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也是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发生了三藩之变,其间郑经是参与了的。三藩之变同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三藩(若考虑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贞、孙延龄夫妇、缐国安等人,也可以说是四藩)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于满洲贵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国不得不笼络一部分汉族军阀,而且这次变乱也确实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所以,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


也许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


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本书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