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路——闲谈大国复兴(作者:王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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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原本,笔者打算在本文标题中写进“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之类的词,但又想起似乎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崛起”本身就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为了不使他人生疑,应该说“和平发展”。可是,我们似乎又忘了“崛起”和“发展”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混淆的两个概念——两者都是基于对比,但后者是纵向比较,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前者是横向比较,是要和别人比,比的是国家地位的升降。索性,这里我们绕开这种文字游戏,干脆冠之为“复兴”。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

原本,笔者打算在本文标题中写进“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之类的词,但又想起似乎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崛起”本身就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为了不使他人生疑,应该说“和平发展”。可是,我们似乎又忘了“崛起”和“发展”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混淆的两个概念——两者都是基于对比,但后者是纵向比较,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前者是横向比较,是要和别人比,比的是国家地位的升降。索性,这里我们绕开这种文字游戏,干脆冠之为“复兴”。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可以用“深不可测”一词来概括,正是中华文化以及建立在他之上的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得以延续至今。不幸的是同样是由于这一超稳定的体系,使得近代的中国曾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身,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物理学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笔者不敢妄言,这自有史学家去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了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正大口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而在同一时段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内的物流经济模式;同时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正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地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至近代中国,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后,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哄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定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了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1918年,德、奥、意等国对既有国际架构的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的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巴黎和会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自那时起,二次世界大战就已几乎注定会发生。

二战最终彻底击碎了旧有的国际格局,随之终结的还有陈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那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却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上看,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不能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中国也决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会更接近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处境。依照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政治上对美国的倚赖(拿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手中),那时的中国基本可以视作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又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苏联政府最初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很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没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中国好好党竟依靠“小米加步枪”迅速地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便消除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不久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这一层来说,笔者的理解是: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3年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不是中国在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在这之后,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的核心任务仍然是维护这个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波折,犯了很多错误,但这个最核心的任务完成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肯定地说,这30年的历史主要是功绩,而且是彪炳千秋的功绩。

【中美棋局】

至今,美国仍然居于这个世界的霸主地位,因此,就对外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着一个主导性的作用。当我们对这一关系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时,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与外部环境有关联的大部分问题就都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可以说,认清中、美关系对明确中国对外战略有着“提纲携领”性的作用,纲举而目张。再进一步说,现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而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能力把手头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同样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携领”似的影响。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在对国家走向的影响力方面,均是内政重于外交,内部的政治、经济走向对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又是这其中最原始的驱动力。因此,这里我们首先要作的,是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及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法则,所需自有资金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很大的生意。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而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地放大或缩小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从现代经济的角度说,一个国家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它的市场容量和它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则是靠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对此笔者无意评述,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而此时距离它取代英国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无论是处于卖方还是买方。

一战期间,在强大的制造业诱惑下,欧洲各国的黄金开始向美国聚集,而黄金在当时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至一战之后,确切的说是1924~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此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本位制,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很难适应。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需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法国法郎之上,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却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至此,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涨,这一消涨最终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导致了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当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19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西欧各国都还处于一片萧条之中,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及理由。从金融角度说,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意味着欧美之间的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涨”,最后质变得标志性产物就是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资产,最终成就了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但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是不可能不被滥用;其次,由于各国货币都盯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因而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1943~1944年,在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此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此后,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20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好好主义的扩张”,自1950年起美国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的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纳入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政权,1955年之后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地直接介入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大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人们很可能就会非理性地继续追加投入,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切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而此时人们往往会忽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及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美国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凭借这一条美国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只是依靠印制平均成本4.7美分一张的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但这一行为一旦超过一定限度,美国的国家信用就会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美元是美国的,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次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引发了1968年与1971年先后两次出现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地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就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的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进入美国去购买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二次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这一里一外的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之多。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的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儿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的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各国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一个按常理看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地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另一方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至此,美国政府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昂、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如前文所说,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新中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最核心的任务——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具体地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了胜利,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阻断了超级大国与中国大规模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其次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再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还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此举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受的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地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从这点上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了,不亡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民众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说到这里,一些读者曾向笔者问到的一个问题也可以有个答案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或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现在的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后人评价今天的我们也依然如此。

言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30年中来看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从长远讲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主”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起,就客观需求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最初,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官方的政治和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基本上是一直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作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让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其次是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已经交代过,实际上自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里,很多优点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勤劳、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印度开始应急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书也不会写字);其二,中国的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的南疆自卫反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稳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此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情却不经意间使中国后来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1993、19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外,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或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看,就是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迅速地向中国集中。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具体到产业体系上,则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完善,2003、2004、2005三年农村道路建设的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和,上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

这些最初为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现在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所带来的综合成本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无法抵消的。现在,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也仅仅能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以“资金外逃”又预言了一次“中国崩溃”,究其心态,实际上还是和1993、1994年时一样,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愿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也就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给笔者的感觉是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军民牺牲了35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废墟,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它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边,单独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已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中来。有了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始于里根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而迅速做大。1981年之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经常项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了各类金融“产品”之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取利润,那么实物制造这道费时费力的“工序”自然是应该被省掉的),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相应的,这就造成了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夕阳”产业从业者失业(反对全球化的很多就来自这部分人)。美国政府和国会之所以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外,另一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国内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与此同时,也正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维持了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和聚集,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直接来源国——美国超市货架上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当然,西欧和日本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就这样,从2001年到现在,中、美在经济上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的主观意愿(事实反倒是两国中都有很多人更愿意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历史进程。

从“中美战略对话”谈中美战略性接近

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首次“交集”。而1971年,深陷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的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最佳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近乎于“朝拜”式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成为了现实,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地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改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得以恢复,和西方阵营的大多数国家开始恢复外交关系......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共赢得阶段。从共同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利益交集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巨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混乱不清,在苏联行将崩溃的1989年,美国就主动扬弃了对华的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好好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由此开始,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什就任伊始又提出了“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而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当时的种种事件表明美国正在沿着冷战时期的惯性思维为西方世界构建一个潜在的战略敌人,中美关系到此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在“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这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两国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在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而1981年之后,美国GDP中的大部分就开始主要来自于消费,制造业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上说,按照这个思路看中美两国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当时中、美交恶,在很大程度上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1993、19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则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到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制造业大国的气象,而在那段时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让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杀了个七零八落。中国当时同样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从长远看,这反倒巩固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变相提高了日后“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再早些时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和美国主导低油价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和原材料,这同样也是在巩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9.11事件”之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大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于是,前面所及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即主要不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今年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也标志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2006年、2007年的两次中美战略对话,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中美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战略接近,这之前,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可能开始主动去完成这一结合——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地“顺着”规律走,其结果是有很大区别的。

冷战结束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事件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分量”似乎都不够,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时代,而由于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也就同样是不可避免得——十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从最初为美国的30%猛增到现在的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上文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冲突面前将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得最终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的储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比较均匀分布的,但1993、19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的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的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大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地接受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居于“食物链”的最底层。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征兆时美国也许就有所察觉。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都可以理解为美国对东亚经济出现整合趋势后的最初反应,就是设法重新打散东亚经济布局,阻断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中国这20多年来的付出的确是有回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面对着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一片骂声,在这两重压力之下却还依然故我地维持着可以说有些笨拙的隐忍政策,而其回报则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就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可以逐渐地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加进了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至今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且其双赤字目前正以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大通涨,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这种大通涨一旦发生,则意味美元以及美国的国家信用都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为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再来看中国手中有什么。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东亚产业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又使得我们拥有了“有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过不下去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远没有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会步日本的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原因就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由此不难看出,在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中,主导权依然在中方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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