尼拔建立反罗马包围圈,采取了争取盟国、孤立敌人的良策;亚历山

大东征,实施了安定后方、稳扎稳打、战略迂回等良谋。但将战略运用

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中国。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争霸,利用周

天子的威信及中原小国恐惧戎狄攻扰等因素,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

取得了众多小国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终于成就霸业。城濮之战

中,晋文公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造成三强抗楚的有利态势;尤其后期

晋联吴制楚、楚联越制吴、秦联楚制晋等,都是争取盟国、陷敌于两线

作战的不利境地的战略佳作。至战国时代,战略运用较之春秋,又进了

一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国无宁日、岁无宁日”,

为兼并他国或不被他国吞并,各国都施展外交手腕,制造矛盾,利用矛

盾,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频繁的“连横”与“合纵”行动,就是有力

的证明。而且,由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各国所制定的战略亦不断变化,

出现了“邦无定交、国无定土”的局面,外交与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

其中,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战略运用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有的

学者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三步骤六种策略,三步骤为富国强兵、夺占地利,

“东向以制诸侯”,以及成“帝王之业”;六种策略为:分化诸侯、各

个击破;既用武力、又施威慑;战略进攻、适当妥协;因势乘便、出兵

略地;收买权臣、大行反间;固地凝民、稳步扩张①。此可谓深得其旨。

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史,是一部战略运用史。这充分证明

本时期中国的战略运用远较世界他国老练、成熟,这是因不同的国际形

势所造成的。

在地中海世界,各国的霸权呈现出一幅连续交替的画面,当一国兴

起时,其他国家包括本来盛极一时的帝国,业已衰落,不能与新兴国家

相抗衡。如亚述崛起时,西亚无有强大的对手;亚历山大东征时,波斯

帝国业已衰老⋯;⋯;。新兴国家只需略施战略策略,伴以强大的武力,即

成霸业。这无形中减少了实施战略的机会。而中国,无论是春秋还是战

国,都是强国林立。春秋争霸,虽然主要是晋楚争雄,却亦有齐、秦、

吴、越等大国的相互纠缠;至战国,七雄并存,形势更为紧张。这样,

一国想要打击敌国,则必须首先考虑他国的反映,其行动要受诸多方面

的牵制。这就为结盟与树敌等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充分展现的契机和舞

台。

4.战术比较

频繁的战争为战术的实施与不断提高提供了契机。全正面进攻、诱

退、设伏、集中兵力、合围、“攻其所必救”等用兵方法较为普遍运用。

本时期的战争,都是列阵而战,无论中外,都出现了许多步兵战术,即

“阵”。在地中海世界,曾先后出现过亚述方阵、波斯军阵、斯巴达方

阵、底比斯方阵、马其顿方阵、罗马方阵等多种阵法。其中,罗马军团

阵是西方冷兵器时代最完善的战术,在此我们以它为代表,与中国的

“阵”作一比较。罗马军团阵通常由长矛兵、主力兵与后备兵组成三线

军阵。方阵的基本单位是中队,一中队120人,纵深10列,每列20人;

第二线各中队配在第一线各中队间隙地后面,既可向前填补一线空隙,

又可向两侧移动,加强一线纵深。由于实行小战术单位化及各中队间有

一定间隔距离(约36米),故较之西方其他方阵,受地形限制稍小一些。

我国古代的阵形中,各战斗队形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200人,含

两伯;伯100人,大体相当于罗马一中队;伯正面20人,纵深5列,与

中队方阵每列20人,纵深6列,也大同小异。中国的“伯”与罗马的“中

队”,其差别在于:其一,伯由两队组成,队50人,纵深5列,每列10

人,每列各用一种兵器,分别配以戈、戟、矛、殳、弓,不似罗马中队

均使用同一武器。其二,两个队既可左右排列,成伯横队(这时形状与

罗马中队相似),也可前后排列,成伯纵队。其三,两伯构成曲的方阵,

曲的形状,根据两伯的不同排列而有三种情形:若两个伯纵队并列,则

曲纵深10列,每列20人;若两个伯横队并列,则曲纵深5列,每列40

人;若两个伯纵队前后排列,则曲纵深20列,每列10人。可见,仅就

组成大阵的基本单位曲来看,其变化的灵活性已见一斑,这是罗马中队

所不及的。从整个阵形来看,西方诸方阵,无论是马其顿方阵还是古罗

马方阵,其阵形较为固定,变动不灵活,只能作一些简单的队形变化,

远不及中国阵法的多变与灵活。春秋时代的车阵,战国时代的步兵阵,

都能因敌因地而布成不同的阵形,如步兵阵,即有方阵、圆阵、疏阵、

数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之阵等达8种之多。从整个阵形变化来看,

可谓千变万化、“兵无常形”。相比之下,西方的任何方阵,均显得呆

板,而灵活性,变化性则是中国军阵的一大特色。

5.军事著作比较

古代各国的军事著作,大都经历了从史诗、史书到独立兵书出现的

过程。本时期出现了不少军事著作,如古希腊的《历史》、《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长征记》,古代印度的《政事论》,中国先秦兵家的兵

书及诸子论兵著述等。但只有中国的兵书完全从史书中脱颖而出,呈现

出成熟状态,而其他国家的军事著作,仍然孕育在史书或政论之类的母

胎内。由于成熟程度的不同,使得中外兵书具有不同的恃点。从著作结

构分析,中国兵书严格按照军事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要求确立结构,划

分篇章,如《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各有主题,却又浑然一体;古希

腊的兵书,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多以记史的形式,综合地反映当时的

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在内容上,中国兵书重视兵学体系的构建,

重点阐述战争观、战争谋略、战术运用、建军治军等军事规律,重道(规

律)尚谋,如《孙子兵法》,“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形成一

个严密的体系;而古希腊的军事著作,更注重战争进程、具体战木以及

军事技术。在叙述方式上,中国兵书是“舍事而言理”,从理论层次上

探讨战争的准备、战略计划的制订、战争战役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

等用兵之法;希腊兵书正相反,它是“舍理而言事”,往往采用记实的

方式,津津乐道于具体的战争进程、战役的详细过程,而有关战争的理

性认识,仅零星点缀其间,尚未升华为理论。在论证方法上,中国兵书

是高度提炼的理论著作,为了阐述军事原则,除使用一些含义界限清楚

的军事范畴如攻守、胜负、伏、退等术语外,也大量借用没有明确界定

的哲学术语,如“势”、“虚实”、“奇正”、“阴阳”等对偶性范畴,

这就使中国兵书一般都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哲学气息强;古希腊一

直被认为是思辩哲学的发源地,但当时人们却未能用这种方法来总结军

事规律①。古代印度的《政事论》缺乏的也是哲学思辩。《政事论》是本

时期中国以外其他国家唯一勉强可称为兵书的著作,它比古希腊的军事

著作成熟,却并非严格的兵书,除军事外,还广泛论及政治、经济、外

交、法律等内容,其论述的主题是治国安邦之策,而军事仅占其中一小

部分。从这一部分来看,既有广泛的战略内容(如外交、综合国力论),

也详述各种具体的战术,更有大量的记实成份,如孔雀王朝的军事体制

和各种军械的记载。这就使其内容既不同于希腊的军事史著,也与中国

纯粹的兵书大异其旨。在论证方法上,它过于直观、具体,理论色彩不

浓,缺乏思辩性。从某种角度讲,它只是某种军事条令或说明书一类的

书籍。中外兵书虽然各有其局限性,但总体来看,中国兵书更趋成熟,

理论色彩浓,更趋哲理化,因而具有时代超越性,能垂诸久远,影响后

世;而他国的军事著述,则更趋具体、实用,处于不成熟或半成熟状态,

缺乏思辩性、哲理性,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6.中外战争的共同原则

古代中期,各国军事虽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也呈现出一些共同性

的原则。这里,我们从制约战争的一些共同性因素略加说明。

其一,国库充实是制胜之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军事行

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持续时间的日益延长,各国先后都认识到了发

展经济、充实国库的重要性。古代印度的“国家七要素说”,中国的“国

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辩证思想,伯里克利关于“金

钱就是雅典的力量”的演说等,都是从理论层次上对战略后勤的自觉认

识。在实践上,各国亦依此而行。波斯“特别注意农业和战术,认为这

是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①;马其顿和亚述,虽不太注重农业生产,

却也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都使用取粮于敌的办法来维持战争,亚历山

大东征,仅在苏萨和埃克巴坦那两城所得黄金即达5578.5万英镑;至于

大行军国主义的亚述,更是以掠夺他国为务。中国战国七雄均重视发展

经济,皆能“粟支数载”、“粟如丘山”;秦国之所以能最终统一六国,

大半要归功于它实行经济改革,取天府之国的资源为己用,有强大的经

济后盾。国库的充实不仅保障了战争的有利进行,也是进行战略决策的

重要依据,这一点,在战国七雄相互兼并以及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战争

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二,改革是强国之路。本时期各国,凡能成就霸业者,无不

吸取他国成果,实行改革。亚述崛起于西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提格

拉特·帕拉沙尔的改革;大流士一世的改革,使波斯帝国地跨三洲;亚

历山大所以征服西亚,在于他能吸收希腊兵法,创新马其顿方阵这一卓

越战术;汉尼拔吸收希腊成果,改革阵法,致使能纵横意大利16载,所

向无敌;罗马更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它不断改进步兵战术,使其三

线军阵成为西方冷兵器时代的优秀战术之一,并能以极大毅力,向毫无

所知的海洋进军,使用新的海战技术,使自己成为海上强国,故能打败

迦太基,最终称霸地中海世界。在中国,战国七雄都曾变法强兵,致使

战争激烈,相持不下,但终因秦国变法彻底,历代坚持,使其具有源源

不断的军事潜力,逐渐取得优势。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改革对战

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三,在本时期,宗教与迷信活动对战争起着不同程度的牵制作用。

在地中海世界,这一作用显得更为巨大。亚述诸王素以嗜血著称,但面

对强敌,仍需获得宗教的安慰,如亚述巴尼拔东征埃兰前夕,曾在女战

神雕像面前痛哭流涕,乞求保佑,得到女祭司吉言后,方敢用兵。薛西

斯西征希腊时,身边带有袄教僧侣,以备随时询问吉凶祸福。他西征途

中,遇日蚀便大为不安,幸得僧侣相告: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月亮

是波斯的预言者,发生日蚀表示希腊城市将遭毁灭,这才放心前进①。希

腊人更为迷信,在这里,宗教不仅影响士气,甚至成为战与不战,以及

制订战略方针的重要依据。第三次希波交锋前夕,雅典人曾两次携带重

礼去德尔斐神庙祈求神谕,第一个神谕因为不祥,竟吓得他们惊恐万状,

陷于绝望;第二个神谕①稍好,最后两句却引起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

如在萨拉米决战,就会全军覆灭;幸得海军主将铁米司托克列斯将“妇

女生的孩子们”解释成波斯人,因为如果雅典惨败的话,神谕就不会用

“神圣的”这样温和的字眼,而说“残忍的萨拉米”了。这种解释得到

了公认,雅典人这才决心迎战,决战地点也依神谕选择在萨拉米湾。德

尔斐神庙的神谕对希腊战事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不仅干预着军

事行动,亦影响着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小西匹阿、阿育王等军事家、

政治家,都是宗教味十足的人。亚历山大东征时,带有随军预言家;小

西匹阿特别信奉神灵,甚至要求士兵相信他是神特别保护的人;而雅典

将军尼西亚的迷信观念,直接导致了贻误时机、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全

军覆没的恶果。可见,在本时期,宗教、迷信与战争的关系十分密切,

它不仅影响战与不战、战略方针的制订等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

胜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结语:对人道的呼唤

公元前8-前3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充满血腥战争的世界,

一次战争杀人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残杀战俘被视为理所当然。汉

尼拔曾一次屠杀罗马战俘5000余人;白起于长平一战,坑杀赵国降卒40

万;至于亚述,更是视人命为儿戏,其集体惨杀战俘及其杀人的残酷性,

令人毛骨悚然,其教育儿童的方式之一,竟是观赏如何处死战俘。无论

东方或西方,都是一片腥风血雨,野蛮、残忍是这个时代军事上的普遍

特征。虽然,战争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进步建立于国

与国的互相冲撞,但进步的代价毕竟是太大、太野蛮了。历史召唤着人

道。但人道姗姗来迟了,而且在这个嗜血如渴的世界里,显得苍白无力。

在西方,直到亚历山大东征时,优待战俘的人道作法才初露端倪;在印

度,列国时代虽然有许多优待俘虏的规定,以及不许使用“奸诈兵器”

等规定,但并未认真执行,孔雀帝国的几次血腥战争很快使之化为乌有;

在中国,道家虽然提出了不“杀服民”的主张,但终究是文人学士的理

想,没有丝毫号召力。尽管如此,这些关于善待俘虏的措施和思想,毕

竟为这个暴力世界染上了一层人道色彩。人道主义,这一现代国际战争

法的精灵,已在本时期的刀光剑影中,悄然降世了。这,或许是古代中

期的战争留给后世的最有意义的遗产之一。

①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期间,本为罗马盟邦的西西里国家叙拉古与汉尼拔结盟,罗马为

施惩罚,于公元前213年兵围该城,叙拉古人掀起自卫战争。至公元前211年城陷,科学家阿基米得被杀。

①于汝波:《析秦统一中国战略实施之步骤与策略》,载《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

①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雅入》,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页

①希罗多德:《历史》,第484页。

①原文为:“⋯;⋯;且莫安静地居留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来了一支骑兵和步兵的大军;你们倒应当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向着敌人;不过你们终有一天会和他们交战的。神圣的萨拉米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见希罗多德《历史》,第519页。


本文内容于 2008-1-21 19:22:09 被绿色冲击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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