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原载于南方周末的文章,希望有识之士能细读一下再发表意见!个人认为,此文部分解释了一些我心中的困惑,可启迪另一种考虑中日问题的思路。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历史,吸取一些经验,来为今天的华夏复兴做一点参考?


史学家解读:大中国被小日本侵略的原因


(一)为什么“大”中国被“小”日本侵略?

——中日文化纵横谈


2005年8月24日,迄今发现的惟一一方日本遣唐使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天皇亲临参观。这位遣唐使叫井真成。墓志的发现不仅再次证实了日本国号与中国的渊源,而且传达出复杂深远的历史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天资聪慧的井真成忽然英年病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葬以官礼。

这一考古发现并不能掩抑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结。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以大历史的眼光检视,很多无边的苦难与仇恨,或许不过是未来千年中的小小注脚。千年眼光,百年思索,逢十而念,留下的或许只有几张纸,但不该忘却、不该一笔带过。我们试图进行认真的审视。


李冬君 南开大学日本历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文化史,中日近代文化比较。著作有《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生活底色》等,译著《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作者,松本三之介)等。


日本文化里有“两个日本”

问: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环顾东瀛,汉化之深者,无逾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的反而是日本?

答:日本文化里面,有两个日本,一个是“唐化”的日本,另一个是“欧化”的日本。这两个日本,在文化里面老打架,而土生土长的日本,在文化方面虽然觉醒,但还没有获得主体性。

日本有过两次文明开化,一次是“大化改新”,谓之“唐化”;一次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唐化”,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欧化”,为西方文化所化。

唐朝是中国国力强盛时期,文化里有尚武的精神,“唐化”的日本,自然也就得了这样的文化基因。但日本“唐化”吸收的是盛唐气象的表象,因为中华文明缺乏侵略扩张的基因。近代欧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文化则极具扩张性。

这两种文化,特别是后者的扩张性,在日本文化里膨胀起来,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

“唐化”的日本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日本“唐化”的过程。

答:日本第一次文明开化是“唐化”,由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开了先河,宪法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显然受了儒家思想影响;第二条是“敬崇佛教”。这两条都是倡导中国文化。第三条才是“服从天皇”,可见当时天皇的权威还不行,需要借助中国文化的影响。

派遣唐使也是由圣德太子开始。不过,那时唐朝还没有建立,应该叫做“遣隋使”才对,但日本人认同唐朝,所以统称为遣唐使。他四次遣使访隋,带来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问候。后来,又派留学生、留学僧赴隋,国书中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语,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出现“天皇”称号。

可以说,日本“大化改新”是由遣唐使来推动的。太子死了以后,“和为贵”行不通,皇室发动了一次政变,由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策划,灭了飞扬跋扈的外戚权贵苏我氏。刚好遣唐使陆续回国,他们就用遣唐使,推行中央集权的“大化改新”,从制度上进行“唐化”,官制、兵制、田制、户籍制、赋役制都“唐化”——中央集权了。一旦天皇集权了,国力有所增强,日本就要对外扩张,出兵朝鲜半岛,干预朝鲜三国纷争的局面,结果与唐朝发生冲突。唐朝支持新罗,日本扶植百济。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于是,唐朝出兵灭了百济,学生跟老师也打了一仗,结果一战而溃,退回国内,遣唐使因此一度中断。

后来中大兄皇子继位,为天智天皇。他死后,弟弟与他儿子之间又发生战争,儿子兵败而死,弟弟争得了皇位。不久,恢复了遣唐使。日本“唐化”,经历了约一个世纪。

“唐化”的转折

问:日本“唐化”的动因是什么?

答:日本败出朝鲜半岛,输得心服口服,虽然暂停了遣唐使,可不久便已恢复。唐朝的战略重心在西域,那里有丝绸之路,财源滚滚。而日本是个穷国,战败时连货币都没有,唐朝没有给它施压。

后来,诸侯献铜,朝廷改元,年号“和铜”,并仿唐币造“和同开王尔”钱,前后造了12种钱,为“本朝十二钱”。恰好唐商滚滚而来,钱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本来,唐朝的商道在西域,唐朝强盛时,西域一片繁荣,可“安史之乱”一起,唐朝自顾不暇,势力退出西域,丝绸之路便荒芜了,这反而给了日本一个商业机会。

陆上丝绸之路停了,但贸易不能停,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日本很难分一杯羹。可海上丝绸之路,日本为终端,原来陆路属于朝鲜的位置,在海路被日本取代了。

问:唐朝衰落对日本除了经济上的好处,还有其他影响吗?

答:主要是大唐的衰落,给了日本反思中国文化的机会,那个如日中天的唐朝衰落了,还要盲目追随吗?这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张“欧化”的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失望。

问:反思过后,日本文化开始转折了吗?

答:这种转折是一点一滴、潜移默化的。奈良朝,对唐朝文化无限推崇,可到了平安朝就有些挑剔了,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例如,奈良时代的“花食鸟”,花和鸟都是理想化的,被赋予了道德观念,这是唐风。可平安时代的花食鸟,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其装饰纹样,表现了近于自然原型的纹章风。

后来,才慢慢地从观念上根本转变,出现了“神道为根本,儒教为枝叶,佛教为花实”的观念,从花鸟意识到神道观念,花了很长的时间。自以为找到了文化的根,其实是个误会,因为在《古事记》里,神话是日本的,而神道则是“唐化”的,如果还要追究,我们就会发现,连神话也是混合的。

从历史上看,神道的核心天皇,多半像汉献帝那样,被曹操那样的权臣挟持着,没有多少尊严,被杀死的不少,被废掉的不少,出家做和尚的也不少,所谓忠君不过是谎言。

问:“唐化”给日本最深刻的影响是什么?

答:日本最早的古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就是“唐化”的产物。

在这两本书中,日本民族的神话,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的理念,而且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近代以来,日本学者大凡倡导国粹,弘扬民族精神,都要回到这两本书,以之为文化根、民族魂。

这方面,可以举一个现代学者的例子。二战期间,日本哲学界出了一个人物,名叫高山岩男,他1905年生于日本山形县,这一年,正值日俄战争,他把这场战争,当做世界史的转折点,日本命运的新起点,而他应运而生。

他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寻找土生土长的日本精神,结果找到了国家神话。他认为,日本的神话故事,多讲建国的由来、皇室的起源、国家的发展等,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都从属于国家神话。而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的日本文化,经过“唐化”和“欧化”后,已经成为“世界的世界”文化,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早已过时,西方文化也正在衰落,惟有国家神话推动日本崛起。

结果呢?战争的结局自不必说了,国家神话也成了画饼充饥。

问:据说,日本文化对于儒家思想并未全盘接受,甚至对于孔子也有保留。

答: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从“神化”到“圣化”是以革命来完成的,其历史性的标志就是“汤武革命”,圣德太子接受儒教时却没有接受革命观,因此,在日本文化中,“神化”与“圣化”不是前后相替,而是双轨并行,神道与儒教互补。对于孔子周游列国,日本文化一直有所保留。到了明治时代,一些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将保留捅破了,指出孔子不忠,从此打开儒教的缺口,推动“欧化”。

日本的“尊王攘夷”

问:回顾历史,不能不提到元朝对日本的入侵,对此次入侵你怎么看?

答:对于此次入侵而招致的失败,我同意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说的:“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可倭人为什么会“轻中国”呢?原因还不是由于他们侥幸打败了元军,而是因为看不起蒙古人。

元与南宋交战,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来,都被拒绝;南宋灭亡时,元又遣使来,日本竟杀之。因此,元军入侵,并非高丽人唆使,而是由来已久,履霜坚冰至。

问:日本为什么看不起蒙古人?

答:理由还是华夷之辨。日本以蒙古为夷,元为夷朝而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日本心目中的中国是唐朝,唐朝亡于内乱,日本还能接受,可宋朝亡于夷,它就不能接受了。日本也有内乱,但日本从来没有亡于夷。宋朝可以亡,而中国不能亡,这样,它就以中国自居了。

问:日本与宋朝友好,却从未建立朝贡关系,是不是就是因为对宋朝有些看不起?

答:春秋大义,尊王攘夷。而宋朝不仅未能尊王,王反而被夷人掳走;不仅未能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元,它当然看不起。日与宋友好,好在利上,不在义上。南宋不图中原,却开发海域,推动海上贸易,日本一衣带水,自然跟着获利。

问:有人认为,元的入侵,其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倭寇,是这样吗?

答:徐继畬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是误会,南宋时便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则另有其因,并非出于“轻中国之心”。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朝与明建立了朝贡关系,搞勘合贸易。南朝没有这项利权,就鼓动浪人武装走私,破坏北朝的勘合贸易,因其混入海盗中,没有实据。

而所谓倭寇,主要还是那些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商人。由于海禁,自由贸易变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国商人,他们有家难回,就做了海盗,雇浪人来做保镖,就成了倭寇。

浪人的由来,缘于日本的长子继承制,财产被长子继承了,其他兄弟没有财产,要自己去谋生,他们浪迹天涯,寻求活路,就变成了浪人。中国是财产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没有浪人。

问:到了明朝,日本似乎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答:是的。日本人对于明朝还是佩服的,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了。

我们试举一例。明成化年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自称日本国王,两次遣使入贡,贡物有刀、枪、马匹等,还致书中国皇帝,先歌功颂德,然后提出请求,求什么呢?一是钱,二是书,“今差使者入朝,所求在此耳”。钱连数目都有,“愿得壹拾万贯”;书也开了书单。

宫崎滔天有代表性

问:日本后来也不与清朝往来,为什么?

答:这一点,徐继畬也谈到了,他说,200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往来,可原因是什么,他没有说清楚。其实,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要以中国自居了。

因此,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

问:据说,日本人很佩服孙中山,有不少浪人追随孙中山革命。

答:就因为孙中山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在日本人眼里,就是“尊王攘夷”了。

孙的追随者中,有个著名人物,名叫宫崎滔天,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名为《三十三年落花梦》,此书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他的个性很像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豪杰君”,具有武士的“反骨”和儒者革命精神。可以说,他在孙中山身上,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

在他看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先“尊王攘夷”,然后“建立民国”。可中国没有王,根据儒家革命论,惟革命者为王,追随革命者,就是“尊王”,而排满就是“攘夷”。

“欧化”救了日本

问:你怎么看近代日本侵略性的一面?

答:日本历史好像有个惯性,一旦集权,就要征韩(入侵朝鲜半岛。——编者注)。“大化改新”时曾征韩,结果与唐朝一战;丰臣秀吉刚结束战国时代便来征韩,结果与明朝一战,这两次征韩,都以失败告终。

德川幕府也想征韩,可想一想前车之鉴,便隐忍不发。启蒙思想家,如吉田松阴等,都曾议过征韩,提出“失之于欧、美者,要从韩、满补回来”,明治当局定国策,首当其冲,便议征韩。

西乡隆盛力主征韩,而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反对,他们主张“内治优先”,并劝说天皇传旨,迫使西乡等人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而其时中国,国势中兴,曾(国藩)、左(宗棠)还在,湘、淮之军能战,左宗棠率老湘军西征,连俄国也退避三舍。左与西乡,皆一时之名将,能于此时一战,肯定壮观。

可惜,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一笔。此时,日本国力不足,一战,必然重蹈覆辙。而且此战一开,历史的主动权便握在了士族的手里。如一战而败,日本又要回到历史的老路去循环。

恰于此时,日本使团欧游归来,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入内治,“欧化”从此开始。

不久,西南战争爆发,明治当局还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10万发子弹,此乃天佑日本!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对伊藤博文说: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应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以防止白人东侵。这番话,说给谈判对手听,真是自作多情!

他不知此时的日本,早已“脱亚入欧”,以紧跟列强、入侵中国为目标。

明治政府并未放弃征韩,而是跟着列强来瓜分。因此,征韩成了“欧化”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天下观

问:在列强入侵中国方面,日本竟后来居上,是什么原因?

答:因为列强相互制衡,只好适可而止,而且他们将清朝作为主权国家来对待,所以还要按国际法办事。只有日本还在用天下观的眼光来看中国,认定中国是个天下,不是主权国家。

天下是个开放的世界,谁的武力强,谁就可以去打天下;谁的德性好,谁就可以坐天下。

既然同文同种的蒙古人、满洲人都能去打天下、坐天下,为什么同样同文同种,而且在武和德两方面比他们更好的日本人,不去打天下、坐天下,反而要等着西方列强来瓜分呢?

问:日本人是不是还有自己一套天下观?

答:是的。日本人的天下观是:征韩、取满洲、入主中原,然后称霸世界。开始的时候,还是一种战略观念,后来便有以神道为中心的文化哲学和历史观参与进来,使其在理论上更为丰满。

问:日本人这一套天下观念,何时开始形成?

答:征韩的念头由来已久,“唐化”以前就有,可日本“唐化”的天下观,还是以中国为中心。元朝据中国,日本不承认;明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又回到中国天下观;清兵入关,占有中国,日本又不承认,遂以中国自居;到了明治时代,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

问:天下观与“欧化”岂不互相冲突?

答: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像椭圆,可以有两个中心,明治时代的日本,用“欧化”对待西方,用天下观处理东方,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可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还是会发生冲突。这一点,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日本人不懂得中世纪的天下观必然要与近代化的国际观念相冲突,而李鸿章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本来,日本人以为他们“欧化”了,列强应该支持他们,可没想到列强反过来限制日本,日本只好将中国东北三省换了3000万赔款。

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满洲,就这样失手了,日本人痛心疾首,开始对“欧化”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明治时代的一批“欧化”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思想上发生了急剧转化。

以宫崎滔天的老师德富苏峰为例,战前,他是一个“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文明绅士”,以为“理之所向,天下无敌”,可还辽一事,使他受到“创深痛巨的感化”,痛感“公理”虚弱。因此他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从此以“帝国主义急先锋自命”。

走出天下观?

问:日本人说,近代以来,有两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是哪两场战争?

答:一场是日清战争,这是日本人的说法,我们称之为甲午战争;另一场是日俄战争。

日本人认为,经过日清战争,“唐化”便告终结了。因此,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甚至也不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改称中国为“支那”。起初,算是国际惯例,中国人还能接受,后来受了神道天下观的影响,就转化为蔑视了,因此,“支那”和“China”有区别。

日本在“二战”战败以后,还称中国为“支那”,引起中国人民反感,中国政府曾要求它改称“中华”。日本人说,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就是“夷”了?这里面既可见他们的思想上还有“华夷之辨”的阴影,也从另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其民族心结。

问:日俄战争对日本文化有什么影响?其影响是不是导致日本发动“二战”?

答:日本人认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日本文化的主体性的觉醒。“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日本人开始对“欧化”进行反思,那还只是从合理性和正义性方面进行反思,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尚未觉醒。可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他们认为,“唐化”不行,“欧化”也不行,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国主义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种“神道天下观”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主体性,使“短小性”的日本文化迅速膨胀为八紘一宇的“世界的世界”文化,以高山岩男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学”,将粗俗的“神道天下观”,提升为一种精致的文化哲学。

问:精致的文化哲学能掩盖粗俗的军国主义的本质,但它却极其危险,毁人亦自毁。

答:是这样的。当日本沿着“神道天下观”的道路逐步迈进时,中国也早已开始了国际化和民主化的历程,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天下了,像元朝和清朝那样,到中国来打天下、坐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国际化的现代中国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国际化的当代日本,只要能从王权主义的天下观里彻底走出来,就能在中日友好中,共同维持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问:日本战后民主改革,从天下观里走出来了吗?

答:客观而言,部分走出来了,因为天皇声称:他是人,而不是神。但日本文化还留着神道的尾巴,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例。神道根柢,在于《古事记》的神话,那是一种神性的文化,而非人性的文化,是一种反人文主义的文化。神话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二战中,日军嗜杀成性,以杀为美,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近些年来,日本政要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其依据的东西本身就是荒唐的。

神性文化带来神权国家,而神权国家就要拥有天下。日本文化要从“神道天下观”中走出来,就要用人性文化取代神性文化,用民权国家取代神权国家,建立一种真正的市民化的“小日本”文化。

(二)反思日本的现代化过程

□袁伟时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记者 柴子文采访整理

问:一百多年的中日战争有三次: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以后历时十四年的战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看待百年来中日的三次战争?

答:必须从文明进展和制度选择的角度,才能看清这些历史现象。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是半现代化国家。而中国的现代化老是上不了路,这样当然要吃亏。

问:为什么日本能在现代化的进程里走在中国的前头?

答: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中日对比,经济上很明显。日本的“殖产兴业”,最初跟洋务运动一样,走国营、官办的路子。但是到了1870年代,它发现此路不通,日本人就走私有化的道路;到188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卖官办企业。结果甩掉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推动了私人企业发展。清政府一条死路走到底。当时好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说得最尖锐的是郑观应,在1870年代就指出,产权属于商人,产品“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必然会想法设法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些话清政府听不进去。1894年完工的汉阳铁厂号称“东亚第一”,但从设备购买开始,张之洞就瞎指挥,一开始投产就亏本。后来不得不交给商办,让盛宣怀来办。但即使商办,那种官僚企业的架构还在起作用。后来也发挥了作用,但始终不是很彻底的现代化企业。总的来讲,大清帝国是走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的道路。官督商办企业带有私有性质,但是很多官办的烙印在里面,效果很坏。

中日对比最明显的还是教育制度。现代化过程没有人才不行。中国是死死抱住科举制,到1905年才废除。青少年把最宝贵的年华用来读四书五经,对管理和建设现代化国家急需的知识一无所知!日本没有学中国的科举制度,很容易就建立起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它所需要的人才。20世纪初成了中国学子留学的首选地。

在政治制度上,日本废藩设县,废除封建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建立了现代的地方管理制度。在这方面也比大清帝国强。

问:日本现代化走在中国前头,但却最终走向自我灭亡,二战后不得不重新开始。这其中有什么教训可为史鉴?

答: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还有两个方面没有现代化,留下了侵略别国、凶狠杀戮别国人民和残害本国人民的祸根。

第一是政治体制方面。它有宪法,但没有真正实行宪政制度,整个政治体制非常的奇特。它有民选的议会,也有内阁,20世纪20年代大体上实行国会支配下的内阁政治、政党政治。但是,军队不是完全在内阁统帅下,并且不断干政;元老也不断干政;整个政治制度以天皇为核心,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专制的体制,没有真正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这是造成它向外侵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大问题是思想理念没有现代化,搞极端民族主义。当然它有启蒙运动,对推动国家的半现代化起到很大作用。但从17世纪开始,就有人鼓吹“日本主义”,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变本加厉,搞“国学”,跟提倡神道结合,就是要排除儒家、佛家的影响,排除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和佛教的影响是最大的。他们要排除佛心、唐心,要树立大和心、大和魂。在明治维新前后,提倡“和魂洋才”、“日本精神”,把原来属于地方性的民间信仰的神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国家神道。还提倡“祭政合一”,神道思想、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笼罩全国。崇拜天皇、信仰神道,在各个地方都建立神社,然后在各地毁寺庙。后来将佛寺利用起来,但是把神道摆在第一位,也利用儒学教育臣民成为天皇的驯服工具。启蒙思想家也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把朝鲜和中国说成是日本人的生存空间,要在日本领导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看成是文明跟野蛮的战争。

极端民族主义对任何国家都是祸国殃民的大祸害,应该以日本军国主义为鉴。

经济上基本现代化、政治上半现代化,思想上极端民族主义,三者结合起来,日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这样情况下发动侵略战争是必然的。这是日本传统意识形态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恶果。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我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声明,都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而没有用法西斯的字眼。这是国际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