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这个晚上,到云南昭通办事的刘德祥老师正在街上散步,突然从暗处蹿出几个彪形大汉,一面叫着“我们是派出所的”,一面将刘老师扭住,随后就推进停在路边的一辆车内暴打。不明所以的刘老师后被带到派出所接受警方审讯,经过一个旅社老板娘和一个“小姐”的指认,证实刘老师没有嫖娼。此时,受伤的刘老师已无法自行离开。经他再三请求,警方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诊断:左侧一根肋骨骨折、右侧四根肋骨骨折,肺被刺穿,且胸腔已有积液,须立即动手术。(8月23日《云南信息报》)

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当地公安局一位主任称,经他们初步调查,打人的是协警员,不是警务人员。老实说,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又见警察打人,但一调查又是“临时工”干的。最严厉的处理结果也无非是“壁虎断尾”式的清退该协警。而新的协警还会补充进来,协警抓嫖也会继续。只不过,下一个受害者未必会有刘老师这般幸运———想想看,那“小姐”不知被多少嫖客“宠幸”了多少回,要记清每个嫖客的样貌怕是有相当难度的。万一“小姐”一时搞混了,“嫖客”就算有冤也无处诉,被警察或协警打了也就打了,不光打,还得交一笔不菲的银子,否则就劳动教养去吧!

也有人会说,我晚上不上街不就成了吗?但就算你躲在家里,也未必能躲过祸端。8月21日深夜,四川绵阳市南河路某理发店老板邓女士和丈夫已经入睡,突然被门外一阵巨大的撬门声惊醒,三名男子闯入寝室大声喝道:“不准动,把灯打开!”被吓得魂飞魄散的邓女士第一反应就是“遇到抢匪了”。慌乱中,赤裸着上身的她赶紧把丈夫的衣服穿在身上,下身围着浴巾把灯打开。这时一个男子才表明身份说:“我们是城厢派出所的民警,马上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当邓女士向三男子索看证件时,对方的回答竟然是:“你们管不着。”是的,当公民连要求警察先示证再执法都“管不着”时,警察权的恣意妄为就不难理解了。在公民无法对警察执法行使监督权的背景下,再好的老好人,再躲进自己的住宅也不能避免来自警察权的伤害。邓女士可是位众口称赞的好人,她还被推选为首届“感动绵阳人物”候选人。但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已经被警察检查了三次,一个守法的公民被公权力如此戏弄,能不人心惶惶吗?

当然,在制度上,我们对警察弄权,乃至对协警弄权都是有规可制的。先说协警,早在2004年,公安部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对聘用的辅警、协警队伍在三年内全部清退。但事实上,上面提到的云南那档子事不还是“协警”干的?作为一个规避公安部通知的事实是,原来由各地方公安机关聘请的辅警或协警都纷纷改旗易帜,由当地政府聘请,且在经费保障、人员进出上均由地方政府直接负责,但人员的调配与使用却仍由政府授权公安机关管理。如此“专项清理”用“换汤不换药”来形容当是再贴切不过了。部委决策与地方实践的脱钩,再次凸显出制度推行本身存在一个监督的空白。连约束权力的制度都无法监督施行,又怎能期待这一制度能真正发挥约束权力的效用?

而关于入室检查,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明文规定,警察一应出示身份证件,二应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当公民要求出示证件时,警察却说“你管不着”,当然是违法的。可问题在于,警察入室检查违了法,又当如何呢?我们可曾见过相关警察被追究责任的相关报道?

如果说无救济则无权利,那么有权力则必须有责任———与权力相伴随的责任追究不仅应表现在法律文本上,更应体现在执法过程中。当权力被滥用却事实上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与权力相对应的权利也就危险了。(王琳)

来源:东方早报


编辑:梁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