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是的林则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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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1.qq.com/view/pics/8085/8085958.jpg[/img]   林则徐雕塑 国内网人亦忱先生提出,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罪人。文章颇长,语气也很激烈,可惜全无一语说在点子上。他的理由似乎是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是禁烟派,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林则徐本来可以通过与之合作禁烟,却擅启边衅,挑起了鸦片战争。因此,林不是英雄是罪人。 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但我觉得没有转述必要。作者不但对古人的内心世界缺乏了解,将古人“现代化”,以现代标准去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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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雕塑


国内网人亦忱先生提出,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罪人。文章颇长,语气也很激烈,可惜全无一语说在点子上。他的理由似乎是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是禁烟派,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林则徐本来可以通过与之合作禁烟,却擅启边衅,挑起了鸦片战争。因此,林不是英雄是罪人。



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但我觉得没有转述必要。作者不但对古人的内心世界缺乏了解,将古人“现代化”,以现代标准去裁判之,而且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例如他指责:



“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



但据蒋延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



“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其实亦忱先生若看过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纲》,也就不必费神写那篇招来无量辱骂的大作了。两者的史识相差太远,有了蒋评之后,实不必再画蛇添足,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话虽如此,窃不自量,仍觉蒋评或有可以补足之处,何况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方式是什么。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似不能理解蒋用浅近白话写成的大著,因为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忠臣与奸臣




所谓忠臣,乃是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而所谓奸臣,就是蒙蔽欺骗皇帝、“逢君之恶”的臣子。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坏人,前者就是圣人褒奖的“君子”,后者就是圣人谴责的“小人”,两者分界如刀砍斧凿一般分明。



此外还有若干附带涵义:忠臣必须是清官,而奸臣必然是贪官。宋朝以后,似乎这忠奸之分又扩大到了和战问题上,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奸臣,划分同样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古人的是非判别标准,表面上简单明了,其实很模糊,不但有时很难操作,而且会引出灾难性后果。



划定忠臣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如此。忠臣的判定,主要是看臣子在皇帝背离了儒教原则(天理),干出违反皇家长远利益的蠢事来时,是否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以此标准来衡量,则忠臣辈出的顶峰时代乃是明朝万历中晚期。万历是个聪明人,亲政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可惜管闲事的忠臣太多,软缠恶骂,愣是逼得他赌气撂挑子,罢工几十年。



明朝立太子的家法是: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子立弟。那原则是尽量保证把帝位传给大老婆(皇后)生的儿子。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是宫人生的,他从来不喜欢,想把皇位传给宠妃郑贵妃生的儿子(后来的福王),为此迟迟不立太子,违反了祖法。大臣们竟把这事当成“国本”,日日夜夜纠缠皇帝。万历不胜其烦,只好称病不上朝,忠臣们非但不信,还上疏劝告皇帝节欲,隐射皇帝是沉溺酒色的昏君。万历只好接见大臣,表白自己确实有病,并不是装的。这很可能是实话,因为“解放”后挖开明定陵,发现万历是个驼背,而且一条腿比较短,乃是典型的“长恨人间路不平”。但大臣仍然不饶,最后皇帝一赌气干脆从此不上朝不理朝政,罢工几十年,各级官员缺额达三分之二都不填补。官员们只能靠抽签决定升迁。皇帝罢工更引来忠臣们的苦谏、嘲笑和恶骂,什么难听话都骂出来了。万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臣子群起侮辱谩骂的独一无二的君主。



万历年间之所以成为忠臣辈出的朝代,乃是作忠臣不但光荣而且安全。万历懒惰入骨,柔懦贪婪,但极聪明。他看透了苦谏乃是臣下沽名钓誉的捷径,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讪上卖直”,指望的就是被他惩罚后一举成名。所以他绝不成全他们,将侮辱他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更不惩办之,让忠臣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如果他像嘉靖一样强横残暴,则无论他做什么,臣子们都决计不敢说三道四。嘉靖就曾将其生母追封为太后,这同样违反礼法,但嘉靖天性强横,臣子们最后只有让步。



即使是万历那种懒汉懦夫,偶作雷霆之怒之时,臣子们的忠肝义胆也就顿时烟消云散。“梃击案”时,“清议”汹汹,咸指郑贵妃为指使暗杀太子的幕后黑手。他不得不破例召见群臣。御史刘光复不顾他多次喝止,还要大声发言,引得他破例大发雷霆,当场廷杖刘光复。群臣无不吓得面无人色,阁臣(相当于副首相)吴道南竟然吓得栽倒在地,大小便失禁。所以,万历年间忠臣多,完全是懦主骄纵出来的。满清皇帝个个精明强干,这种“忠臣辈出”现象就此绝迹。可笑的是这竟然被如今那些痛恨“满狗”的大汉族主义者当成了“清不如明”的倒退证据。



这“国本之争”足足争了30多年,不仅直接引出“妖书案”、“巫蛊案”与“梃击案”,就连万历之后的“红丸案”和“移宫案”都与此有关,最后更演成如火如荼的“党争”。一方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东林党,自称“清流”;另一方则是所谓浙党、齐党、楚党。魏忠贤得势后,浙齐楚党投靠之,变成了“阉党”,用极度残酷的刑法整死当权的“清流”们。朝野统统卷在酣畅内斗中,却置正在勃兴的努尔哈赤于不顾,终致女真崛起,不可复制。



这公案甚至延续到南明去。崇祯死后,太子下落不明,按祖法应该立最近的皇亲,亦即崇祯的堂弟、福王(亦即朱常洛的弟弟,分到洛阳作福王,后来被李自成吃了)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继位。但东林党人余脉“复社”怕朱由崧报仇,坚决反对,主张立潞王。马士英效何进引董卓入京故事,引四镇军阀为奥援,立了小福王,是为弘光帝。清流们竟去勾结更大的军阀左良玉与之相抗,使得党争变成了武装斗争。左良玉率大军东下和马士英开战,使得史可法独自死守扬州,清军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了江南。



您说从事这些无聊内斗,置真正的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坑了国家的人,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那当然无论哪派都不是好东西。可按孔孟之道,人家争的乃是“大义”所在,“废长立幼”违反了祖训,这可是圣贤之道坚决反对的事,乃是必须以性命殉之的神圣原则,岂能依违两可?



那“贪官”与“清官”的分界也模糊至极。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那意思是说,贪污被制度化,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把贪污除去了,社会也就必然陷于瘫痪。这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



在费正清指出这问题后,国内学者吴思和易中天等人作了进一步阐发,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把它更名为“非典型腐败”。窃以为易先生的更名反倒有误导作用,让读者以为那不是典型做法。



所谓“制度内贪污”的表述仍然不是很准确,应该称为“贪污习惯法”或“腐败习惯法”。习惯法乃是为国家运转所需的不成文法,即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仍然可有许多习惯法,英国的政治运作离开这些习惯法立刻就要瘫痪。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许多例子了:全国必须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选,国王不得否决议会提案,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若谁不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国家政治运作马上就要乱套。



中国的“贪污习惯法”也是这种靠默契形成的习惯法。易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古人所谓“清官”“贪官”之分,其实说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不是如现代人理解的“清官就是不贪污”。如果真不贪污,那他根本连官都作不了,谈何清官?所谓“清官”,指的是“只按官场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收取为维持官位、维持行政经费等所需的最低限度贿赂,以及为使施政不受刁难阻碍而进行必要的贿赂的官员”。这种必需的受贿与行贿就是“必要的贪污”,而所谓“贪官”则是“除了‘必要的贪污’之外还要滥用权力疯狂聚敛财富的官员”。



忠奸两分法的最大恶果,还是在明朝达到最高峰并在晚清和文革时期再度达到高潮的祸国殃民的“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过去被视为“忠奸之争”或曰“清浊之争”。在我看来,所谓“清流”多是教条主义死硬派,而浊流往往是(不一定如此)通权达变的现实主义者。



路线斗争常常围绕着某个孔孟之道(在后世则是某主义)的基本道义原则展开。如前例所示,“废长立幼”违反了孔孟之道,乃是原则问题,所以“清流”们必须誓死反对,而浊流则相对不那么重视道德原则。和战问题也是这样,向夷狄求和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国威,步南宋后尘,必须坚决反对之。“浊流”们则比较尊重现实,看出了自己不是人家对手,还是讲和少吃亏些。但这些人的主张偏离了孔教特别是僵死的宋明理学规定的道义原则,因此天然居于道义下风,从来都是理不直气不壮,唯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就连皇帝也不能免于对背上“赵构式亡国昏君”罪名的恐惧,因此总是清流占上风。



这路线斗争贯串了从宋代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每到民族危机出现时它就要大显神威。清流们的巨大压力使得崇祯不敢跟女真媾和,全力以赴镇压祸延全国的土匪暴乱,终至明社倾覆;晚清的清流自林则徐开始就主张“剿夷”,到甲午战争时清流坚决主战,致使中国承受了惨痛损失;到最后林则徐遗教“民心可用”竟成了老佛爷和顽固派们依靠拳匪对抗列强的指导思想,为此悍然向列国宣战,造成了无从补救的民族灾难。



奉行宋明理学“道德宇宙观”的另一恶果是,道德不但成了决定国策的考虑依据,而且成了遴选考核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对官员只作忠奸清浊两分法,从来不作“能臣庸臣”的鉴定。因为当“清流”并不需要什么过人才干,只需要“坚持原则”唱道德高调,许多废物便得以爬上高位。这种“任人唯贤”的最好结果,便是把史可法那种道德毫无瑕疵但也毫无才干的庸人捧成了南明“首席军事长官”,为他个人也为民族制造了本可避免的悲剧;最坏的结果,便是使得徐桐、四人帮之类废物点心得以弄权作祟,贻害国家民族。



最可笑的是,这种路线斗争不但在过去被理解为“忠奸之争”,在现代也被图解为“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则徐和琦善就分别代表这一白一黑的正反面人物。这冤案本是当时的“清议”(清流们形成的舆论)制造的,但今日仍是“爱国主义”主旋律,不能不令人慨叹传统之牢不可破。




在鸦片战争前,天朝倒确实恩准野蛮人们来和上国作生意,但只能在指定的广州十三家中国商行,亦即所谓“十三行”。外商只能在夏秋两季来十三行内居住,谈完了生意就必须回澳门。即使是在贸易季节,他们也只能住在十三行内,不许随便外出。十三行的“行总”(亦即今日之“老总”)乃是官商之间的中转环节,负责上传下达官府命令与外商的请求。


这种限制并不是出于保护国内经济的考虑。孔教从来歧视商业,认为那是亡国之道。天朝此举,主要还是出自对蛮夷的鄙视以及莫名其妙的担忧,怕鬼子见到中国花花世界起了觊觎之心。因此,天朝非但没有高筑关税壁垒,反倒为了显摆大国阔气,发扬孔教“重义轻利”传统,将关税定得非常之低。这本来有利于促进外贸,不幸的是“腐败习惯法”允许官员们层层盘剥,使得鬼子深恶痛绝。



根据国际惯例,关税都是明码实价标明了的。若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即使税重,鬼子也没理由抱怨,因为那是国家主权。但“腐败习惯法”决定了中方从不公布商品税率,却在每项具体交易时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盘剥外商。于是在卖同一商品时,每成交一次,外商都不但得跟华商谈判,还得贿赂海关官员,实在是不胜其烦。



当时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已经初步做到了价廉物美,应该是有充分竞争力的,但由于这些人为障碍,便迟迟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茶叶拜物教”其实也有三分道理:英国全民喝茶上瘾,本土内又无法栽种,只好向中国进口,造成贸易逆差。后来他们把茶树偷出去在印度试种成功,以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这问题才算解决。可惜后来印度又独立了,于是他们又只好回到“种茶不如买茶”的困境中去。



为了逆转这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向中国出售鸦片。它的成功秘诀,除了成瘾性保证了需求量之外,我看主要还是靠暴利必然刺激起来的踊跃走私,因而得以绕过天朝为正常贸易设置的障碍。但这并非英国政府决策而是民间行为。赵无眠不知道当时英国早就是民主国家了,国策都得由议会讨论通过,哪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样,以鸦片作为征服中国的秘密武器!



这结果便是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道光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节约闹革命”的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就派最能干的大臣林则徐去广州禁烟。由此引发武装冲突,最后导致大众熟知的鸦片战争。



一般英国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事,因为该国乃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19世纪几乎每年都要打仗,据他们自己说这世上就没有他们没打过的国家。鸦片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把人家视为儿戏的事当成巨大国耻,说起来也实在令人悲哀。



我曾对某英国青年提起鸦片战争,他愕然道:“我们还和中国打过仗?我可是一点不知道。历史课没讲过啊?不过那也有可能,这世上就没有我们没打过的国家。谁赢了?我们赢了?你一定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中国那么大,跟俄国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中国?”令我脸上热辣辣的——他还不知道英国人只放了几炮,就吓得广州全体军民投降,乖乖缴纳“赎城费”的英勇事迹呢。



当然,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还是知道此事的。有数人曾向我严厉谴责英国首开武装贩毒滥觞,有的甚至还向我道歉。但那是自由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我在英国看到某本记述鸦片战争的史书否认那是难听的“鸦片战争”,声称那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对待与正常贸易权利而发动的。



这在我看来有一定依据。英国人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达到马戛尔尼在40多年前就向乾隆提过的要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互派大使;开放通商口岸;公布明确的固定的海关税则;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商居住和储货。禁烟不过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而已。



这些要求在40多年后由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在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中再度提出,由带兵北上的全权代表懿律和领事义律交给琦善。此前中英双方已经在广东交过火。英国人觉得在边远的广东打仗不会引起清廷重视,于是北上直捣天津大沽口,果然引起朝廷重视。那照会才算交到了皇帝手上,可惜又给翻译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更多的误会。



蒋延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介绍了该照会,认为“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并未为鸦片贸易辩护,而是指责中方禁烟措施不当:禁烟早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什么不事先声明就突然严禁?要严禁就该先惩办犯法的中国官员,他们才是“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的关键环节。中国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有失公平。就是要惩办外人,也该分别良莠,不应一概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不但如此虐待英国商人,对“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国威仪”。



不能不承认这些指控并非捏造,它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当时林则徐丝毫不知国际惯例、蔑视蛮夷的天朝心态,以及“贪污习惯法”导致的官官相护。



据此,“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这只是漫天要价,外相巴麦尊还给懿律及义律留了还价底线,据蒋延黻介绍:



“(巴麦尊)说:倘中国不愿割地,那末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蒋延黻《琦善与鸦片战争》)



与马戛尔尼在四十多年前向乾隆提出的要求相比,英国人只多开了一条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而这乃是林维喜事件引出来的。



1839年6月20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之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村民发生冲突,捣毁一座神龛,引发斗殴,结果村民林维喜重伤不治。领事义律赶到出事现场,为掩饰真相,他指使另一村民刘亚三给予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换取隐瞒林维喜死因。林则徐觉得案件可疑,于是命新安县知县梁星源查办,结果真相大白。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但义律以领事裁判权为由,同意赔偿死者家属,但拒绝以一人抵死,并要求私自开审凶手(引自《中文维基百科全书》)。



尽管林维喜死于群殴,但林则徐按“杀人偿命”的中国司法惯例,只要求义律交出一个人来,让官府砍了脑袋就行。至于那人是否给了致命一击,或甚至是否参加了群殴,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偿命。这在本质上和“欠债还钱”没什么差别,英国人既然欠了中国人一条命,当然也该还出一条命来。



鬼子当然无法接受这种东方公平观,因此要求实行西式公平审判,使得嫌疑人能享受充分的自辩权利。但中国又不搞这一套,只兴三推六问,大刑侍候,当然鬼子就要以领事裁判来代替中国的野蛮司法。



就连割地要求,其实也不是俄国或日本式领土野心使然。人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来中国做生意不但没有行动自由和尊严,而且毫无财产以及人身安全保障,连个储藏货物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要求割让一个小岛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是不能谈判的,只要中国愿意签订通商条约,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正常贸易环境,则这一条可以免掉。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事实,那就不能不承认,除了前四条符合国际惯例,不能称为“不平等条约”之外,就连治外法权和割地都是事出有因,并不是如官方宣传的那样蛮不讲理。



说这些,不是想替英国鬼子辩护,只是力求做到“舍命求真”罢了。本人不是林思云。我曾经给上述那位记述鸦片战争史的英国作者写信,严词驳斥他的“寻求平等待遇与正常贸易说”。我说,你说的都是事实。我们确实没有平等对待你们。不过,你忘了,是你们找上门来,不是我们去找你们。你们不上门,怎么还会受辱?是否愿意与外国贸易,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中国有充分权利拒绝与英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有充分权利拒绝和她贸易,但英国没有任何权利强迫中国与之建交并和她贸易。这从来是国际惯例,否则国际上还能搞什么禁运?如果您的理论成立,那日本因为美国对之禁运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是应该的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必然的,是疯狂扩张到处寻求国际市场的英帝国主义强加到中国头上来的侵略战争。扩张是鬼子的本性,因此,处于中古野蛮状态的中国迟早要被迫对先进强大的文明国家开放。以中国人不可救药的夜郎心态以及由此导致的颟顸冥顽与彻底缺乏调适应变能力,两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一个古代野蛮国家去和一个现代文明强国较量,正是“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战争结局不问可知。换谁去坐道光或林则徐的位子,结局都不会两样,顶多也就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罢了。因此,责备林则徐擅启战祸,把他谴责为民族罪人,恰如过去盛赞他是民族英雄,坚信他能够而且已经打败英国强盗一样,都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二、 英国人的真实意图




讲完有关真实中国的一点背景知识,不能不顺便澄清一下英国人的意图。由于几十年长期的欺骗宣传,国人历来以为英国人亡我之心不死。八年前我和赵无眠先生辩论,他就以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灭亡中国而发动的。一位钻研历史的学者竟然会有此严重误会,不能不让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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