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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学生心不在焉:听歌,读闲书,发短信,交头接耳……逃课也是大学公共课的一大“景观”,“公共课能逃则逃”几乎成了部分学生的信条。大学公共课屡屡上演尴尬场面,引发人们对公共课教育的深思——


要让公共课真正发挥作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关键要提高公共课的教学质量。与此同时,学校也需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激发大家的积极性,让更多的名教授加入到公共选修课教师队伍中来。


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加大大学的公共课的科目比重、提高公共课的质量是必由之路。然而,我国许多大学的公共课教育现状并不乐观。有关专家表示,如果无视现在公共课存在的诸多弊端,最终伤害的是大学教育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日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公共课上的师生冲突事件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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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课屡演尴尬场面


“学生大量缺席老师锁门”、“闻讯赶来的一男生猛踹大门”、“课堂上女学生拂袖而去”……近日,媒体报道的这幕师生冲突事件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某教授的“生态经济与人口环境问题”选修课课堂上,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有关评论认为,这一事件的背后,暴露出的正是大学公共课的诸多尴尬。


据了解,我国大学公共课包含必修课与选修课,大学的公共课服务于大学生素质教育,是专业课的有益补充,能够满足学生多元化的知识需求,完善学生的综合知识结构。然而,许多大学的公共课却正面临集体的“尴尬”和“冷场”。


在公共课课堂上,学生心不在焉地听课的现象比比皆是:听歌,读闲书,发短信,交头接耳……逃课也是大学公共课的一大“景观”,“公共课能逃则逃”几乎成了部分学生的信条。


学生的表现往往影响着老师的教学态度。广西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思政课主管老师莫老师无奈地说:“其实上课哪怕只有几十个人认真听讲,我们都会很有激情,但是遭遇冷场时的心情又有谁了解。”


许多老师在上公共课时,对学生的散漫作风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公共课一般学生人数比较多,师生在课下很少接触,有大学老师就坦言,上了一学期的公共课,只认识两三个同学。老师与学生的陌生感与距离感往往导致课堂上互动很少,一些课堂出现了“软对峙”。许多老师对于学生的出勤率往往也没有严格的要求,从而变相地纵容了学生。


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思想政治课的老师曾经哭笑不得地说,在提交期末作业时,有一名学生竟然抄袭了他发表在某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上了一学期的课,竟然连老师的名字都不知道,抄袭都出现这么低水平的错误。”


可以说,学生学习态度不认真,课堂秩序乱,出勤率低,师生关系不融洽,教学效果差等几乎成了大学公共课的通病。中国政法大学老师与学生间的“冲突”就是这种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公共课教育问题出在哪儿


大学公共课屡屡上演尴尬场面,引发人们对公共课教育的深思。


教育专家称,我国高校的学分导向是影响公共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高校规定,除了专业课学分外,大学生还必须修满若干公共课学分才能拿到学位。由于学分会影响学生毕业和保研、申请奖学金等,许多学生在选择公共课时存在功利性思想,为了某种利益和“不得不”的无奈,使原来开拓视野、提高素质的功能却反而成为了其附属意义。


功利性思想导致大学公共课出现“潜规则”———许多学生在上公共课前,先打探“情报”,如哪个老师评分松,考核不严等;选择选修课时往往首要考虑的,不是专业和兴趣,也不是老师的学术水平,只求拿到高学分,取得高分数。如此一来,很多大学生功利性地选了一些课程,却因为“不感兴趣”或者不认可授课老师的教学水平而频频逃课,或者敷衍了事。


由于对自身水平及课程本身缺乏一定的认识,大学生在选择公共课时往往还具有盲目性。有的学生选课存在“随大流”的现象,结果是一些选修课爆满,而有的课程门可罗雀。而在整个市场经济影响下,学生选课时重应用课程,如工商管理、计算机等,学习起来也相对认真;而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名著赏析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课程往往成了学生消闲解闷的选择。此外,学生选课的盲目性还表现在选择时往往只重老师之“名”,缺乏对自身接受水平的清醒认识,接受困难从而产生畏难情绪。尽管学生在上公共课时由于盲目性选择存在诸多的误区,但是我们很难看到有专门的老师或辅导员对学生提出有针对性、指导性的建议。


此外,高校公共课的设置也往往为人诟病。公共必修课内容陈旧,说教味浓,一些公共课不考虑学生实际水平,“一锅炖”,思想政治课如“夫子说教”,照本宣科等等都让学生视之为“鸡肋”;与此同时,许多学校对教师教授选修课缺乏激励机制,由于选修课与老师考核不挂钩,囿于课时限制课程内容往往延展不开等,许多名师对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拒而远之,水平不高的老师难以吸引住学生;许多教师认为,现在的公共课课程不但数量不够,而且开设门槛不高,良莠不齐。


公共课要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必须要调动学生积极思考、参与讨论,然而高校的大部分公共课都是大班授课,老师学生缺乏互动,交流思考的空间较窄。中国人民大学的秦惠民教授质疑,大课堂的存在“从根本上剥夺了学生发问、讨论的权利与机会”,“如果一个课堂有100多个学生,怎能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