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变 第一部分 创业家族 第九章 孤城 1、粮价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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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孤城


1、粮价飞涨


长春市的物价飞涨,特别是粮食,黄金在这里也显得不值钱了,下面的粮食价格表,可见一斑:


时间(1948年) 品种 价格(东北流通券)


6月1日 高粮米 4万元

大米 10万元


6月22日 高粮米 20万元

大米 80万元


7月11日 高粮米 78万元

大米 200万元


7月30日 高粮米 400万元

大米 1000万元


8月11日 高粮米 2000万元

大米 5000万元


9月1日 高粮米 2500万

大米 无货


9月20日 高粮米 3000万元


10月16日 高粮米 3500万元


八月初,长春市区内开始发现在马路和大街上有饿死人的了,几乎每天的早晨,在一些儿尕旯胡同,都会有一些尸倒出现。

那时天气也热,为了不发生瘟疫,国民党长春市政府要求各区政府组织运尸队,黎明前开始收尸。

刚开始是用救护车拉,送各个医院的太平间,没两天,各个医院的太平间死尸都摞成了摞,尸倒装不下了;又过了几天,就把死尸改成用大车拉,组织几十辆大马车拉尸倒,全部运到市郊,挖坑深埋;到了8月末,大白天就开始收尸。有的人,在前边走走道,突然就倒下了,这就是饿的。

九月份,长春市的街道,白天除了国民党的官兵,很少能看见老百姓了,只有在早晨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才能看见一些老百姓。而尸倒也不多了,原因是长春人口不多了,再饿死的人,事先都准备好了,不愿死在马路上,都死在自己家里。

到了九月么末,连运尸队的都散了,大多数老百姓家家都躺在床上等死。

可是在永春路、桃源路、黄河路等闹事街区,一到了晚上,这灯红酒绿的场景,照样不衰,马路两旁,各种煎炒烹炸小吃零食,叫卖不迭,这时一些妓女,公开上街拉客,一个鸡蛋就可以陪睡一宿。当然,到这了来的人,不是国民党的军官,就是军统特务这些特殊人。

当时,食用油已经成为军用品,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卖的,这些小贩那买来的油呢?听老辈人说,是用死人炼的油。据说,长春市郊区农村的狗,吃死人都吃红了眼,见活人都想咬。长春解放后,市郊打狗就打了一个多礼拜。

长春市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到了绝境,谁还愿意守城啊!无论贫富,都盼着解放军早点打进来,这样兴许还有条活路。





2、饼换姑娘


在长春市头道街附近,有一家买卖人,姓曲,家里有些钱,后来置了不少房子,当上了房东。当长春被围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这场仗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偷偷的积攒了不少的粮食。到了6月份,长春市大批的饿死人,他和媳妇俩白天也在炕上躺着,装饿,晚上起来烧火做饭,饱餐一顿。巧得很,这时候媳妇又坏了孕,只好偷偷的这样对付着,国民党的部队和一些特务来搜了几次,他俩就躺在炕上装成饿病了的样子。多次骗走搜粮的部队。那时候,邻居间都不来往了,有搬走的、有当国民党兵的、有饿死的、有跑出卡子的死活不知、还有成天到市面上寻么吃的去了,天天半夜回来,彼此不见面。

这曲先生,是个河北人,有心计,他心里有数,早晚着解放军得打过来,每天有一顿饭吃,就饿不死。

这天早上天还没大亮,有人敲门,曲先生开门一看,一家老少四口人,跪在他的门前在讨饭。原来这家人已经几个月没见粮食了,光吃野菜和树皮,全家八口,死了四口,还剩两口子领一对儿女。他们也实在活不下去了,准备出卡子。半夜走到曲家门前,又累又饿,昏睡在这。没想到,半夜曲家做饭,让他们闻到了饭香味。四口人全醒了。他们两口子一合计,等天亮,就在这家讨一口吃的,如果这家不给,就拿自己的亲生女儿换。好容易天亮了,怕被别人看见,忙敲门。

曲先生真有些为难了,这年头,要饭的满大街都是,弄不好还得抢你,虽说自己有粮食,可不能外露,这日子还长着呢。不给吧,这家人眼看就要饿死,给吧,要让外人知道自己家有粮食,肯定活不长,晚上得着抢。

曲先生正犹豫,孩子的娘发话了:“救命恩人哪,您行行善吧,我的姑娘今年刚满十八岁,您给我们全家一个大饼子,这姑娘就是你的人了,要不,我们连卡子也出不去,全家都得饿死。求您了。”说吧,连连磕头。

曲先生必定不是铁石心肠的人,况且一个大饼子换一个黄花大姑娘也值个。

曲先生瞅了瞅四处没人,点了点头,返身进屋,用毛巾包了三个大饼子,递了出来,感激得这家人连连磕了几个响头。当妈的把姑娘送到了曲先生面前说:“救命恩人,我这姑娘本来长得像一朵花似的,这半年饿得都脱象了,给您当个小吧,也救她一条命。”说罢,又嘱咐了女儿两句,三口人奔了南关卡子。

这曲先生把这姑娘领进屋,同比自己大五岁的媳妇说明了情况,媳妇也不好再说啥。这天晚上,曲先生就同这位十八岁的姑娘同床共枕。这年曲先生是36岁。

这就是围困长春市的时候,一个大饼子换一个大姑娘的真实事儿。






3、人吃人肉


王文成不到四十岁,家里是开运输、拉脚行的。王文成的父母早逝,只有个哥哥王文义(王淦一),年青时就读黄埔军校,如今远在四川,听说是个将军,光复时来过几封信,还寄过钱来,可长春这仗一打起来,就断了音信。王文成一开始,专给国军的部队拉给养,五挂大车,整天鞭子哨甩得啪啪响。后来,长春被解放军围上了,他的买卖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后,特别是到了八月份,粮食紧张,牲口料也没了,只好卖马,就这样,一个红红火火的运输行,最后只剩下一匹马拉的小车了。好在王文义家就住在市郊八里铺,青草满地都是,这才让拉车的辕马饿不死。

一天清晨,王文义又早早的起来放马。这里离“卡子”不远,守卡子的国民党官兵也都熟悉这个角行的老板,过去没少给他们送给养。王文义一边慢慢的放着马,一边朝卡子那边望着。这时,远远的走过来一个人,看他的样子想要躲开自己,可是又不愿绕个大弯子,王文义也没在意,走近了才认出,是自己家的邻居李铁,这个小伙子原先也是脚行的力工,身体棒着呢,可这几个月没见,他瘦的都脱像了,他的手里好像是拿着块儿肉,用一个破毛巾包着,还挺新鲜。大概怕是让人看见吧,他低个头,故意装作没看见王文义。王文义心里一乐:李铁他是怕我分吃他的肉吧。想到这,他又摇摇头:难怪,现在人人都要饿死,谁还能有心顾别人呢。王文义也假装没看见李铁,吆喝着马儿,让出了道。

自从解放军把长春市团团围上以后,就不允许长春市里的人往外走、出了。可国民党政府却设立了几处放人站,长春西侧洪熙街是一站,长春西北宋家洼子是一站,这八里铺在长春的东北方向,也是一个“卡子”。说是卡子,其实就是过解放军封锁线。国民党这边,对过卡子的人一律检查放行,只要没有粮食、武器和文件等“违禁品”,一律放行。

可解放军那边就不行了,远远的就朝市民喊话,警告不准越过警戒线,容易被枪击中,让他们老实在城里呆着,长春马上就要解放了,有不听劝告者,生命危险。

出了国民党卡子的百姓见解放军不让过去,就想再回城里来,可国民党的军队却不准,他们上级有令,“只许出,不准进”。这下子可就难为了老百姓,连男代女,老的老小的小,哭天抹泪,惨不忍睹。有胆儿大的,夜间就往外闯,命大的就闯了出去,命短的,就被子弹打死了。

王文成对这些事当然都清楚,他也不想出去,他知道,往外跑的都是穷人,没钱没粮才逃难去,他虽然算不得富户,可是也提前作了准备,媳妇正怀着孕,饿着还行?去年冬天,他就在地里的菜窖里藏了不少高粱,这一大家人,特别是两个小孩,要不早就饿死了。白天全家在炕上睡大觉,晚上起来偷偷煮高粱米粥喝。左右住着的邻居,几乎家家有饿死的。过去,由于自己的哥哥是党国的军官,王文成总是盼着国军打胜仗,可打粮食紧张后,国军开始三番五次的挨家搜粮食,把家里明面的粮食都搜走了以后,王文成就和家里人恨上了国军,甚至恨上了远在四川借不上光的、当国军将军的大哥王淦一。

路边正吃草的马儿突然打起喷嚏来,王文成走过去一看,又是一个尸倒,倒扒在地上,屁股和大腿的肉已经没有了,只露出了红鲜鲜的骨头。

王文成一阵恶心,忙把马牵到一边。这几天地里到处是尸倒,也没人管了,前几天还有收尸队的,这些天听说收尸队的也死光了。霍地,王文成想到了刚才的李铁,他不就是收尸队的么,他手里的肉——是不是那死人身上的肉哇?王文成不敢想了,因为他在拉脚时就听说有吃死人肉的,当时他还不信呢。

王文成心里一阵难受:这个世道都到这份儿上了,人吃人,这党国是要完了。

他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只要是能吃的,包括死人肉,照样会成为饥饿者的食物。







4、送粮别想


家在小南火车站附近东北处有个村子叫“炮手窝棚”,据说这个名称是源于从前有个打猎的在这先住下来,后来到这安家的人多了,打猎的见无猎物可狩,只好搬走了,可这个名却留了下来。

炮手窝棚并不大,也就是二十几户人家,都是老实巴脚的庄稼人。自打解放军围了长春市,这个村就成了解放军的前哨阵地。说是前哨,是因为再走就归国民党管辖了,往南20里地,就是长春市的八里铺,那是长春市东北角的关卡,有国民党的兵把着,许出不许进;而八路军(老百姓都习惯于管“解放军”叫“八路军”)却规定“许进不许出”。这样一来,长春城里的粮食就一天天减少,穷苦的老百姓家饿死的一天比一天多。在城外的亲人,当然也就越发惦念了。

炮手窝棚有一对新婚不久的青年男女,男的叫王珍,是个祖辈种地的老实人,女的叫董桂兰,排行老二,也是农家闺女。这长春一被围城,新媳妇桂兰可就着急了,原来,她的大姐、大姐夫一家都在城里住。这董桂兰只有姐妹三个,父母过世得早,大姐叫董静芳,先几年嫁给城里一家筑路工人姓宋,已经有了一个闺女和一个小子,这时也被困在城里了,急得董桂兰通宿睡不着觉,半年多没通消息,不知姐家如何,特别是自己的小妹妹董静媛,也住在大姐家,不知咋样了。从城里逃难出来的人们口里,知道长春城里穷人全都断了粮,饿死人已是家常便饭了,董桂兰就催着丈夫赶紧进城给大姐家送粮。连夜,两口准备了30斤高粱米,怕被八路军发现,天不亮,王珍就背着30斤高粱米,直奔长春垓里。

天没亮,王珍就到了八里铺关卡,一见那全是国民党的兵,往来的人,不论是谁,见粮食一律没收。王珍想:庄稼人整点粮食不容易,我可不能让他们收了去。王珍掉头就走,奔了长春正东。

王珍整整围着长春市绕了两天,也没进去这个长春城。就这样,30斤高粱米又背了回来。

而此时,董静芳一家,正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董静芳的丈夫宋福祥,因为单位统一被派去修建工事,天天发给一斤杂合面,全家人用杂合面掺着榆树皮和榆树叶煮成稀糊嘟粥,这才没被饿死。







5、丧尽天良


锦州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后,长春市的守敌彻底绝望了。郑洞国虽然按着蒋介石的命令,组织了突围,可是在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兵团重兵包围下,他们是插翅也难逃了。


1948年10月17 日,国民党长春守军第60军2、6万人,在军长曾泽生先生的带领下,宣布起义。这个消息,立刻在残喘延息的国民党守军中炸了开来,就象是给国民党军队及全体党政人员,脑门上狠狠一重击,打的他们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了。

其实,这个起义已策划了好久。早在60军驻守在吉林市的时候,60军内的地下党就开始了活动。他们首先成功的阻止了军统特务炸丰满水电站的罪恶企图,又将大批的共产党员以各种名义编进60军,在60军撤退到长春的路上,我党的一名优秀工作者,上校团长不幸被追击的炮火击中牺牲。

到了长春,60军的同志们借着粮食紧张、国民党重视嫡系、排挤地方军队等一系列矛盾,鼓动部队不满的情绪,促使60军的部队和新七军的部队刀兵相见,最终导致60军的曾泽生军长,走上了光明之路。


而就在60军宣布起义的当天夜间11点刚过,上海路30号的督察处内,也正在筹划着一件巨大的罪恶勾当。

刚刚上任几个月的张国卿,当即紧急召集翟丕翕、陈毓坤、李冷、关梦龄、陈牧、印匡时等骨干开会,商议对现在关押在督察处的49名人犯处理办法。

张国卿铁青个儿脸,两眼通红,其他人也是严重的睡眠不足,眼睛个个都像红蓇娘儿似的(注1)。这些人是军统里的死硬份子,虽然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可他们还是要做拼死的挣扎。通报完60军马上要投共的消息后,张国卿提出怎样处理在押人犯的事。

“弟兄门,我们这可是60军的管区,天亮共党可就到了,事已到这份儿了,天亮前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张国卿说着,让翟丕翕宣读了一份在押者的名单。这些在押的人犯,基本都是嫌疑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的犯罪,只是凭着一些人的举报和揭发,无法查实,只得押着。

这49个人中,只有一人是军统内部的情报组组长,名叫张政,因为贪污了军统下发的活动经费,被手下人揭发,才吃了官司,在这已经押了一年多了。剩下的,年纪最大46岁,最小16岁,罪名全是“共产党嫌疑犯”。

张国卿清了清桑子道:“安座生前有话,这个张政是反共的干将,押一个时期可以放了。”

在座的人没反对的。明摆着,虽然安震东因患肝充水已死,可到这时候还自己互相残杀,那可真是傻子了。

关梦龄和陈牧知道是咋回事,他俩和张国卿都得到了张政老婆送的金条,这个面子也该给了。

张国卿见没反对的,就提出另一个问题:“其他人犯怎么办?”

都知道这些人该咋处理,可是没人先搭腔。

张国卿有些不耐烦了,“说话呀,匝地,怕了?党国可没亏待诸位。”

关梦龄不自然的笑了笑,“国卿兄,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咱们这几个人的底子谁不知道,共产党和咱们是死对头,怕有个屁用。”

陈牧也点点头,赞同说“怕是没用的,你是官长,你定吧。”

“对,处座,我们听你的。”陈毓坤表态。

翟丕翕、陈毓坤、李冷他们几个也都表了态:“愿听处座调遣,绝无二话。”

张国卿见他们就是不说处决政治犯的事,心里这个气呀,可还得装笑脸。

张国卿微笑着站起身:“好,既然弟兄们跟党国无二心,我也不隐瞒,奉上级密令,除张政组长一人释放外,其他48名人犯,立即执行,严禁用枪,院内掩埋。然后我等转移到中山街(后改斯大林大街、人民大街。)西侧新七军的防区去。”

“可挖坑来不及了。”关梦龄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来。

众人沉默了一会,陈牧出了一个点子:“就在院内假山的防空洞内干,然后把洞口一埋儿就完事了。”

张国卿这回儿是真的笑了,他一拍陈牧的肩膀:“对,老陈的法子好,就这么干,执行!”


当夜,关押在督察大院的犯人,均一个一个的以夜审的名义被叫醒,一出监房就被堵嘴吧、带上头罩,绑到防空洞,用八号铁丝线将他们全部勒死。只当场释放了军统特务张政。

18日这天清晨,老天突然下起了小雨,入城的解放军忙着和国民党60军换防,没有及时发现军统特务的罪行。





注1:红蓇娘儿,东北常见的草本种养植物,果实可吃,红色。







6、树倒猢散


一宿之间,长春市东城区就变成了解放军的防守阵地,这是守卫西城区的新七军官兵万万没有料到的。对面三十公尺就是共军,这仗还怎么打?国民党官兵大都心里明镜似的,就是等着当官的发话好交枪。

当时被围困的长春市西城区,只有两种人最忙:

一种人是驻扎在中央银行的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员和国民党新七军的长官们,他们忙着同解放军接洽商讨投诚事宜。别的都好办,就是司令郑洞国“誓死不投降”的固执不好办。好在大势所趋,全兵团指挥员除了郑洞国之外没一个人坚持再战的,在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的周旋、安排下(注1),经解放军同意,10月21日早4点,中央银行大楼——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指挥部,突然枪炮声大响。

这是在做戏,做给他们的长官郑洞国看,也是在做给蒋介石看:我们抵抗共军的进攻了,可是还是被共军消灭了。就在枪炮大作的同时,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来生再见。然后,郑洞国想自杀,却找不到手枪,原来,早就料到他会走这步棋的邓友梅,事先已让卫兵把他的手枪藏起来了。自杀也不成,郑洞国只好听从部下的摆布了。这些部下也真够意思,硬是带着自己的司令,向解放军投诚,使其免遭杀身之祸。

枪声大作后,在中央银行门前,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部,向解放军投诚,仪式还挺隆重。

第二种人是“长春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的特工们,这些特务杀完人后,跑到自己家,把家属安顿好,忙来到中华区(现朝阳区)的清华路临时办公地点。在张国卿的主持下,召开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军统的骨干人员,他们制定了应变潜伏计划后,从新七军谍报处传来消息:新七军和“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部正在同解放军协商投降事宜。特务们听到这个消息,再也坐不住了,张国卿只好宣布散会。刹时,这些刽子手就无影无踪了。

只有一个叫李仁的少校谍报组长还坚守在岗位上,向南京发报,报告了这次会议及“剿总”第一兵团及新七军的投降动态。


其实,这位少校谍报人员,是中共地下党早在抗日时期就争取过来“地工”人员。他的合法身份是市政府的税务稽查干事,军统职衔是“保密局东北特技组少校谍报员”,而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职务是“长春市特别支部情报员”。当60军要起义时,他就知道了,可这时,他却发现不见了袁晓轩和项乃光。由于成立了“长春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李仁作为原东北特技组的谍报员,转归“长春特种联席会报秘书处”管辖,今天的会议本来应该由袁晓轩、项乃光和张国卿三人主持,谁料到这两个人却失踪了,去向不明,李仁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很快,解放后长春新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抓捕敌特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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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当时兵团司令郑洞国正在中央银行内养病,具体事宜均由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负责;新七军的军长李鸿突患伤寒,新七军的工作由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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