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自然气象 (原创)

寒更雨歇 收藏 4 151
导读:农业国靠天吃饭,没有合适的自然气候就无以富强,几千年我国始终“一穷二白”,不是政治家优劣的关系,而是受天候所累。 帖中说多的历史上的事,不知是否可在此发帖,如不合适的话,请版主帮忙代转其它合适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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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然环境而言,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有人统计过,在中国历史里的2117年中,曾有过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以小自耕农为主的我国带来了诸多的灾难和長期的贫穷。

影响我国自然环境的气象,主要是每年夏季从西太平洋菲律宾海漂移过来的气流。这些气流中含有较多的水份,但这也并不能保障当气流漂移到我国时它正好就会形成雨水洒向中华大地。还需要从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吹来由西向东的旋风,把菲律宾海北上的气流升高、降底温度后,其水份才能凝积成雨水。假如这两股气流的锋面在我国某些主要农业地区错过交流的机会,当地就会形成旱灾。假如这两股气流的锋面在某一地区接触的次数过多,又会形成水灾。只有靠这两股气流在我国适时适量的碰头,才能形成风调雨顺的季节。对科技不发达的农业国来讲,碰上个风调雨顺的年头,可谓是值得举国弹冠的祥瑞之象。而如果连续几年遇上旱、涝之灾,不但民心绝望,就连皇帝老儿也会暗暗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家族人员中有谁做多了什么缺德的事了。

自然气象并不以人类的意志来形成和发展,适时适量的雨水可遇而不可求。可是我国的主要农植物又多指望那股气流带来的水份,我们的先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无数次反复祭神拜鬼,垦求老天爷尽量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略施甘霖。遗憾地是我们失望的时候稍微多了一点。

恶劣的气象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许多旱、涝之灾,灾难又引发了无数次动乱。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比较详细的文字记载的改朝换代“武王伐纣”,我们如果隐去其自吹的道德层面的理由外,露出的实质就是“昔周饥(受灾),克殷而年丰”。可见牧野之战,根本就是一场以抢粮夺物为目地的竞争生存之战。“武王伐纣”在历史上的指导意义是,中国历史从此就认可了,当较大群体的民众如果因为肚子饿的原因集体去杀人、放火、抢劫的行为,是一种可以得到谅解而且有些还是值得歌颂的正义行动。

周朝初期尚能统筹全国大事,稳定社会。后来中央政府逐渐失去权威后,全国就开始混乱了。遇上灾荒之年,还比较好一点的诸侯国,决少肯自愿的主动帮助有灾情的诸侯国。要不是很多诸侯国为灾情所迫而不得不重温了他们的先祖武王的“抢”之术,战国时的混战,断不会是如此激烈。战争史上最有趣的事也发生在那年头,混战的各方,因大家都缺粮一一在也实在没地方有粮好抢了的时候,大家发觉再打下去也没有意思了,便相约停战,各自回国种粮食去了。而后来的秦始皇能一统天下,也是与利用了自然灾难的延后困难期有着极大的关系。

公元前235年,一场罕见的大旱灾,使得各诸侯国几乎都是颗粒无收,直至公元前228年,天下均是“大饥”。而秦国得“郑国渠”之利,勉强战胜了那场灾难。在天下大饥、唯秦独富的有利时机,秦始皇屡屡发兵,力降六国。建朝后,秦始皇自称“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把救济灾荒作为朝庭的首要任务。可见只有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中央政府才有可能调集财力支援部分受灾的地区,这也是中华民族“大统一”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地区割据都不会长久,因为一省、一地区难以单独应付比较大一点的灾荒之年。

我国万里长城的建筑地点,也基本上是按自然气象特点设计的。长城以内地区,一般情况下,雨水量基本上能保证农作物的生长。而长城以外地区,雨水量较少,不足以灌盖大面积的粮食类植物。所以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往往无法种植、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这也就决定了游牧民族难以单独应付灾荒之年。历史上,关内、关外的争斗,多是关外来关内抢粮夺物而引发的。

不近人意的“天候”,使我国小农耕者始终处于半贫困的状况。每遇灾荒之年,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迫于生计不得不主动地或被动地转入暴力集团,而暴力集团的兴旺又加剧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这就形成了一个悲哀的循环,贫穷难渡灾荒年,灾荒年又易引发暴乱,暴乱更又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社会也就愈加贫穷。

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始终没有能摘下“一穷二白”的帽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有利于农植物生长的“天候”,并不在于每朝每代政治家的优劣。没有哪一个帝王想把国家搞得越穷越开心,也没有哪一朝君臣能做到人定胜天。在自然灾难面前大家都同样是束手无策。从政治、道德层面上看,我国有许多让后人称道的伟人级别的圣贤雄主,而从经济发展的层面上看,他们留下的能让我们后人感兴趣的技术性话题太少了。

“贞观之治”是我们比较拿得出手的一段历史,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那是个极其美好的时代。但是如果从自然气候上看,“贞观”初期的社会环境极可能很成问题。“贞观元年山东大旱、关中饥荒,贞观二年关中旱饥、天下蝗灾,贞观三年又发水灾”(贞观十一年又闹过一次水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后,其社会经济贫困到什么程度我们应该能想象得出。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有过一次“三年自然灾害”,而这段历史实是悲伤到我们现在、将来都不愿提及的程度了。以今思古,贞观当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贞观之治”能渡过荒年,很大程度是靠隋朝留下的粮食。从权威、道德层面上看,李世民无疑比扬广光辉得多了,而从社会经济层面上看,“贞观”比“隋朝”却又差远了。贞观前期君臣皆贤,人材济济,缺就缺个有利于农植物生长的好“天候”。

我国历史的第一章就是从“水灾”写起,到如今我们还时常因为“水灾”、“旱灾”而感到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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